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集專訪出來的時候，賈甲已經在7天香港簽證到期後，安全抵達泰國，目前等待聯合國難民署的協助，申請其他國家的政治庇護。
圖為賈甲早前滯留香港，在維多利亞海港前拍攝
雖然賈甲還沒有完全脫離中共的魔掌，由於當地通訊條件的限制，我們無法得知賈甲更多的消息，但在11月1日，賈甲離開香港前一天晚上，接受本報專訪時，被問到風險未卜的前程，他這樣說，「我現在己經很美很美己經很知足了，因為在香港我己經有個平臺，可以向全世界講述我的意願，如果按照臺灣政府那種做法，不給我講話的機會，我就太遺憾了－－－現在即使回去，我也不怕，只是我回去後，對中國人是一個打擊，他們將再次陷入無法脫離中共暴政的絕望中。」
在上一集賈甲專訪中，我們講述了賈甲悲慘的童年故事，包括送父親上刑場，下面根據錄音整理，我們將繼續講述賈甲的成長歷程，以及他為何選擇脫離中共的心路歷程。
父親被整瘋
賈甲的父親被送上刑場後雖然檢回一條命，但在文革開始前，就被整得失去理智。
賈甲說， 66、67年，我15、16歲時，文革開始了。當時所謂地富反壞右的人，都被整完了，當然共產黨當時還沒有把這些人的子女都殺光，但有很多爹媽是這種成分的，都被整死了。
我父親後來被整的失去理智。當時很多沒有死的資本家、國民黨人都裝瘋裝傻，傻子、瘋子特別多，遍地都是。為什麼？共產黨一看這，審不出來了。你不胡說，不裝瘋、裝傻，就躲不過去。你還神智清楚，就會問你1949年前做了什麼事情，殺了多少共產黨，每一天都要交代，每一時刻你幹什麼事情都要交代。所以這些人都是以傻才存活下來，也不認自己的兒女，兒女也不認自己的父母。
共產黨清理掉這批所謂的階級敵人後，從文革開始，共產黨就開始內鬥，如毛澤東和劉少奇斗等等。
主動爭取插隊農村
在那個毛澤東被神化的年代，在當年賈甲的心目中，毛卻是恐懼的象徵，他回憶道，「當時我記得我哥哥和我在炕上，我哥哥和我說了一句，老毛，什麼時候死了？我趕緊摀住他的嘴，這話要被人聽到了，全家就沒有了。---我們從小一聽共產黨來了，都感到恐懼。在無數的運動中，我就這樣勉強活了下來。」
文革開始後，毛澤東下令知識青年去農村插隊，這個帶給無數家庭痛苦的指示，卻給予賈甲一線生機。
賈甲說，「當時毛做了一個指示，知識青年要到農村接受再教育，我一聽，就想是否能批准我，爭取進入農村改造的機會？當時我試探一下，去街道辦事處問了一下，他們就說，趕緊走，就這樣,1969年,我就被發配到山西芮城的深山裡。
當時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早上八點我坐火車，火車站人山人海，父母、一大堆親戚送孩子，誰敢不去？毛髮出的指示，誰敢不去？
我是哥哥和同學送我的，當時火車要走了，一鳴笛，火車站一片哭聲，自己的孩子要走了，去到遙遠的農村，不知道命運會如何？一個孩子很多都有十幾個人送，大家哭作一團。我記得最清楚，大場合裡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哭。
（為什麼？）因為我總算離開了這個苦難的家庭。我感到何等的輕鬆、好美，我們天天沒有糧食吃，到那裡都擡不起頭來，天天挨整，我總算逃出去了。像鳥一樣飛出來。」
黃土高坡艱難度日
然而插隊的日子也苦不堪言，賈甲在黃土高坡上度過缺水飢餓的青年時期。
賈甲說，「我當時被發配到山西省挨著陝西省的一個極度貧困的山村－－芮城縣，這個縣整個都是黃土高坡，我所居住的村莊就位於黃土高原往下走十幾里路的大蔓坡上，大隊沒有水，很苦，井深36丈，要打20分鐘才打得起一桶水，學生就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呆就是幾年，甚至十幾年，我也呆了好長時間，後來就到了山西長治（音）。
學生就和農民一起幹活，當時大隊幹活算公分，我算幸運的，分到比較好的隊，干滿一天有十公分，掙八分錢，當時大隊最好的能掙到12分錢。很多同學的隊還要差，掙錢更少或者沒錢，就這樣，幹了一年，還要天津的家裡寄錢回來，買口糧。我們這些在農村插隊的就是這樣生活的。
後來家裡有辦法的，就開始賄賂，想辦法回城。」
歌舞團成名再挨整
在同學的幫助下，賈甲較早地離開農村回城，進入一家歌舞團學樂器。
賈甲說，「我出來算比較早的。70年代初，後來他們開始選調一些人回城，我在天津的一位同學幫忙，我被選中，就在山西省長治市晉東南地區歌舞團二劇組找了一個工作，也在那時候認識關貴敏。印象中，他唱歌唱的非常的好。
我不會唱歌，勉強留在歌舞團搞樂器，我從父親那裡遺傳喜歡音樂。但我在那裡工作幾年後，實踐證明我也不是搞藝術的料。我們歌舞團比較靠近晉東南地委，參加歌舞團都是共產黨裡面比較有辦法的，高幹子弟才留在那裡工作。共產黨領導下的文藝團體屬於國家幹部，沒有特殊的關係很難進去。
我在那裡認識很多高官。當時我就萌生一個想法：要給人民做事，你必須進入管理階層，當高官，才能給人民做事。所以我決定學管理。當幹部，搞管理，就是我那時候的目標。想當政治家，才能為人民做一些事情。」
但好景不長，賈甲的出身再一次讓他成為中共整肅的物件，他被關進了監牢。
賈甲說，「那時共產黨之間搞運動，當時我就想藉助他們這種環境，提高我自己，提高我自己的政治素質。有時候，他們的活動我也參加，當時我就想，‘藉助共產黨的環境，反對共產黨。’
當時我寫了很多文章，我寫了萬言書，對文藝團體的管理，對企業的管理，慢慢中共高官就知道了我。當時我就想藉助寫東西來提高我的聲望，我就和他們接觸。
後來他們共產黨之間也有矛盾，有一派抓住我不放，揭發我出身，說我是反革命子弟，是混進共產黨黨內的‘篡黨奪權人士’，我即刻什麼都沒有，到處都是批我的大字報，我一夜之間就一無所有。其實我當時在長治市，因為寫這麼多東西，已經成名。
就這樣，我在７５、７６年又被整，在牢裡又呆了１、２年，直到文革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