公安追查的「Z書記」，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W姑娘把Z君和我，定為這個組織的重點發展對象。她家住原新安巷45號一棟老式木結構兩層樓房的樓上，距離Ｚ君工作的印刷廠很近。某天在她家聚會，便特地邀請Z君參加，介紹與那幾位青年認識。幾個幼稚、莽撞、對「群眾專政」天羅地網毫不知情的年輕人，全然不顧一板之隔的鄰居是否在偷聽，便大發議論，大放厥詞，抨擊時政。
Z君性格內向，沉默寡言，從開始到快結束時，一直坐著聽。最後，禁不住W姑娘一再慫恿，勉強講了幾句，一夥人竟鼓掌歡呼：「Z書記作總結報告。」
公安接到密報，一聽「書記」都有了，這還了得，肯定是條大魚！於是，順籐摸瓜，發現我與「Z書記」過從甚密，經過跟蹤確認，調查研究，便率先突破我這個「一江之隔」的「薄弱環節」。如果我採取合作的態度，這個案子便十拿九穩了；如果我不怕死，不合作，立即秘密逮捕，關押起來，再尋找另外的「薄弱環節」，待破案後一併處理。那年頭，政府「密捕」一個人，可以隨便藉個由頭，或者散佈一些謠言，絕對不會引起這個正在籌建中的組織震動。
我承認，當年我的確「怕死」。20出頭不多，人生剛剛起步，對「美好的未來無限憧憬」，哪裡會想到遙遠的「死」呢？
對我的人生來說，真是一場大不幸！向公安投降後，成為他們利用的工具——線人（又稱「眼線」，長沙話叫做「公安局的眼鏡」），成為極權統治的幫凶，雙手粘滿了人民的鮮血，引起良心責備，終身痛苦和悔恨。成為線人後的「副產品」是，深入了虎穴，得到了許多中共濫殺無辜的秘密資訊。
人的命運不是「個人奮鬥」所能左右的，天意如此，神的安排，個人無力抗拒。惟有在這種安排中，順時應勢，儘自己最大的努力，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補償。歷盡滄桑，九死一生，終於熬到今天，再不說出來就有可能把這些秘密帶到火葬場去。因此，置個人榮辱、生死於度外，將中共隱瞞了半個世紀的殺人秘辛公之於眾。——即楊小凱先生在《中國政治隨想錄》中所說「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的、長達數十年的、黑暗中的持續大屠殺。
接下來就進入了「破案」 程序。按照公安的部署，我頻頻與W姑娘見面，很快，她把一號頭目W君、二號頭目S君的計畫原原本本告訴了我。有一次，W姑娘遇到Z君笑著說：「陳沅森原來是個木腦殼，敲都敲不醒，這一向覺悟了，積極多了。」——W姑娘這句話證實了當年我確實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她用些什麼語言「敲」我，「敲」了多少次？沒有一點印象。
說實話，開始干「秘密工作」，「新鮮感」特強，很刺激，很積極。而且，有一種幸運感，搭幫在河西工作，公安才選中我，挽救了我，否則，這輩子就完了。古往今來，每一個人的靈魂深處，都潛伏著一種被主流社會認同的強烈願望，都希望被主流社會接納，讚賞。年輕的我，毫不例外。每次與公安見面，受到表揚鼓勵後，心裏都產生一種激動和感謝，立志把這「一百多斤碳水化合物」獻給黨算了，為建成社會主義這座大廈添磚加瓦，感到無尚光榮！
為了把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培養成特務統治的線人和工具，中共不擇手段地進行洗腦。在毛澤東時代，「出賣」一詞被「匯報思想」、「向黨交心」和「檢舉揭發」等黨文化中的「褒義詞」代替了。「出賣」，不再侷限於人際間的恩怨情仇，不再受道德良心的譴責，反而被官方推崇為「高尚的革命情操」、「無產階級的革命感情」、「考驗立場堅定與否」和「對黨忠不忠誠的標準」；是生存和獲得認同、讚賞的機會，是靠攏組織、爭取進步的跳板，是自我感覺融入主流社會的渠道；上樓去梯，落井下石，栽贓誣告，陰謀構陷，互相撕咬，反目成仇，置他人於死地以求自保……在「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舞台上，成千萬上億樁出賣，演示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卑鄙、最惡劣、最醜陋的成千萬上億出人間悲劇，敗壞了整個中華民族的道德。
W姑娘安排這個組織的發起人、一號頭目W君與我見了面。暑假期間，W君特地到河西我家走訪了一趟。我與父親商量後他去走親戚迴避了。我準備了較好的飯菜（那個年代物資匱乏，能留客就餐就是最大的人情，飯菜無法做得豐盛），與W君作竟日談。
高考落榜的W君來自農村，見解獨特，口才很好，滔滔不絕地歷數中共罪惡，幾乎把我驚呆了。不知他從哪裡蒐集來那麼多資訊和資料，對大躍進後各地餓死人的情況很清楚。許多從前我想都不敢想的問題，他都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那個年代資訊閉塞，對中共的認識哪有現在這樣清晰？當年W君看得那樣深遠，完全可以稱得上先知先覺。說實話，我就是從他對中共的分析中，開始有所覺醒的。但是，我盡量壓抑自己，絕對不能苟同「反動言論」，要站穩立場跟黨走。
W君頗具領袖氣質，號召和鼓動能力很強，確實是個優秀人才。但想到他「反黨」，又恨他，這樣的人「不優秀」罷了，一「優秀」反而對社會主義不利。有時也產生惻隱之心，想到他不久將要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心中充滿了負罪感。總之，心情矛盾得很，一時站在正面，一時又站到了反面。還設想，將真相告訴他，讓他們馬上偃旗息鼓。但再一想，無濟於事，照樣會遭到逮捕，並連同我一起判刑，我還可能比他們判得重些。有時又責駡自己，太自私，太卑鄙，但隨即又原諒了自己，即使我不當這個卑鄙角色，公安也會脅迫另一個「薄弱環節」取而代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W君他們覆滅的命運，從一開始就注定了。
後來又與第二號頭目S君在市內一家餐廳見了面。見面的氣氛十分神秘，在約定的時間大家從不同方向走到同一餐桌坐下後，由W姑娘點頭確認「這是個可靠的人」，才開始談話。S君是湖南師範學院的大學生，與他見面的時間很短，談話不多，印象不深。想到他不久即將失去深造的機會，不能取得大學畢業文憑，感到非常惋惜。30多年後，偶爾聽到他的名字，在一家工廠做木模工。
不幸的是，這一切全在公安的嚴密監控之中。預約見面的時間、地點，至少是一週前商定的。每次會面的當天晚上，我都要寫好匯報材料投入郵筒。不知郵局對寄給公安的平信有沒有快遞規定？我發現公安能很快收到我的信，沒有一次失誤。因此，一週之後，再與這些青年會面時，我深信，必定有公安在某個隱蔽的角落監控，甚至竊聽。見面談話時我從不左顧右盼，避免分散注意力，以免引起雙方（指公安和「搞組織」的青年）懷疑。有一次，我們從原新安巷45號下樓，在門前告別時，我發現一位見過面的公安便衣站在五步遠的地方，背對著我們抽煙，顯然，他在張著耳朵聽。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警惕性不高的人，哪能發現這個外貌普普通通的人是公安便衣呢？
與公安打交道，實質上是與「老虎」打交道，一定得小心謹慎，絕對不能耍小聰明，陽奉陰違。第一，不能說謊，既不能隱瞞包庇，也不要添枝加葉，如實地匯報。公安規定匯報材料中只敍述過程，記錄每人的原話，不添加任何評論和個人意見，以免影響他們的分析。第二，強制自己高度保密，即使在最要好的朋友Z君面前，也不露半點口風。否則，既不能自保，也不能保護他。
由於謹小慎微，兢兢業業，所以直至結案，公安綜合對每一成員的審訊，沒有發現我的匯報有任何虛假失實之處，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雖然同情W姑娘、W君和S君等人，但當年我認為他們「應該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不但不能怪我，還連累了我。對於Z君，則一定得設法拉一把，並非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學，而是他和我一樣，確實沒有搞「反革命」組織的初衷。
於是，當案情發展到一定深度時，就出現下面幾句至關重要的對話。
我趁天雨，深夜與他在小街上步行時（室內擔心竊聽）對他說：
「W姑娘已邀請我加入他們的組織，你怎麼辦？」
「你參加嗎？」Z君反問我。
「你別管我，各人對自己負責。」我回答。
「怎麼各顧各呢？要加入，一起加入嘛。」Z君大惑不解，還在「重友情」。
「當然只能各顧各，這是要殺頭坐牢的呀！」我提醒他。
膽小的Z君震撼了，沉默了一會兒，堅定地說：「我不參加！」
「對啦！」聽到這句我需要的話，情不自禁地跺腳稱讚他。
這裡一共七句對話，在當晚的匯報材料上，刪繁就簡，只出現第一句和第六句。有了「我不參加」這四個字鋪底，就足以使當初公安誤認的「Z書記」得到解脫。果然，破案後Z君只關押一個多月，就無罪釋放。——公安當然不會完全相信我的匯報，須從當事人的口供印證，也需要所有涉案人員相互印證；再者，「Z書記」曾作過「一次總結報告」，還得「榨一榨」，如確實沒問題，最後還要「教育教育」。
提醒Z君的做法是冒犯公安的，風險很大。公安要求線人盡量把對象的話引誘出來，怎麼可以通過提示讓他縮回去呢？因此，這種「不忠於職守」的小把戲，不可多玩，在整個案件中，僅此一次。
若干年後，Z君輾轉聽到我曾經當過公安局的「眼鏡」，欲與我斷交，我讓他回憶當年的上述對話。由於在獄中多次抗辯，「我不參加」已深深植入Z君的腦海，我引導他的話已經忘記了。我開玩笑說：「如果當年我說，這是個好機會，我倆趕快參加，將來會拜相封侯，你參不參加？」——Z君這才回憶起「我不參加」既是他當年的真實心態，也是我引導的結果。
（7）「怎麼都出佈告？這麼多！」
公安破案大多在「五•一勞動節」、「十•一國慶日」或新年的前一、兩天。大約是9月29或30日，這個「反革命組織」就「收網」了。這個組是否命名？是否正式宣佈成立？一共有多少人參加？抓捕了多少人？是否有綱領性文件？搜查到了多少證據？還有沒有別的「薄弱環節」？W君、S君各判刑多少年？……我不敢過問，至今都不知道。
說到證據，當年「以言治罪」，「反革命」案件的證據非常簡單，只要有人舉報你說過共產黨、毛澤東的「壞話」，「惡攻」（惡毒攻擊）罪名就成立。無論有無文字憑據，也無須舉報人出庭作證，就可判刑。
使我大吃一驚的是，L公安不小心透露了一個絕密資訊。
破案一、兩個月之後，某次見到L公安，他興奮地告訴我：「案子已經結了，都判下來了。」從他臉上的喜色我領悟到，破案這樣乾淨利索，他們受到了上級的表彰。與公安打交道的潛規則是少問，不該知道的就不要打聽，問得越少越好，甚至不問最好。因此，我沒有問「W君判幾年？」「S君判幾年？」……但我隨口問了一句：「怎麼沒看到出佈告？」興奮中的L公安敞口而出：「怎麼都出佈告？這麼多！」——話一出口，他便知道失言了，想掩飾已來不及，我趕忙把話題岔開，裝著聽了不在乎的樣子。
暗地裡，我大吃一驚！我問「怎麼沒看到出佈告？」很自然，因為當年我和廣大群眾以為所有的「反革命」案件，都要「昭告天下，以儆傚尤」；戰鬥在一線的L公安回答「怎麼都出佈告？」也很自然，因為破獲「這麼多！」「反革命」案件不出佈告，已成定規，他們早已習以為常了。
這是我第一次獲悉「反革命」案件「這麼多！」。
L公安這一「說漏了嘴」非同小可。因為專制政權封鎖消息，當年大家只知道發生了幾樁零星的「反革命」案件，逢年過節也可以看到幾張「對廣大群眾具有教育意義」的「典型案件」的佈告，誰也不知道有「這麼多！」 2003年讀到楊小凱《中國政治隨想錄》中「多如牛毛」四個字，我立即聯想起L公安說的「這麼多！」三個字加一個驚嘆號。相隔40年的兩種說法相互印證，都是可靠的。﹝注10﹞
「反革命」案件「這麼多！」，證明中共已民心喪盡，喪失了繼續執政的道義性；法院判決的案件不出佈告，說明法律的虛偽性和執法的非正義性。在這種無聲無息「政府行為」的掩蓋下，從1951年到1997年到底破獲了多少「反革命集團」？判處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殺戮了多少「反革命」？我想中共內部，乃至高層，恐怕都是「一團漆」。他們不用統計，也不需要統計，按照一位公安說法是：「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辦幾個勞改工廠，勞教農場就是。」——當然，以上思考和分析都是後來才得到的。
破案後不久，我接到通知，X月X日中午12時去火宮殿二樓小餐廳。我按時到達，一位小公安先我而來，原來是首長請吃飯。稍等了一會，由Y副局長（胖子）帶隊，所有與我見過面的公安都來了，一一熱情握手。那次到學校來抓捕我的「黃黑色國字型臉膛」也來了，滿臉笑容，握手特別有力。Y局長仍然是那麼大喇喇的，一屁股坐了首席，然後把我拉在他的身邊坐下……
席間，Y局長表揚道：與黨和政府密切配合，為社會主義事業，為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立了新功，非常光榮。臨了，Y局長示意，小公安遞過來一個信封，我沒接，他放在我面前，說：
「這是給你的獎金。」
我搖搖頭說：「這個不能要，我有一份工資，不能拿另外的錢。」 ﹝注11﹞
公安們便七嘴八舌勸：「過河錢，河過錢，花了不少。」「還有買信封、郵票的錢。」「辛苦了，跑了許多路，收下吧」……
我推辭再三，誠懇地回答：「不是為了錢，為社會主義事業作點貢獻，是應該的。」
見我拒絕的態度非常堅決，最後，Y局長微笑著注視我，點點頭，輕言細語地慢說：「收下吧，別嫌少。」
首長開了口，再不收下，便有「過分矯情」之嫌。Y局長語輕言慢，內涵豐富；眼神深不可測，令人敬畏。為了表示「聽黨的話」，我身不由己地伸出手，把信封抓在手裡。
乘小火輪過渡時，從信封裡抽出來數了數，6張5元的嶄新鈔票，便有些生氣。父親的一位「右派」朋友倪老先生，是位虔誠的基督徒，曾拿來一些小冊子，其中有一本介紹耶穌的生平，我讀了，很受感動。耶穌是被猶大出賣的，正是30個銀圓。今天，公安獎我30元（當年相當於一個青工一個月的工資），不是具有諷刺意味嗎？少一元、多一元都可以，萬萬不能接受這「出賣朋友的30元」。
怎麼辦？
我有一個習慣，遇到問題喜歡躺下來獨自思考，求得解答。一是半夜醒來時深思，一是躺在青草坪上仰望藍天白雲凝想。深更半夜，一覺醒來，萬籟俱寂，沒有干擾，此時捫心自問，便可良心發現；風和日麗的日子，獨自躺在青草坪上，在大自然的懷抱裡仰望藍天，深邃莫測，白雲蒼狗，變幻無窮，容易理清頭緒，求得最佳解答。
當時天氣很好，我便不忙著回家，漫步到離渡口較遠的堤岸，躺在青草斜坡上凝思，想把這些鈔票撕得粉碎，扔進水裡……忽然記起曾拾過一張5元錢，拾到時心中一陣竊喜，過後又想，丟了錢的人好心痛……鈔票是沒有罪的，何不把這些錢一張張扔到湘江裡，漂流到遠方，讓偶爾拾到的漁翁、婦人、孩子高興高興呢……對！就這麼辦，這叫做「製造快樂」。
於是，我翻身坐起來，把一張張鈔票搓成團，扔進流水，目送它們漂著，漂著，有的沉入水裡，有的一直漂到看不見……
製造了六樁快樂，自己的心境也平和了，才慢慢起身回家。(待續)
[注10] 楊小凱判刑十年在岳陽建新農場勞改，與眾多「牛鬼蛇神」廝混在一起，獲得的資訊是可靠的。見楊小凱遺著《牛鬼蛇神錄》。
[注11] 當年規定，在一個單位工作，不能拿另一個單位的錢，否則便是投機倒把。見我的自傳體中篇小說《笑泯恩仇》（14）（15）《夜戰「打擊辦」》上、下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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