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太乙是林語堂的次女，曾在美國耶魯大學執教,後任《讀者文摘》中文版總編輯。她在自傳體散文《女王與我》中,回憶了他們一家在上海期間的生活，讀來親切、真摯、感人。
● 橡皮擦
我六歲時入上海的覺民小學一年級，好像整個人都變了。我不再是自由自在的「戇囝仔」(家裡人這麼叫我)，而變成用上海話發音的林玉如，學校裡的人連名帶姓這樣叫我。
母親給我買了書包，裡面有練習簿、拍紙簿，我都在上面寫了「林玉如」三個字。有一管木尺，還有個木匣子，把蓋子滑出來，裡面有兩枝鉛筆和一個鉛筆刨。我高興得不得了。筆管是黃色，六角形的，一端有一粒橙色的橡皮擦用鐵皮鉗住。我用鉛筆刨把鉛筆刨得很尖，一卷卷的木屑和鉛末，都收在自己折的紙盒裡，捨不得扔掉。我帶著書包上學，自覺很神氣，我是不折不扣的小學生。
但在學校裡做什麼都要記分數，令我大吃一驚。不但如此，還要評等級，六十分以下為不及格。我的功課雖然不至於不及格，但我很要面子，很想得滿分。教室牆上貼有一張表格，成績優良的學生的名字後貼一粒紅星，紅星最多的學生，學期結束時有獎可領。
於是我嘗到競爭的滋味，結束了我有生以來六年的無憂無慮的生活。我很用功，但不免會寫錯字或答錯問題。錯誤發現得早的話，有個救星，那便是鉛筆一端的那粒橙色橡皮擦。起初，它還管用，雖然擦得不乾淨，但馬馬虎虎過得去。但是越用越糟，因為它蓋了一層鉛末，越用力擦，紙頭變得越髒，甚至擦出一條條橙色的怒紋。用口水試試洗掉。大錯特錯！這樣一來，鉛筆的墨跡和橙色的條紋都染在紙上變成一團大污跡，再別想弄掉！
我把我的煩惱講給爸爸聽。他書桌上有一塊橡皮擦，他說，「你用這個試試看。」哎唷！那塊橡皮真好！把鉛筆字擦得一乾二淨，一點痕跡都不留！爸爸說，那是專門畫圖的人用的橡皮擦。我說，給我好嗎？爸說，你要的話，放學以後跟姐姐去文具店買。但是你在長大，要自己開口，不能樣樣靠姐姐說話。
這對我又是大考驗，因為我在家裡雖然話很多，在陌生人面前卻很害羞，也沒有買過東西。但是為了那塊橡皮擦，沒有別的選擇，只好手裡捏著幾個銅板，跟姐姐去文具店，聲音小得像蚊子一般對店員說：「我要買塊橡皮擦。」店員指著玻璃櫃裡陳列的各種橡皮擦問我要哪一種。我認出我要的那種，他取出，我給他錢他交橡皮擦給我，交易順利完成。我如釋重擔，買東西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難，跟陌生人講話，他也不至於把我吞下去！
我有了塊中用的橡皮擦，生活輕鬆了許多。寫錯字，答錯問題，可以把錯誤擦得一乾二淨，給我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
● 母親的肉鬆
小時候，有一段時間我們住在上海靜安寺附近的柳迎。那是個弄堂，一排排兩層樓的房屋建造得很密。母親會從樓上窗子俯身窺視住在對面的「廣東仔」打麻將，或嫌他們的留聲機開得太大聲，放出的「廣東仔」戲真難聽。隔壁住的是「福州仔」，「福州仔」做的肉鬆和廈門人做的不同，母親不愛吃。我們是廈門人。的確，除了廈門人之外，母親對別地方的人都存有疑心。
母親少年時最愉快的記憶,就是在大廚房裡和姑嫂姐妹們一起做肉鬆。家裡人多，過年過節時還要送禮，一做起肉鬆就要買幾十斤豬肉，大家忙得團團轉，邊做邊聊天，笑聲連連。肉鬆不容易做，考驗女人的細心、耐心和技巧。門門是學問，如果炒得太久，肉炒焦了會發苦味。炒得不夠干，吃起來就不夠鬆脆，外公家的肉鬆又香又脆，是極品，親友嘗了都讚口不絕。等肉鬆冷卻之後裝在鐵皮餅乾盒裡，儲存多久都不會壞。
親戚從廈門來，總帶許多吃的東西給我們，常有龍眼乾、鐵觀音茶、扁魚乾和外婆囑家裡的女人做的肉鬆。母親收到了，好像回到娘家一樣。她把肉鬆像寶貝似地收起來，偶爾才挑幾茶匙出來讓我們拌稀飯吃。後來大舅的女兒桐琴、舜琴到上海中西女塾讀書，因此我們收到的肉鬆加倍，是大舅母託人帶來的。肉鬆不但彌補學校裡的伙食，也減輕桐姐、舜姐思鄉之情。這對姐妹長得像兩朵玫瑰花，卻不善適應上海的環境，上海話也講得不好。中西女塾校規很嚴，她們一個月才可以出來一次。
1938年，我們舉家要去美國。外婆知道了，就託人送來肉鬆讓我們帶去美國吃。父親說，去美國別的可以帶，卻不可帶肉鬆。母親不相信，大聲問：「怎樣使(不能)帶肉鬆？」
「美國海關不准外國肉類進口，說是怕有細菌，帶進傳染病。」父親說。「肉鬆怎麼會有細菌，帶傳染病？」母親驚叫起來，一時動搖了她去美國的決心。
這時，舜姐也已經結婚，夫婿是北京人宗惟賢，他是駐紐約的副領事。他回來省親時遇見父母，這門親是母親做的。舜姐和惟賢是一見鍾情。舜姐離上海時大家很傷心，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面。誰也沒想到過了一年，我們也到了紐約。我們又相聚，高興得不得了。母親和舜姐又做起肉鬆來。她們花了整天工夫，切肉去皮去筋，用文火慢慢地燒，慢慢地炒，炒得滿屋香味。那鍋肉鬆香脆無比，我們都說和外公家裡做的一樣好吃。
現在母親已作古，舜姐已經是八十歲的老人，我每次見到她，她都會提到做肉鬆那回事。我們的回憶都和肉鬆拌在一起，外公家的肉鬆是用細心、耐心和愛心炒出來的。
● 鄧波兒與我
剛從香港搬到華盛頓來住的時候，我們買了一架電視機，發現有五十多個電視臺可收看。後來我發現有幾家電視臺經常播出舊電影。有些三十年代的電影，突然帶我回到上海，天真無邪的童年，使我想起許多淡忘了的事。
我對一部叫做「小上校」的電影特別欣賞。秀蘭和一個叫做比爾羅賓遜的黑人手拉手在樓梯上上下下跳踢踏舞的鏡頭給我印象很深。小時我夜裡做夢，常夢見自己跟著她跳舞，醒來之後，察覺自己在遙遠的上海，與她相隔一個大海，何況人家是大明星，哪裡有和她一起跳舞的事，不覺失望、沮喪。惟一接近這個偶像的辦法是收集她的照片。我在愛文義路覺民小學唸書，每星期六，十二點放學，校外就有小販賣電影明星的照片，胡蝶、陳燕燕、王人美等等的照片我都不要，我只要秀蘭鄧波兒的照片。有一種是要泡在藥水裡，照片便會慢慢在白紙上出現，我常買這種；回家後找個飯碗，加入藥水放在地上，蹲著全神貫注地看，不久，秀蘭的影子就像魔術般在紙上出現。有時她是穿著軍裝在向我行禮，有時她穿著白色貂皮大衣，白襪白鞋，微笑向我招手。我看得眼睛發呆之後，使把照片收在一個鐵皮香菸盒子裡，一有機會便拿出來看看，那些照片比什麼都寶貴。
我還沒有念完五年級，就跟著父母前往美國。我們在洛杉磯停留幾天時，父親有個朋友竟然安排我們三姐妹和秀蘭鄧波兒見一面，那位朋友帶我們去好萊塢一家片場裡，在一幢精緻的小洋房前等她。十點左右，來了一輛長轎車，裡面有秀蘭本人、她母親、兩個保鏢，一個保姆。秀蘭就像她的照片裡一樣，向我們招手。她笑瞇瞇地和我們一一握手，還說了幾句中國話，那是她演「偷渡客」的時候學到的。我一心要跟她說我是多麼喜歡看她的電影，但是我不會講英語。我眼巴巴看她照完像便被人擁走了。
隨著時間消逝，我對秀蘭的興趣漸漸減少，甚至忘記了她。沒料到有一天，一位鄰居太太跑來說，「你想見秀蘭鄧波兒嗎？捷克大使館下星期舉行國慶大酒會，秀蘭會參加，我有幾張請帖，我們一起去！」
我高興透了。但是在赴會那天早上我突然驚醒，自問，「為什麼秀蘭要參加捷克國慶酒會？她和捷克有什麼關係？」我趕緊跑去找鄰居。
「哎唷，你難道不知道？秀蘭是美國派駐捷克的大使？」鄰居說：「秀蘭本事大得很呢，她1950年與查爾斯·白萊克結婚之後就退出影壇，從事社會工作。現在是駐捷克大使，聽說官邸是一座有六十五間房間的宮殿。」
我回家，感到很不對勁。也許我對秀蘭太不公道了，但是我不免會帶著懷疑的態度看她，想判斷她到底是個真有本事的外交官，還是個善於在官場打滾的名伶？童年的回憶不要去攪亂它。
「我不去了，」我打電話告訴鄰居，「我寧可抱著小孫女在電視上看秀蘭的舊電影。」這樣，本來已經淡忘的天真無邪的時光，可以原封不動地搶回來。
● 父親的「發明」
父親自從23歲起就夢想發明一架人人無須受訓練就會打的中文打字機。關鍵在於重新把漢字分類——不用康熙部首——進而發明一個便利的鍵盤。1931年，父親36歲時，他以為已經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他從上海到美國去和工程師研究打字機的設計，回國的時候錢用光了，口袋裡只有三毛錢。他沒有製造模型的本錢，但是他唸唸不忘這個夢想。
1947年，由於他寫了好幾本暢銷書，有了幾萬美元的積蓄，他以為足夠製造打字機的模型，於是便開始積極進行。
問題層出不窮，每個零件都需請工程師繪圖，以人工製造，開銷越來越大，遠超出他的估計，但是既然已經投資這麼多錢，實在不能半途而廢。模型造好之後，由我練習打，按照父親發明的「上下形檢字法」，只需按三個鍵便可以打出一個字，比起當時商務印書館的笨重難打的打字機，實在方便得多。
父親開記者招待會，各大報以大篇幅刊出「林語堂發明中文打字機」的消息，我們家並且一連開放三天，歡迎各界人士來參觀。語言學家趙元任說，「這是個了不起的發明。」
1948年，美國默根索拉排字公司和父親簽約付了父親兩萬美元，取得獨家研發中文打字機的權利，但是由於中國內戰，沒有進行製造。父親發明打字機背的一身債要許多年以後才能還清。他從不抱怨，從不後悔。「人要有夢想，才會有進步。」他說。三十年後，計算機時代開始，父親研發的「上下形檢字法」和鍵盤，被臺灣神通公司採用為計算機輸入法，父親的夢想終於實現了。
父親一直到老，心裏都充滿夢想，覺得世界是美好的。對我來說，他是最好的父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