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8-18 20:28:08作者：王友琴
四十年前開始的文革，殺害了以百萬計的中國人。1966年8月的紅衛兵暴力，則是文革殺戮的開端。
四十年了。今年8月，我們是否準備好紀念文革受難者了？
也許，依然沒有準備好。我們還沒有一座文革博物館， 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建議的巴金老人卻已經在2005年去世了。他提出建議是在1986年，整整二十年前。從來沒有人公開反對建立這個博物館，但是博物館就是無影無蹤。
依然沒有準備好，還不僅是因為沒有文革博物館，而且因為看不到將要建館的計畫和將能做事的團隊。巴金老人去世之時發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些人批評巴金髮出了建議卻只說不做沒有後續行動。天哪，巴金提出建議的時候已經82歲，難道這不是應該由70，60，50，40，30，20歲的人來進行後續行動和付諸實現的嗎？他們開始行動了嗎？
依然沒有準備好，因為還有一些很大的聲音在說著，那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年代，陽光燦爛的年代，青春無悔的年代，八九點鐘的太陽的年代。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似乎仍然不能成為輿論平台上的共識：人的生命至高無上，不是可以用來為什麼革命作靶子的，不是可以用來給無事可做的人消遣的，不是可以用來給精力過剩的人遊戲的，更不是可以用來為某些人的「革命理想」作祭品的。
依然沒有準備好，因為還有竊竊私語卻也相當得到共鳴的聲音在說著，寫出和紀念這些普通人的死亡有什麼意義？——他們甚至拒絕使用「文革受難者」這一詞語。文革「創造」了一大批新詞語：紅衛兵，造反派，紅五類，黑五類，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等等等等。文革的話語系統中絕對不允許有「受難者」這個說法。四十年後，有人依然用文革的話語系統討論文革。一條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不被認為也適用於中國人— 這樣眾多的受難者，這樣大規模的群體迫害和殺戮，是嚴重的犯罪，需要得到正義的審判。
真的讓人悲哀。四十年了。
但是，等一等，當我們因為悲觀而準備放棄之前，我們要看到事情還有另一面。和那些強要人們忘卻或者認為記憶毫無價值的人相反，有一些堅強的人始終在堅持記憶和見證。他們從來沒有遺忘受難者。他們的願望和毅力如此深沉，而別的人卻可能只是不知道。
在受難者家人中，有一位名叫王晶堯的老人，他今年87歲了。四十年前，1966年8月5日下午，他的妻子卞仲耘，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當天晚上他被叫到學校，七名紅衛兵和革委會負責人宋彬彬等代表新的權力當局和他談話（他保留了那張七個人手寫下的名單）。他家從來沒有照相機，因為那時相機是較貴的東西，但是他馬上就到商店買了一架照相機。他拍下了妻子的佈滿傷痕和血窟窿的屍體，拍下了四個孩子環繞母親遺體的悲哀面容，拍下了火化時從火葬場煙囪裡冒出的一縷青煙。他留下了見證，儘管要得到司法正義的日子還遙遙無期。
王晶堯把妻子被打死的時候的所有東西都仔細保留了下來。一件白色的短袖襯衣，浸透血跡，上面還被用墨寫上了「打倒」二字（可見該校紅衛兵長期以來說她因「高血壓心臟病」而死是怎樣的謊言！），一條沾有糞便的褲子（她被打得失禁），還有家屬用來擦拭屍體上的血的紗布和手絹。每一樣東西，他都用塑料袋分別包好，再放進一個皮箱。箱子裡還有手錶，是卞仲耘老師戴的手錶，當時一件比較值錢的東西。可以看到，當她遭到毒打的時候，她的手錶上的鋼製的錶鏈被打得扭曲變形了。被打壞了的手錶停擺在3點40分。
1966年8月5日3點40分，那是卞仲耘被毒打的時間。她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人。在她之後，在北京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
在文革期間，王晶堯曾經在家裡的櫃子裡為妻子佈置了一個靈堂。他和孩子們把她的照片貼在櫃子的裡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鮮花。櫃子的門隨時可以關上。除了家人，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的紀念堂。在文革後，王晶堯向法院起訴，從北京市西城區法院一直告到最高人民法院，從1978年一直告到1989年。但是沒有結果。
2006年，王晶堯接受獨立電影製片人胡傑的採訪，作了一個記錄影片。他要把他的證物，他的照片，他的證詞，他四十年來對妻子的死亡的翻來覆去的思考和分析，永遠保留下來，告訴後代。不再是奧威爾說的「控制現在的人控制過去，控制過去的人控制將來」的時代了。數碼相機和電腦網路給了普通人機會，也能用傳播性的文字和畫面來記錄過去和紀念死者。現在，王晶堯已經準備好了，在光碟電影上紀念他四十年前被害的妻子。
在1966 年夏天遭到毒打的人中，還有一位老師，寫下了一本書。她是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語文老師。她和其他40名老師在該校的「勞改隊」中。有一天在廁所中她正彎腰清掃便池，有紅衛兵在她背後打了一棒，她當時倒在地上，痛得直呼。幸虧一位難友扶她起來，給她服了自帶的雲南白藥。（那是老師們得隨身攜帶治療外傷的雲南白藥的時代！）接著，她又被驅逐出北京到老家農村務農。脊椎傷勢發展，後成弓形，無法再伸直了。已成痼疾，殘廢一生。
她在80歲的時候寫了一本書，寫下她的經歷。她知道不會有出版社給她出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寫文革的書有嚴格規定，一般出版社也都不想費時間去送審書稿碰釘子。）她自己花錢就把書印了出來。書的名字是《難圓的夢》。她在書裡寫了自己的一生遭遇，但是她並不只寫她自己。她的心胸闊大，關懷及人。她還寫了其他老師們怎麼遭到「鬥爭」和受苦，寫了女十五中學的校長梁光琪怎麼被紅衛兵學生侮辱折磨，在教學樓裡被用棍子活活打死。
是的，文革在肉體上永遠打彎了這位老師的背，但是在她自費印出的書裡，可以看到的是一個挺直的脊樑和一個豐富堅韌的靈魂。
我們為什麼不站到這兩位老人身邊，和他們一起來紀念文革受難者和那個悲慘的年代呢？
北京二龍路中學的前校長，最近坐在輪椅上接受前學生的訪問，講述了1966年夏天的暴力迫害。二龍路學校位於北京西城區，中央教育部隔壁。徐校長被抄家，被 「批鬥」。那年9月，他被紅衛兵押到安定農場「勞改」。除了每天要做繁重的勞動，還被該校和廣州八一中學來「革命大串連」的紅衛兵任意侮辱和毒打。紅衛兵把他和張放老師等「牛鬼蛇神」埋在坑裡，填上土，再挖出來。然後，幾個紅衛兵抬著身材瘦小的張放，喊著「一二三」，把她扔進兩三米深的大糞坑，張放滿身糞污爬出來以後，他們又抓起她把她扔進糞坑。他實在看不下去，說：「她有錯誤，你們可以批判，請不要這樣對待她。」紅衛兵大罵他想要「包庇牛鬼蛇神」，把他雙手綁上，當作活靶子練刺殺動作。他們用和真步槍一樣大小的木槍向徐校長胸前狠戳猛捅，造成他數根肋骨骨折。
看了這段採訪記錄，我立刻意識到我以前發表的關於張放老師受難的文章，還遠不夠充分。已經有人在指責我寫的文革歷史誇大了黑暗面，徐校長的見證說明瞭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不想為暴力迫害充當辯護者的人，應該好好傾聽徐丕凱校長的聲音。老人正在告訴我們事實。如果聽不見，那是有人的耳朵有了問題。
我們更應該像胡傑那樣，來為記錄歷史真相和尋求人間真理而行動。他自己買了攝像機和有關設備，自己買了硬座火車票，前往全國各地，採訪有關人員，拍攝有關地點，剪輯整理，做出了一部電影《尋找林昭的靈魂》。看過電影的人，為林昭的悲劇英雄色彩深深感動，也深深敬佩胡傑的工作精神。他今年和王晶堯製作了新的電影《卞仲耘：我雖已死》。他不但給我們記錄了文革歷史，而且表明，我們中間有這樣的了不起的藝術家，正義、認真並富有才華。這給我們帶來了鼓舞和希望 。
北京的一名作家告訴我：「你不知道啊，中國人現在只知道錢，根本不想看這些什麼文革的事情。」我不以為記憶文革和掙錢有那樣的衝突。我記得，文革真是不讓人掙錢的時代。那時候，農民到市場賣個雞蛋買鹽買針買線被指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工廠工人工作出色得到的比例很少的獎金被指控為是「不突出政治」而取消，知識份子出書寫文章得到一點稿費，則被扣上「成名成家的資產階級思想」的罪名。猶太人通常被認為最會掙錢的民族，但是他們也建立了最好的紀念受難者的博物館和資料庫（可看www.yadvashem.org ）。當然人不應該只知道錢，但是如果真不喜歡只知道掙錢的做法，不是應該放棄記憶文革，而應該來看看上述正在努力紀念文革受難者的人，看看自己印書的駝背老師（她可不是富翁，是個年老有病退休多年的中學老師），看看自己花錢拍電影的胡傑（他可是個上有老下有小有家庭需要供養的正需要用錢的中年人），看看四十年來致力於為妻子找回正義的王晶堯老人（他可是個已經年近九十本來可以遠離世事安享晚年的人）。他們作了他們做的，絕不是為了錢。（但我也認為如果有人願意付錢支持他們是非常好的。）他們為迫害作見證，他們為正義而努力，也是記錄歷史真相的義工。他們的工作的意義無法用金錢來衡量，他們在道德上的崇高和超越讓我們肅然起敬。看看他們吧，沒有藉口讓我們不和他們站在一起。
我也想要報告，儘管1966年8月興起的紅衛兵運動，摧毀了無數人的生命，破壞了無數的書籍和文物，也腐蝕鏽損了一代人的道德和心靈，但是，現在年輕的一代正在從中學習到教訓，並且做出了建設性的思考和研究。
我收到了一份厚厚的建築設計圖，是一份建築文革博物館的概念設計，一個年輕學生的學位論文。我還特別感到高興地得知，大學的學術委員會已經授予了這個年輕人學位。導師和學生，兩代人的心是一致的。我看著精緻整齊地畫在紙上的這座建築物，以及說明詞，我知道這不是紙上談兵或畫餅充飢，這是實實在在的朝向理想的一步。「心想事成」也許聽起來過於樂觀，但是，至少這樣的一個博物館已經在構想中，甚至已經構想出來了。一座真的博物館是一定會建立起來的。
兩個星期以前，在北京，一名文革後出生的年輕人，舉辦了一個關於文革烈士遇羅克的展覽。他精心收集了烈士遇羅克在文革中寫作的文章，製作了展板，邀請了遇羅克的家人來參加（他和他們從不相識素昧平生）。這個展覽只有幾個小時。時間雖然短促，規模雖然很小，但是我感到，意義無比豐富。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就這樣用自己的行動，在為未來的文革博物館準備了內容，這是在建造之前就必需也完全可以做的事情。
文革也像希特勒的大屠殺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正在得到記錄、研究並且成為學校課程教育的一部分內容。我寫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從1997年以來印入哈佛大學的文革課讀本，那裡一個四年級大學生設計了問卷調查，開始做文革對人的心理的影響的畢業論文。我也多次收到不同國家的中學生的來信，有中學生在作關於中國文革的課堂表演，有中學生製作了展覽板塊參加全國性的「歷史日」展覽競賽。人類的命運是聯繫在一起的，從文革的歷史災難得到的教訓也可以超越時間和國界。
多年以來，我訪問了上千的文革經歷者，建立了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出版了五十萬字的《文革受難者》一書。鼓勵我繼續這一研究的讀者中，不但有經歷過文革的中老年人，還有並未見過文革的年輕人。一位讀者來信說，他每星期「老淚縱橫」地聽這本書的朗讀。一位在文革後出生的年輕讀者說，他花了兩倍的價錢買到了這本書。當我聞此高價深感抱歉的時候，他卻說他覺得「值」。我深深感謝他們的支持和鼓勵。
2005年，有好幾位讀者來告訴我，《讀者》雜誌登載了我的書的前言的一節，〈牛雞之間〉。他們說，這可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雜誌，每期發行七百萬冊。只要其中有一半被讀，就有三百五十萬名讀者看到了這個故事。這篇文章講了一個我在採訪中聽到的真實故事。一名文革中被送到「勞改」農場的人說，他養一群牛，常常帶牛群去一棵大柳樹附近吃草，那裡的草長得特別好。有一次在那棵柳樹旁殺了一頭因為太老而不能幹活的老牛。此後，他再帶牛群去柳樹邊吃草的時候，牛群哞哞吼叫不肯前往，牛群記得他們被殺的同伴。但是雞就不一樣。殺了一隻雞後把雞腸子什麼的丟在地上，別的雞會奔過來爭搶啄食。
我用這個故事來討論怎樣對待文革受難者。在收到的讀者來信中，這個故事常被提及。有一封來信的標題就是「我不願再做雞了。」感謝讀者的理解，也感謝《讀者》雜誌傳播這個故事給百萬讀者。道德的種子在每個人的心中，得到滋養就會生長。同情，憐憫，慚愧，溫柔和愛，會在我們心頭蓋過那種「死些人有什麼了不起」的冷酷論調，會讓我們在未來的歲月中多一點清明的理性，多一分高尚的道德，來對待他人和自己，也會讓我們攜起手來，為一個沒有「鬥爭會」和沒有「牛棚」的明天而努力。
四十年了。對於文革歷史研究現狀，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悲觀，也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樂觀。而最重要的是，悲觀或樂觀都不能成為我們是否紀念文革受難者的主要因素。這種紀念是建立在正義、理性和道德的基礎上的。這一紀念已經開始，也將繼續。
今年8月，我們一定會紀念受難者。我甚至相信，8月5日，卞仲耘老師的忌日，有一天會正式成為「受難者日」，寫在我們的日曆上。這樣的紀念，才能使我們不再淪為受難者。在根本的意義上來說，紀念並不是我們給予受難者和他們的家人什麼，是我們應該感謝他們給了我們尋求拯救的啟示。
8月了，讓我們一起紀念受難者。
── 原載 《開放》8月號
四十年了。今年8月，我們是否準備好紀念文革受難者了？
也許，依然沒有準備好。我們還沒有一座文革博物館， 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建議的巴金老人卻已經在2005年去世了。他提出建議是在1986年，整整二十年前。從來沒有人公開反對建立這個博物館，但是博物館就是無影無蹤。
依然沒有準備好，還不僅是因為沒有文革博物館，而且因為看不到將要建館的計畫和將能做事的團隊。巴金老人去世之時發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些人批評巴金髮出了建議卻只說不做沒有後續行動。天哪，巴金提出建議的時候已經82歲，難道這不是應該由70，60，50，40，30，20歲的人來進行後續行動和付諸實現的嗎？他們開始行動了嗎？
依然沒有準備好，因為還有一些很大的聲音在說著，那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年代，陽光燦爛的年代，青春無悔的年代，八九點鐘的太陽的年代。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似乎仍然不能成為輿論平台上的共識：人的生命至高無上，不是可以用來為什麼革命作靶子的，不是可以用來給無事可做的人消遣的，不是可以用來給精力過剩的人遊戲的，更不是可以用來為某些人的「革命理想」作祭品的。
依然沒有準備好，因為還有竊竊私語卻也相當得到共鳴的聲音在說著，寫出和紀念這些普通人的死亡有什麼意義？——他們甚至拒絕使用「文革受難者」這一詞語。文革「創造」了一大批新詞語：紅衛兵，造反派，紅五類，黑五類，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等等等等。文革的話語系統中絕對不允許有「受難者」這個說法。四十年後，有人依然用文革的話語系統討論文革。一條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不被認為也適用於中國人— 這樣眾多的受難者，這樣大規模的群體迫害和殺戮，是嚴重的犯罪，需要得到正義的審判。
真的讓人悲哀。四十年了。
但是，等一等，當我們因為悲觀而準備放棄之前，我們要看到事情還有另一面。和那些強要人們忘卻或者認為記憶毫無價值的人相反，有一些堅強的人始終在堅持記憶和見證。他們從來沒有遺忘受難者。他們的願望和毅力如此深沉，而別的人卻可能只是不知道。
在受難者家人中，有一位名叫王晶堯的老人，他今年87歲了。四十年前，1966年8月5日下午，他的妻子卞仲耘，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當天晚上他被叫到學校，七名紅衛兵和革委會負責人宋彬彬等代表新的權力當局和他談話（他保留了那張七個人手寫下的名單）。他家從來沒有照相機，因為那時相機是較貴的東西，但是他馬上就到商店買了一架照相機。他拍下了妻子的佈滿傷痕和血窟窿的屍體，拍下了四個孩子環繞母親遺體的悲哀面容，拍下了火化時從火葬場煙囪裡冒出的一縷青煙。他留下了見證，儘管要得到司法正義的日子還遙遙無期。
王晶堯把妻子被打死的時候的所有東西都仔細保留了下來。一件白色的短袖襯衣，浸透血跡，上面還被用墨寫上了「打倒」二字（可見該校紅衛兵長期以來說她因「高血壓心臟病」而死是怎樣的謊言！），一條沾有糞便的褲子（她被打得失禁），還有家屬用來擦拭屍體上的血的紗布和手絹。每一樣東西，他都用塑料袋分別包好，再放進一個皮箱。箱子裡還有手錶，是卞仲耘老師戴的手錶，當時一件比較值錢的東西。可以看到，當她遭到毒打的時候，她的手錶上的鋼製的錶鏈被打得扭曲變形了。被打壞了的手錶停擺在3點40分。
1966年8月5日3點40分，那是卞仲耘被毒打的時間。她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人。在她之後，在北京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
在文革期間，王晶堯曾經在家裡的櫃子裡為妻子佈置了一個靈堂。他和孩子們把她的照片貼在櫃子的裡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鮮花。櫃子的門隨時可以關上。除了家人，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的紀念堂。在文革後，王晶堯向法院起訴，從北京市西城區法院一直告到最高人民法院，從1978年一直告到1989年。但是沒有結果。
2006年，王晶堯接受獨立電影製片人胡傑的採訪，作了一個記錄影片。他要把他的證物，他的照片，他的證詞，他四十年來對妻子的死亡的翻來覆去的思考和分析，永遠保留下來，告訴後代。不再是奧威爾說的「控制現在的人控制過去，控制過去的人控制將來」的時代了。數碼相機和電腦網路給了普通人機會，也能用傳播性的文字和畫面來記錄過去和紀念死者。現在，王晶堯已經準備好了，在光碟電影上紀念他四十年前被害的妻子。
在1966 年夏天遭到毒打的人中，還有一位老師，寫下了一本書。她是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語文老師。她和其他40名老師在該校的「勞改隊」中。有一天在廁所中她正彎腰清掃便池，有紅衛兵在她背後打了一棒，她當時倒在地上，痛得直呼。幸虧一位難友扶她起來，給她服了自帶的雲南白藥。（那是老師們得隨身攜帶治療外傷的雲南白藥的時代！）接著，她又被驅逐出北京到老家農村務農。脊椎傷勢發展，後成弓形，無法再伸直了。已成痼疾，殘廢一生。
她在80歲的時候寫了一本書，寫下她的經歷。她知道不會有出版社給她出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寫文革的書有嚴格規定，一般出版社也都不想費時間去送審書稿碰釘子。）她自己花錢就把書印了出來。書的名字是《難圓的夢》。她在書裡寫了自己的一生遭遇，但是她並不只寫她自己。她的心胸闊大，關懷及人。她還寫了其他老師們怎麼遭到「鬥爭」和受苦，寫了女十五中學的校長梁光琪怎麼被紅衛兵學生侮辱折磨，在教學樓裡被用棍子活活打死。
是的，文革在肉體上永遠打彎了這位老師的背，但是在她自費印出的書裡，可以看到的是一個挺直的脊樑和一個豐富堅韌的靈魂。
我們為什麼不站到這兩位老人身邊，和他們一起來紀念文革受難者和那個悲慘的年代呢？
北京二龍路中學的前校長，最近坐在輪椅上接受前學生的訪問，講述了1966年夏天的暴力迫害。二龍路學校位於北京西城區，中央教育部隔壁。徐校長被抄家，被 「批鬥」。那年9月，他被紅衛兵押到安定農場「勞改」。除了每天要做繁重的勞動，還被該校和廣州八一中學來「革命大串連」的紅衛兵任意侮辱和毒打。紅衛兵把他和張放老師等「牛鬼蛇神」埋在坑裡，填上土，再挖出來。然後，幾個紅衛兵抬著身材瘦小的張放，喊著「一二三」，把她扔進兩三米深的大糞坑，張放滿身糞污爬出來以後，他們又抓起她把她扔進糞坑。他實在看不下去，說：「她有錯誤，你們可以批判，請不要這樣對待她。」紅衛兵大罵他想要「包庇牛鬼蛇神」，把他雙手綁上，當作活靶子練刺殺動作。他們用和真步槍一樣大小的木槍向徐校長胸前狠戳猛捅，造成他數根肋骨骨折。
看了這段採訪記錄，我立刻意識到我以前發表的關於張放老師受難的文章，還遠不夠充分。已經有人在指責我寫的文革歷史誇大了黑暗面，徐校長的見證說明瞭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不想為暴力迫害充當辯護者的人，應該好好傾聽徐丕凱校長的聲音。老人正在告訴我們事實。如果聽不見，那是有人的耳朵有了問題。
我們更應該像胡傑那樣，來為記錄歷史真相和尋求人間真理而行動。他自己買了攝像機和有關設備，自己買了硬座火車票，前往全國各地，採訪有關人員，拍攝有關地點，剪輯整理，做出了一部電影《尋找林昭的靈魂》。看過電影的人，為林昭的悲劇英雄色彩深深感動，也深深敬佩胡傑的工作精神。他今年和王晶堯製作了新的電影《卞仲耘：我雖已死》。他不但給我們記錄了文革歷史，而且表明，我們中間有這樣的了不起的藝術家，正義、認真並富有才華。這給我們帶來了鼓舞和希望 。
北京的一名作家告訴我：「你不知道啊，中國人現在只知道錢，根本不想看這些什麼文革的事情。」我不以為記憶文革和掙錢有那樣的衝突。我記得，文革真是不讓人掙錢的時代。那時候，農民到市場賣個雞蛋買鹽買針買線被指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工廠工人工作出色得到的比例很少的獎金被指控為是「不突出政治」而取消，知識份子出書寫文章得到一點稿費，則被扣上「成名成家的資產階級思想」的罪名。猶太人通常被認為最會掙錢的民族，但是他們也建立了最好的紀念受難者的博物館和資料庫（可看www.yadvashem.org ）。當然人不應該只知道錢，但是如果真不喜歡只知道掙錢的做法，不是應該放棄記憶文革，而應該來看看上述正在努力紀念文革受難者的人，看看自己印書的駝背老師（她可不是富翁，是個年老有病退休多年的中學老師），看看自己花錢拍電影的胡傑（他可是個上有老下有小有家庭需要供養的正需要用錢的中年人），看看四十年來致力於為妻子找回正義的王晶堯老人（他可是個已經年近九十本來可以遠離世事安享晚年的人）。他們作了他們做的，絕不是為了錢。（但我也認為如果有人願意付錢支持他們是非常好的。）他們為迫害作見證，他們為正義而努力，也是記錄歷史真相的義工。他們的工作的意義無法用金錢來衡量，他們在道德上的崇高和超越讓我們肅然起敬。看看他們吧，沒有藉口讓我們不和他們站在一起。
我也想要報告，儘管1966年8月興起的紅衛兵運動，摧毀了無數人的生命，破壞了無數的書籍和文物，也腐蝕鏽損了一代人的道德和心靈，但是，現在年輕的一代正在從中學習到教訓，並且做出了建設性的思考和研究。
我收到了一份厚厚的建築設計圖，是一份建築文革博物館的概念設計，一個年輕學生的學位論文。我還特別感到高興地得知，大學的學術委員會已經授予了這個年輕人學位。導師和學生，兩代人的心是一致的。我看著精緻整齊地畫在紙上的這座建築物，以及說明詞，我知道這不是紙上談兵或畫餅充飢，這是實實在在的朝向理想的一步。「心想事成」也許聽起來過於樂觀，但是，至少這樣的一個博物館已經在構想中，甚至已經構想出來了。一座真的博物館是一定會建立起來的。
兩個星期以前，在北京，一名文革後出生的年輕人，舉辦了一個關於文革烈士遇羅克的展覽。他精心收集了烈士遇羅克在文革中寫作的文章，製作了展板，邀請了遇羅克的家人來參加（他和他們從不相識素昧平生）。這個展覽只有幾個小時。時間雖然短促，規模雖然很小，但是我感到，意義無比豐富。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就這樣用自己的行動，在為未來的文革博物館準備了內容，這是在建造之前就必需也完全可以做的事情。
文革也像希特勒的大屠殺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正在得到記錄、研究並且成為學校課程教育的一部分內容。我寫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從1997年以來印入哈佛大學的文革課讀本，那裡一個四年級大學生設計了問卷調查，開始做文革對人的心理的影響的畢業論文。我也多次收到不同國家的中學生的來信，有中學生在作關於中國文革的課堂表演，有中學生製作了展覽板塊參加全國性的「歷史日」展覽競賽。人類的命運是聯繫在一起的，從文革的歷史災難得到的教訓也可以超越時間和國界。
多年以來，我訪問了上千的文革經歷者，建立了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出版了五十萬字的《文革受難者》一書。鼓勵我繼續這一研究的讀者中，不但有經歷過文革的中老年人，還有並未見過文革的年輕人。一位讀者來信說，他每星期「老淚縱橫」地聽這本書的朗讀。一位在文革後出生的年輕讀者說，他花了兩倍的價錢買到了這本書。當我聞此高價深感抱歉的時候，他卻說他覺得「值」。我深深感謝他們的支持和鼓勵。
2005年，有好幾位讀者來告訴我，《讀者》雜誌登載了我的書的前言的一節，〈牛雞之間〉。他們說，這可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雜誌，每期發行七百萬冊。只要其中有一半被讀，就有三百五十萬名讀者看到了這個故事。這篇文章講了一個我在採訪中聽到的真實故事。一名文革中被送到「勞改」農場的人說，他養一群牛，常常帶牛群去一棵大柳樹附近吃草，那裡的草長得特別好。有一次在那棵柳樹旁殺了一頭因為太老而不能幹活的老牛。此後，他再帶牛群去柳樹邊吃草的時候，牛群哞哞吼叫不肯前往，牛群記得他們被殺的同伴。但是雞就不一樣。殺了一隻雞後把雞腸子什麼的丟在地上，別的雞會奔過來爭搶啄食。
我用這個故事來討論怎樣對待文革受難者。在收到的讀者來信中，這個故事常被提及。有一封來信的標題就是「我不願再做雞了。」感謝讀者的理解，也感謝《讀者》雜誌傳播這個故事給百萬讀者。道德的種子在每個人的心中，得到滋養就會生長。同情，憐憫，慚愧，溫柔和愛，會在我們心頭蓋過那種「死些人有什麼了不起」的冷酷論調，會讓我們在未來的歲月中多一點清明的理性，多一分高尚的道德，來對待他人和自己，也會讓我們攜起手來，為一個沒有「鬥爭會」和沒有「牛棚」的明天而努力。
四十年了。對於文革歷史研究現狀，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悲觀，也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樂觀。而最重要的是，悲觀或樂觀都不能成為我們是否紀念文革受難者的主要因素。這種紀念是建立在正義、理性和道德的基礎上的。這一紀念已經開始，也將繼續。
今年8月，我們一定會紀念受難者。我甚至相信，8月5日，卞仲耘老師的忌日，有一天會正式成為「受難者日」，寫在我們的日曆上。這樣的紀念，才能使我們不再淪為受難者。在根本的意義上來說，紀念並不是我們給予受難者和他們的家人什麼，是我們應該感謝他們給了我們尋求拯救的啟示。
8月了，讓我們一起紀念受難者。
── 原載 《開放》8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