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許多地方遠比我們想像的要高明，所以他們才那麼自在、那麼灑脫。
最讓我們感到不可企及的，是他們的生活態度，而非思維方法。「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雖說已是兩千多年的陳貨，卻絲毫不顯得古奧。即便像「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這樣貨真價實的老古董也還談不上佶屈聱牙，今天的曠男怨女一點即通。
古人對待友誼的態度常常令我們慚愧。每當我讀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都不禁為之汗顏。
那汪倫是何許人也？一個不見經傳的「鄉巴佬」而已，想不到他是如此幸運，竟因一首小詩而名垂青史。是什麼吸引了李白這個性情中人呢？他千里迢迢地跑到那個山窩裡去，難道是沒有飯吃沒有酒喝嗎？當名滿天下的大詩人端坐在舟中，船夫悠然打槳，忽然遠遠地傳來依依惜別的驪歌，詩人不用說也是戀戀不捨頻頻回首，直至友人的身影漸漸地從視線中消逝……這一幕頗為感人，猜想李、汪二人談不上深交，不過是萍水相逢。然而這正是古人的友情，相形之下，我們就差得太遠了。試問：今天有幾人願意翻山越嶺專程去看望一個落泊的朋友？
男女間的交往也很能說明古人確有今人不及之處。《列仙傳》裡說有個名叫鄭交甫的年輕人(自然是位風流倜儻的角兒)，路遇兩位仙女，居然一見鍾情，又異想天開，索贈佩玉。那個姓鄭的沒話找話：「二女勞矣？」兩位仙女倒也大方，回禮道：「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雙方旗鼓相當，於是詩興大發，彼此唱和。分手之際，兩位仙女爽快地解下佩玉相贈，鄭交甫受寵若驚，不想走出數十步，佩玉不翼而飛，回頭再看仙女，也不見蹤影。換了今天的年輕人，受此愚弄，一定惱羞成怒。想那鄭交甫絕不是個俗人，充其量不過是一笑置之罷了。
文中僅是感慨道：「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這是古人豁達、輕鬆的一面。而在更多的時候，古人卻認真到痴迷的地步。
讀書人稍通文墨鮮有不知下面這首詩的：「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崔護春遊口渴，向一少女求飲，來年春天，忽然憶及，情不自禁故地重遊，不巧少女外出，惆悵之餘在門上留下了那首詩。過了幾天，崔護偶然路過此地，聽到屋內有哭聲，遂敲門詢問，一老漢應聲出來張口便說：「你就是那個崔護吧，你害死了我的女兒！」原來那天少女歸來看到題詩，就不思飲食，數日而死。崔護大慟不已，哭著說：「某在斯，某在斯(我在這兒，我在這兒)。」誰知那少女聽著聽著，就睜開眼睛，死而復活了。「某在斯」三個字，從崔護嘴裡說出來不只是儒雅，還有一種特殊的韻味，乍聽似乎言不及義，細想之下才覺得言簡意賅，勝過喋喋不休的山盟海誓。
今人開口閉口，不是「志向」就是「事業」，也常常令人如坐針氈。談志向必虛張聲勢，天花亂墜；談事業必談效益，以銀子為計量單位。想當年秦始皇出遊，項羽跟項梁一道去看熱鬧，見秦始皇前呼後擁的派頭，憤憤不平地對叔叔說：「彼可取而代之也」，嚇得項梁趕緊摀住侄兒的嘴巴。那句石破天驚的話出自未來的西楚霸王之口，我們聽起來非但不覺肉麻，反倒十分受用，以為這才是鴻鵠之志。
在今人眼中，所謂事業不過是名譽、地位、金錢和權勢的代名詞，想那陶淵明放著彭澤縣令不做，好端端地挂冠而去當他的村夫野老，莫非有什麼難言之隱？陶的理由很簡單：「田園將蕪胡不歸？」相信這是由衷之言，否則他在歸去的途中就不會感受到大自然無所不在的美：「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回到家中也不會怡然自得：「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凡事不忘性情，提得起，放得下。既能當仁不讓，又能耐得住寂寞——這大概就是古人令我們望塵莫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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