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名高官選擇自殺身亡。日前，媒體報導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第一副會長張舟，在家中靠近窗戶的暖氣管上吊身亡。這位52歲的副部級高官的自殺，據傳是與"工作壓力大及精神狀態不好"有關，"他患有憂鬱症，自殺前兩天已寫下遺書"。8年前，44歲的張舟任新疆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此後官運平平"，2005年赴北京出任貿促會副會長、黨組書副記。在北京，他總覺得待遇還不如新疆，生活不習慣，看病不方便，地處鬧市的住房小。近年貿促會被揭露多起腐敗大案，主管幹部的張舟面臨的壓力很大。張舟自殺當天，上午還會見外賓，中午在辦公室如常活動，下午回家還叮囑司機晚上送他去參加一個宴會，傍晚司機前往他家時發現他已身亡。
張舟的自殺，再度引發人們對官員自殺原因的探究，官員自殺已成為一種不容忽視的社會現象。
中國大陸最近發生多起高官自殺事件。官員自殺，大陸媒體一般都不會作報導，僅從有限的報導看，官員自殺的有：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史久武2006年1月跳樓身亡；河北省唐山市國土資源局開平分局副局長趙俊文，2006年1月從辦公樓窗口墜下身亡；重慶市大足縣人事局副局長李福多，2006年1月在家中自殺；湖南省副省長鄭茂清2005年12月割腕自殺未遂；履新不足3個月的吉林市副市長王偉，2005年12月懸樑於家中；黑龍江省檢察長徐發2005年8月從9樓高的家中陽臺跳下身亡。
這之前有：江西省中共上饒市委書記余小平在家中自縊，中國銀行益陽分行行長朱國勛在看守所自殺，河南省地稅局長謝應權在辦公室自殺，浙江省金華市金東區司法局副局長王建湄跳樓自殺，山東省公安廳副廳長萬國忠畏罪自殺，還有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長、福建省福鼎市質監局長、湖南省橫東縣教育局長、河南省新鄭市市長、甘肅省涇川縣縣長……
毫無疑問，官員自殺大部分是涉嫌貪污腐敗，自知無法逃避法律嚴懲而心理壓力過大，或者企圖中斷查案線索而保護既得利益者，於是選擇了自殺。官員自殺引起人們廣泛關注，是出於官員身份的特殊性和公務員本身的公共性。有趣的是，自殺的官員所從事職業的工作範疇，往往是被稱作當今腐敗"高發區"、"易發區"，市長縣長、銀行行長、公安局長、國土資源局長、人事局長。當今官員腐敗多如牛毛，在公眾心目中的官員整體形象就是"敗壞"，可謂官德坍塌，見官就罵。因此，對官員自殺的條件反射，對官員非正常死亡的第一反應，人們往往認為肯定與腐敗有關。在腐敗成為一種默認值時，官員一旦自殺，對該官員的道德懷疑，幾乎成為公眾的一種集體無意識。
也有冤枉的
其實，非正常死亡的官員中，有些確實與腐敗無關。官員也是人，也有"心理疲勞"的時候，脆弱的心理素質而最終導致自殺。今天的官員面臨多方面的"發展與責任"的壓力。有官員說，他最耽心群體上訪事件，處理不好就影響官職升遷，而這上訪事件說發生就發生。有官員說，他最耽心礦難、颱風、洪水、傳染病，半夜睡夢中電話最驚心，這些事一旦發生，一有閃失就難保明天還在領導位子上。來自各種人際關係的壓力，來自社會各種誘惑的壓力，來自家庭妻兒的壓力，來自工作失誤而道德自責的壓力，官員也難免會焦慮、愧疚、煩惱、鬱悶。把官員自殺，下意識地全部視為貪污腐敗，是這個社會的不幸──官員信任危機成了一種氣候，國家機關的公信力太弱。
知情權是信息社會中人的基本渴求，特別是官員的非正常死亡，如果不公開，更會引起公眾疑慮，帶來傳言紛紛。湖南省望城縣楊姓中共縣委副書記在電信大樓跳樓身亡，當地嚴密封鎖消息，翌日宣傳部下令不准傳媒採訪，事情往往適得其反，他的死愈加神秘，反而引起人們好奇心。網民眾口一詞咬定楊之死與腐敗有關："鐵定是貪污犯，為保全上面領導，自絕人民"，"遭人滅口了吧"……而後縣委通報說楊的死因是"生病不堪折磨"、"純屬意外死亡"，根本就沒有網民相信此說。
對官員自殺，要麼捂著不准傳媒披露，要麼草率過早輕下結論，這是問題的兩面。官員自殺了，首先要將官員之死的情況當即向公眾披露。而後，當局應該廣泛聽取公眾對自殺官員的評價，即使是"腐敗嫌疑"也應該千方百計將案件查下去，不能一死百了。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長李海留下遺書後自殺身亡。雅安當局很快對李海的死亡作出結論：李海因病痛折磨，對戰勝疾病，搞好工作缺乏信心，心理素質脆弱，於是選擇輕生。不過，半年過去了，四川中共省委書記張學忠在一次講話中，對李海之死作出相反的結論。他說："雅安公安局長收了黑錢，跳樓是自絕於人民。"這就很被動。該查出的問題還要繼續清查，該追究的責任還要繼續追究。如果不追究，有些腐敗者就是以自殺掩蓋自己的其它問題，甚至保護其同夥。
早些年，香港警務處助理處長張之琛跳樓自殺，當局旋即公布死因，絲毫沒有引起公眾的疑慮，媒體紛紛從臨床心理學角度解釋原因，這反映香港公務員的道德形象令百姓滿意，官員得到公眾的理解和同情。什麼時候中國大陸也能如此，這才是社會的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