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2-20 00:10:52作者：
１８歲的中學生黎蓮之死：「革命幹部」需要腎
深刻的歷史記憶
一個有經驗的小說讀者注意小說的細節。養成了這種習慣之後，在讀別的書時，也難免對細節格外留心。我讀胡平先生的報告文學作品《中國的眸子》就是這樣，在北京的一家大型雜誌上第一次讀過之後，對其中的一些殘酷的細節，怎麼也無法忘記，怎麼也無法擺脫。多年以來，我跟朋友們談論文革、談論文革中的虐政與酷刑時，總要提到這部作品中所描寫的細節。後來在筱敏等人編的《中國女性悲歡錄》上見到這部作品的縮寫本，我趕緊把這本書買了下來。自此之後，這部作品中的殘酷細節，真不知讀過多少遍。
我覺得細節裡面有最準確最深刻的歷史記憶。記憶歷史的最好方式就是記憶細節。細節不但最能體現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也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的心理奧秘。中國人為什麼喜歡說些含含糊糊的話，我看就是為了用一些不明不白的宏大敘事來塗抹歷史的細節。幾千年來，中國的集體敘事成為一種瞞和騙的宏大敘事，中國的集體記憶成為一種自欺欺人的虛假記憶。由於在這些敘事和記憶上我們摻和了太多的倫理意圖和政治功利目的，我們有意掩蓋、有意遮蔽、有意扭曲、有意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實際上就是故意犯罪。我們為了掩蓋各種罪過所作的各種努力，其實就是不斷地犯下了新的罪過。
時光飛快的流逝，眨眼之間有案可查的文明史已經過去了幾千年。在這幾千年的文明史中，我們究竟犯下了多少罪，我們究竟掩蓋了多少罪，在最有史料癖的中國也已經無法考索了。一般地說，這些考慮也絕無發生之可能。我們的本意就在於掩蓋和遺忘，哪裡還有費力考索的道理。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記憶歷史：只記憶項羽的意氣千丈寧死不屈，而不記憶他活埋二十萬俘虜的殘忍；只記憶長城的偉岸豪邁，並用它來支撐自己的虛弱與萎頓，而不記憶這種構想本身的殘酷和每塊石頭下無數慘受折磨的骨頭；只記憶紫禁城的金碧輝煌，而不記憶宮廷的陰暗、糜爛和權力的殘暴、惡毒、罪孽；只記憶農民起義的道義和復仇的快感，而不記憶血與火的殺戮、殘酷和毀滅性的破壞。我們既然養成了這樣的記憶方式，當然就可以在自己的內心虛構出一部光輝燦爛的歷史。至於歷史的真實，那對我們來說確實是一筆糊塗賬。在劉震雲的一篇小說中，敘事人「我」向姥姥打聽某一次飢荒，也就是調查餓死人的情況。姥姥回答說，餓死人的事多得很，你問的是哪一次的餓死人。面對過於頻繁過於沈重的苦難，無力反省與消化的人記憶中只是渾沌一片。「我」與姥姥的記憶方式，充分體現了民族集體記憶方式。關於文革中成千上萬的死難者和許許多多因為敢于思考而被殘酷殺害的傑出人物……等等等等。所有這一切，在我們民族集體記憶中，都像一團亂麻一樣，無法從中呈現出深刻的意義。久而久之，也就漶漫模糊，無可考索。最後從民族敘事中消失，也就是從民族記憶中消失。那時候，縱使想回憶一點什麼，也已經沒有可能。一部漫長的中國歷史，它的真實性因為沒有沉澱在記憶中，所以也就不可能呈現於回憶中。
然而至少文革歷史可以成為例外，因為它遠沒有成為歷史，它一點也不需要考索。它就是我們的經驗，就是我們的切身體驗，是我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所造出並承受的現實苦難。它深深地烙在我們的神經上，它時時飄裊在我們陰暗而又恐懼的眼神裡。從願望上說，也許每個人都希望擺脫這種苦難與恐懼，但遺忘決不是通向擺脫的門逕。要用靈魂的痛苦反思我們的苦難，要用真誠的懺悔清算我們的罪惡。是清算，而不是掩蓋。是記憶，而不是遺忘。是在痛定思痛中以每一絲罪惡的記憶敲醒我們沉睡千年的良知。
敲醒細節
也許有人說，記憶本身也需要敲醒。那就請允許我提供幾個細節吧。沉睡的人需要雷聲震撼耳鼓，遲鈍的需要鮮明的意象刺激他的神經，健忘的人則需要豐富的細節啟動他塵封的思維。為此，我願意轉述那些清醒者所提供的細節。
在1968年「三查」運動中，江西瑞金縣的「一個公社，將預先選定的‘三查’對象集中起來，要他們去山上挖樹洞。橫多少米，寬多少米，均有嚴格要求。可樹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誰也看不見誰。挖好洞後，便向看押者報告。未等講完，報告者便被一頓鐵鋤砸死，推進洞裡埋掉了事。事後，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敵人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活學活用了，階級敵人也得給自己準備墳墓。’」頃刻間，此縣殺人達300多名。此間相鄰的興國縣也不落後。革命幹部奮勇殺人達270餘名。其中19個人死得特別可悲可嘆。某公社抓來十幾位階級敵人，他們分別是五類分子的子女，反革命組織的司令、副司令、參謀長、組織部長等。不難想見，所有這些職務決不是他們自己任命的，而是革命幹部出於鎮壓階級敵人的需要予以任命的。這十幾個人被結結實實地捆在公社大院的樹上，準備殺掉。這時縣裡來人通知說，必須停止隨意殺人的風氣。公社的小人物正準備給這些階級敵人鬆綁。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此時「端杯茶水，慢悠悠地從屋裡蕩出來，環視了一下現場，又慢悠悠地說：‘既然綁來了，放也麻煩。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幾條人命就這樣斷送了。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中，正是在這樣的精神背景之下，出現了李九蓮、鐘海源、黎蓮、遇羅克、張志新、林昭等等許多政治「犯」的悲劇。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蓮極刑後曝屍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陰部。她的同案殉難者鐘海源的遭遇更為令人髮指。為了滿足當時一位高級軍官的兒子的植腎需要（讓他多活二十天或一週），當局決定給鐘海源進行活體取腎。押赴刑場前，當局給鐘海源注射了三劑特種藥劑，「可那針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屬的，又粗又長，像是獸醫給碩皮厚的牛馬使的……那軍人過來了。掀起鐘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兩側各打了一針。又要我讓了讓，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針。這一針就是隔著幾層褲子戳進去的……雖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還是明顯感到她因為全身揪著幾層褲子戳進去的。當最後一針戳進去時，猝然之中，我甚至聽見了她體內的某種異響……」為了製造執刑已畢的假象，當局需要對她開槍，但又不能打死。於是就對非關鍵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開了一槍，以便及時取出活腎。「‘砰’的一響，我看到她恍如被電擊中似的彈跳了一下，可未等塵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給淹沒了。撲上來的是三四個醫生。解下鐘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車篷裡送……邊篷架子上吊著一個簡易的手術臺；……它是Ｕ形的，血水順著兩頭瀉成了鮮亮的雨幕，刑場上瀰漫開一股濃濃的血腥氣……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滿了車底板，還滴滴嗒嗒地濺落在地上……也許是車廂裡滑得實在難以移步，一位五六十歲的老醫生，拿起一個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幾下，又嘩嘩地擠進一個紅色的塑料桶裡。約盛了半桶，他跳下車，拎起它走到池塘邊，將血水倒進了塘裡，不一會兒，整口塘全染紅了……屍體丟在地上，剛好臉朝天，半邊臉沒有了，另半邊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頭……」（以上引文均見胡平長篇報告文學《中國的眸子》）。
中國人，這些血光四濺的細節不足以喚醒我們的記憶嗎？在我們粗大的神經上，要堆積多少人間罪惡，才能將它壓沉到良知的水面上？要經歷多少鮮血的浸漬，才能滋生起一絲惻隱之心？李九蓮不過是一個剛剛高中畢業的孩子，她在經歷了文革武鬥之後對它心生疑意，乃向它的男朋友寫信傾訴她的感想。男朋友將這信交給了上級，一個案件由此誕生。鐘海源不過是在李九蓮受迫害時，站出來為她說了幾句公道話，竟然也遭此極刑。李九蓮被害於1977年底，鐘海源被害於1978年春。那個時候，誰曾聽見過這罪惡的槍聲？誰曾為這些正義而又無辜的人痛苦過呼籲過？誰曾關注過流盡了十億中國人的尊嚴與良知的這片鮮血？二十年後，當我們回想起那個年頭蕩漾在我們臉上的笑容，我們不得不承認，那是無恥而又下流的笑容。也許有人說，這沒有什麼特別，這算不上什麼殘酷。那我們究竟認為怎樣才是殘酷呢？神經特別堅持的中國人啊，下面的故事是不是可以讓你感到一點殘酷和恐懼呢？
跟李九蓮一樣，她也是一個中學生。她的青春像李九蓮的一樣美麗，她的名字跟李九蓮的一樣富於詩意。她叫黎蓮。她的故事和遭遇跟李九蓮竟然如此相似，以至於時隔二十多年，人們一直分不清她們誰是誰。我多次看到人們匆匆地在文字中夾雜著這樣一個名字——黎九蓮，這十有八九是把這兩位都被自己的男友出賣然後又都被無辜的年輕女性混為一個人了。她們的主要區別在於，黎蓮早在1970年就被處決，那一年她才18歲，還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如果還要找出什麼區別來，那就是，１８歲的中學生黎蓮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慘無人道。「那是一個黑雲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為了避免劫刑場的可能性，黎蓮被秘密地拖去另一個城市執刑。囚車快到這個城市時，一輛救護車跟了上來，剛貼近，兩輛車都停了。兩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護車，匆匆爬上了囚車。囚車裡，四個人高馬大的武裝警察一下將黎蓮扳轉身，臉和身子緊貼車壁上。衣背往上一擼，來不及使用麻醉藥，一把鋒光閃閃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了一個巴掌大的口子……沒幾下，一個滴著殷紅鮮血的腎，潑刺刺地落在潔白的瓷盤上……猶如那是一個灶眼，匆匆地往裡面塞進一些藥棉、紗布。同樣來不及縫合，也沒有想到要給一個十幾分鐘後就得跌扑在黃土泥漿上的犯人作縫合……那血，如潺潺的小溪，無聲地從紗布、藥棉裡滲透出來，從她的上衣裡滲透出來，染紅了囚車的甲板……」而在一家醫院的手術室裡，一個奄奄一息的「革命幹部」正在等著移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引文出自《黎蓮》，見《歷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②）。
無需羅列更多的材料。有時候僅僅一個細節就可以揭示全部歷史真實。在這兩個故事中，中國人對於生命的態度是如此矛盾。那位將軍的兒子和那位革命幹部的生命，可以被放大到無限神聖的地步，這個世界上任何寶貴的東西，都可以無條件地拿來維持他們的殘喘。而李九蓮和黎蓮的生命，只能無條件地奉獻出去。在所有這些故事中，連最起碼的倫理界限也沒有一個人願意遵守。這是如何地傷天害理。如何地侮辱了這個自名為人類的生靈歷盡千千萬萬年的努力才建設起來的這麼一點點自尊。不徵詢腎的主人的同意，也不徵詢法律和天理的認可；既等不及處以死刑之後，也等不及打一支麻藥；那把屠刀就這樣紮下去了！當人還在呼吸、還在感知、還在思維的時候，當人還是一個人的時候，那把掠奪和殺戮的刀就那麼迫不及待地紮下去了。我在鄉下看見過獸醫給豬和牛做手術。每個獸醫肯定也都是中國的獸醫。而鐘海源和黎蓮在被掠奪腎臟之後，再也沒有經濟價值可言，所以那把掠奪和屠殺的刀就顯得那麼凶殘，那麼下流。這是十分符合中國邏輯的。
這一刀紮下去，使五千年中國文明立時成為一個謊言。整個中國歷史必須以這個細節為切入口重新改寫。
敬畏生命
有人說，不能改變的是逝去的歷史，可以改變的是未來的選擇。實際上改變未來的選擇正是要從改變歷史入手。我們所天天標榜的一部燦爛輝煌的中國歷史，即使不全是謊言，至少也是極其片面的。我更願意相信魯迅有關「吃人」的歷史解讀。魯迅是對中國歷史的偉大發現，也是對這一歷史的最神聖最歇斯底里的抗議。任何一個對中國歷史有心得體會的人，任何一個瞭解中國人的倫理邏輯的人，任何一個對中國生活的運行機制和心理奧秘具有洞察力的人，都有足夠的知識資源和經驗資源像魯迅一樣把這部由謊言堆積而成的中國歷史改寫為一部殘酷而又真實的吃人的歷史。我相信這些人也有足夠的心理願望，選擇一個與中國歷史判然有別的人道而又文明的未來。
但是，恰恰是在價值資源上，我們顯出驚人的匱乏。我們從來沒有在人格意義和尊嚴意義上建立起生命神聖的觀念。我們從來只用等級意識和功利意識看待人群，看待族類。誰官高權重，誰就尊貴。誰能以工具的方式創造最大的功利，誰就是人上之人。除此之外，面對一個一個生命個體時，面對一個具體的個人所體現出的普遍人性時，我們從來粗野得沒有一絲尊重，麻木得沒有一絲悲憫，下流得直想戲弄之、掠奪之，惡毒得直想殺戮之、毀滅之。試問中國歷史上，哪一次天下大亂血光四濺的悲劇，不是在這樣的文化心理背景下發生並蔓延的，哪一個人在備受蹂躪之後，沒有千倍萬倍地蹂躪過別的無辜的生靈。試想一下，如果那個舉刀的醫生是一個享有充分的尊嚴、體驗過人性的自由與豐富的人，他還會這樣野蠻地對待一個在屠刀下瑟瑟發拌的柔弱的生靈嗎？
五千年間，我們就在如此惡劣的文化傳統中無奈地循環。面對傷痕纍纍同時也罪行纍纍的古人，我們除了以人的名義獻上一份悲憫，再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但是對於我們自己，對於作為吃人種族的後代的我們自己，卻絕不可說一句悲憫了事。近代以來，我們如此大規模地瞭解古希臘文化、古羅馬文化、古印度文化、近代歐洲文化、近代俄羅斯文化，所有這些文化，或充滿開朗剛健氣質、或充滿悲天憫人的宗教氣質、或充滿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人情懷、或充滿個人主義的尊嚴意識和自由精神。一百多年來，這一切都在我們的知識結構內，都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中。這一切為我們改造我們的文化，為我們改造我們的觀念和靈魂，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可能性。可是，所有這些文化，為什麼僅僅只被我們所瞭解，而不能成為我們在精神上真正擁有的資源？就在我們的民族內部，近代以來也產生了敬天憫地的《紅樓夢》，產生了極力撫慰人性的創傷的蘇曼殊，產生了為確立人性尊嚴、為改變我們的凶殘下流而終生吶喊的魯迅，什麼我們不能從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中學到一點善良、一點慈悲、一點敬畏生命的良知、一點熱愛世界並且自尊自愛的人之常情？難道非得那麼凶殘才能顯示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非得這麼下流才能顯示出一個文明古國的偉大嗎？
如果真是這樣，我不得不令人痛心地告訴你，這是一種下流的尊嚴，這是一種下流的文明。此外，我還不得不告訴你，那個受過完整的現代文明教育的醫生所舉起的屠刀，不只是殺死了黎蓮，而且還是扼殺了一個民族稱為人類的資格。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寫於北京黃村
①《中國女性悲歡錄》（內收胡平《中國的眸子》），筱敏、袁偉時編，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歷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金石開編著，中國大地出版社１９９３版。
（原載《科學時報》１９９９年１月７日總第１４１６期）
深刻的歷史記憶
一個有經驗的小說讀者注意小說的細節。養成了這種習慣之後，在讀別的書時，也難免對細節格外留心。我讀胡平先生的報告文學作品《中國的眸子》就是這樣，在北京的一家大型雜誌上第一次讀過之後，對其中的一些殘酷的細節，怎麼也無法忘記，怎麼也無法擺脫。多年以來，我跟朋友們談論文革、談論文革中的虐政與酷刑時，總要提到這部作品中所描寫的細節。後來在筱敏等人編的《中國女性悲歡錄》上見到這部作品的縮寫本，我趕緊把這本書買了下來。自此之後，這部作品中的殘酷細節，真不知讀過多少遍。
我覺得細節裡面有最準確最深刻的歷史記憶。記憶歷史的最好方式就是記憶細節。細節不但最能體現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也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的心理奧秘。中國人為什麼喜歡說些含含糊糊的話，我看就是為了用一些不明不白的宏大敘事來塗抹歷史的細節。幾千年來，中國的集體敘事成為一種瞞和騙的宏大敘事，中國的集體記憶成為一種自欺欺人的虛假記憶。由於在這些敘事和記憶上我們摻和了太多的倫理意圖和政治功利目的，我們有意掩蓋、有意遮蔽、有意扭曲、有意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實際上就是故意犯罪。我們為了掩蓋各種罪過所作的各種努力，其實就是不斷地犯下了新的罪過。
時光飛快的流逝，眨眼之間有案可查的文明史已經過去了幾千年。在這幾千年的文明史中，我們究竟犯下了多少罪，我們究竟掩蓋了多少罪，在最有史料癖的中國也已經無法考索了。一般地說，這些考慮也絕無發生之可能。我們的本意就在於掩蓋和遺忘，哪裡還有費力考索的道理。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記憶歷史：只記憶項羽的意氣千丈寧死不屈，而不記憶他活埋二十萬俘虜的殘忍；只記憶長城的偉岸豪邁，並用它來支撐自己的虛弱與萎頓，而不記憶這種構想本身的殘酷和每塊石頭下無數慘受折磨的骨頭；只記憶紫禁城的金碧輝煌，而不記憶宮廷的陰暗、糜爛和權力的殘暴、惡毒、罪孽；只記憶農民起義的道義和復仇的快感，而不記憶血與火的殺戮、殘酷和毀滅性的破壞。我們既然養成了這樣的記憶方式，當然就可以在自己的內心虛構出一部光輝燦爛的歷史。至於歷史的真實，那對我們來說確實是一筆糊塗賬。在劉震雲的一篇小說中，敘事人「我」向姥姥打聽某一次飢荒，也就是調查餓死人的情況。姥姥回答說，餓死人的事多得很，你問的是哪一次的餓死人。面對過於頻繁過於沈重的苦難，無力反省與消化的人記憶中只是渾沌一片。「我」與姥姥的記憶方式，充分體現了民族集體記憶方式。關於文革中成千上萬的死難者和許許多多因為敢于思考而被殘酷殺害的傑出人物……等等等等。所有這一切，在我們民族集體記憶中，都像一團亂麻一樣，無法從中呈現出深刻的意義。久而久之，也就漶漫模糊，無可考索。最後從民族敘事中消失，也就是從民族記憶中消失。那時候，縱使想回憶一點什麼，也已經沒有可能。一部漫長的中國歷史，它的真實性因為沒有沉澱在記憶中，所以也就不可能呈現於回憶中。
然而至少文革歷史可以成為例外，因為它遠沒有成為歷史，它一點也不需要考索。它就是我們的經驗，就是我們的切身體驗，是我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所造出並承受的現實苦難。它深深地烙在我們的神經上，它時時飄裊在我們陰暗而又恐懼的眼神裡。從願望上說，也許每個人都希望擺脫這種苦難與恐懼，但遺忘決不是通向擺脫的門逕。要用靈魂的痛苦反思我們的苦難，要用真誠的懺悔清算我們的罪惡。是清算，而不是掩蓋。是記憶，而不是遺忘。是在痛定思痛中以每一絲罪惡的記憶敲醒我們沉睡千年的良知。
敲醒細節
也許有人說，記憶本身也需要敲醒。那就請允許我提供幾個細節吧。沉睡的人需要雷聲震撼耳鼓，遲鈍的需要鮮明的意象刺激他的神經，健忘的人則需要豐富的細節啟動他塵封的思維。為此，我願意轉述那些清醒者所提供的細節。
在1968年「三查」運動中，江西瑞金縣的「一個公社，將預先選定的‘三查’對象集中起來，要他們去山上挖樹洞。橫多少米，寬多少米，均有嚴格要求。可樹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誰也看不見誰。挖好洞後，便向看押者報告。未等講完，報告者便被一頓鐵鋤砸死，推進洞裡埋掉了事。事後，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敵人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活學活用了，階級敵人也得給自己準備墳墓。’」頃刻間，此縣殺人達300多名。此間相鄰的興國縣也不落後。革命幹部奮勇殺人達270餘名。其中19個人死得特別可悲可嘆。某公社抓來十幾位階級敵人，他們分別是五類分子的子女，反革命組織的司令、副司令、參謀長、組織部長等。不難想見，所有這些職務決不是他們自己任命的，而是革命幹部出於鎮壓階級敵人的需要予以任命的。這十幾個人被結結實實地捆在公社大院的樹上，準備殺掉。這時縣裡來人通知說，必須停止隨意殺人的風氣。公社的小人物正準備給這些階級敵人鬆綁。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此時「端杯茶水，慢悠悠地從屋裡蕩出來，環視了一下現場，又慢悠悠地說：‘既然綁來了，放也麻煩。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幾條人命就這樣斷送了。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中，正是在這樣的精神背景之下，出現了李九蓮、鐘海源、黎蓮、遇羅克、張志新、林昭等等許多政治「犯」的悲劇。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蓮極刑後曝屍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陰部。她的同案殉難者鐘海源的遭遇更為令人髮指。為了滿足當時一位高級軍官的兒子的植腎需要（讓他多活二十天或一週），當局決定給鐘海源進行活體取腎。押赴刑場前，當局給鐘海源注射了三劑特種藥劑，「可那針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屬的，又粗又長，像是獸醫給碩皮厚的牛馬使的……那軍人過來了。掀起鐘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兩側各打了一針。又要我讓了讓，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針。這一針就是隔著幾層褲子戳進去的……雖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還是明顯感到她因為全身揪著幾層褲子戳進去的。當最後一針戳進去時，猝然之中，我甚至聽見了她體內的某種異響……」為了製造執刑已畢的假象，當局需要對她開槍，但又不能打死。於是就對非關鍵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開了一槍，以便及時取出活腎。「‘砰’的一響，我看到她恍如被電擊中似的彈跳了一下，可未等塵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給淹沒了。撲上來的是三四個醫生。解下鐘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車篷裡送……邊篷架子上吊著一個簡易的手術臺；……它是Ｕ形的，血水順著兩頭瀉成了鮮亮的雨幕，刑場上瀰漫開一股濃濃的血腥氣……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滿了車底板，還滴滴嗒嗒地濺落在地上……也許是車廂裡滑得實在難以移步，一位五六十歲的老醫生，拿起一個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幾下，又嘩嘩地擠進一個紅色的塑料桶裡。約盛了半桶，他跳下車，拎起它走到池塘邊，將血水倒進了塘裡，不一會兒，整口塘全染紅了……屍體丟在地上，剛好臉朝天，半邊臉沒有了，另半邊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頭……」（以上引文均見胡平長篇報告文學《中國的眸子》）。
中國人，這些血光四濺的細節不足以喚醒我們的記憶嗎？在我們粗大的神經上，要堆積多少人間罪惡，才能將它壓沉到良知的水面上？要經歷多少鮮血的浸漬，才能滋生起一絲惻隱之心？李九蓮不過是一個剛剛高中畢業的孩子，她在經歷了文革武鬥之後對它心生疑意，乃向它的男朋友寫信傾訴她的感想。男朋友將這信交給了上級，一個案件由此誕生。鐘海源不過是在李九蓮受迫害時，站出來為她說了幾句公道話，竟然也遭此極刑。李九蓮被害於1977年底，鐘海源被害於1978年春。那個時候，誰曾聽見過這罪惡的槍聲？誰曾為這些正義而又無辜的人痛苦過呼籲過？誰曾關注過流盡了十億中國人的尊嚴與良知的這片鮮血？二十年後，當我們回想起那個年頭蕩漾在我們臉上的笑容，我們不得不承認，那是無恥而又下流的笑容。也許有人說，這沒有什麼特別，這算不上什麼殘酷。那我們究竟認為怎樣才是殘酷呢？神經特別堅持的中國人啊，下面的故事是不是可以讓你感到一點殘酷和恐懼呢？
跟李九蓮一樣，她也是一個中學生。她的青春像李九蓮的一樣美麗，她的名字跟李九蓮的一樣富於詩意。她叫黎蓮。她的故事和遭遇跟李九蓮竟然如此相似，以至於時隔二十多年，人們一直分不清她們誰是誰。我多次看到人們匆匆地在文字中夾雜著這樣一個名字——黎九蓮，這十有八九是把這兩位都被自己的男友出賣然後又都被無辜的年輕女性混為一個人了。她們的主要區別在於，黎蓮早在1970年就被處決，那一年她才18歲，還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如果還要找出什麼區別來，那就是，１８歲的中學生黎蓮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慘無人道。「那是一個黑雲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為了避免劫刑場的可能性，黎蓮被秘密地拖去另一個城市執刑。囚車快到這個城市時，一輛救護車跟了上來，剛貼近，兩輛車都停了。兩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護車，匆匆爬上了囚車。囚車裡，四個人高馬大的武裝警察一下將黎蓮扳轉身，臉和身子緊貼車壁上。衣背往上一擼，來不及使用麻醉藥，一把鋒光閃閃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了一個巴掌大的口子……沒幾下，一個滴著殷紅鮮血的腎，潑刺刺地落在潔白的瓷盤上……猶如那是一個灶眼，匆匆地往裡面塞進一些藥棉、紗布。同樣來不及縫合，也沒有想到要給一個十幾分鐘後就得跌扑在黃土泥漿上的犯人作縫合……那血，如潺潺的小溪，無聲地從紗布、藥棉裡滲透出來，從她的上衣裡滲透出來，染紅了囚車的甲板……」而在一家醫院的手術室裡，一個奄奄一息的「革命幹部」正在等著移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引文出自《黎蓮》，見《歷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②）。
無需羅列更多的材料。有時候僅僅一個細節就可以揭示全部歷史真實。在這兩個故事中，中國人對於生命的態度是如此矛盾。那位將軍的兒子和那位革命幹部的生命，可以被放大到無限神聖的地步，這個世界上任何寶貴的東西，都可以無條件地拿來維持他們的殘喘。而李九蓮和黎蓮的生命，只能無條件地奉獻出去。在所有這些故事中，連最起碼的倫理界限也沒有一個人願意遵守。這是如何地傷天害理。如何地侮辱了這個自名為人類的生靈歷盡千千萬萬年的努力才建設起來的這麼一點點自尊。不徵詢腎的主人的同意，也不徵詢法律和天理的認可；既等不及處以死刑之後，也等不及打一支麻藥；那把屠刀就這樣紮下去了！當人還在呼吸、還在感知、還在思維的時候，當人還是一個人的時候，那把掠奪和殺戮的刀就那麼迫不及待地紮下去了。我在鄉下看見過獸醫給豬和牛做手術。每個獸醫肯定也都是中國的獸醫。而鐘海源和黎蓮在被掠奪腎臟之後，再也沒有經濟價值可言，所以那把掠奪和屠殺的刀就顯得那麼凶殘，那麼下流。這是十分符合中國邏輯的。
這一刀紮下去，使五千年中國文明立時成為一個謊言。整個中國歷史必須以這個細節為切入口重新改寫。
敬畏生命
有人說，不能改變的是逝去的歷史，可以改變的是未來的選擇。實際上改變未來的選擇正是要從改變歷史入手。我們所天天標榜的一部燦爛輝煌的中國歷史，即使不全是謊言，至少也是極其片面的。我更願意相信魯迅有關「吃人」的歷史解讀。魯迅是對中國歷史的偉大發現，也是對這一歷史的最神聖最歇斯底里的抗議。任何一個對中國歷史有心得體會的人，任何一個瞭解中國人的倫理邏輯的人，任何一個對中國生活的運行機制和心理奧秘具有洞察力的人，都有足夠的知識資源和經驗資源像魯迅一樣把這部由謊言堆積而成的中國歷史改寫為一部殘酷而又真實的吃人的歷史。我相信這些人也有足夠的心理願望，選擇一個與中國歷史判然有別的人道而又文明的未來。
但是，恰恰是在價值資源上，我們顯出驚人的匱乏。我們從來沒有在人格意義和尊嚴意義上建立起生命神聖的觀念。我們從來只用等級意識和功利意識看待人群，看待族類。誰官高權重，誰就尊貴。誰能以工具的方式創造最大的功利，誰就是人上之人。除此之外，面對一個一個生命個體時，面對一個具體的個人所體現出的普遍人性時，我們從來粗野得沒有一絲尊重，麻木得沒有一絲悲憫，下流得直想戲弄之、掠奪之，惡毒得直想殺戮之、毀滅之。試問中國歷史上，哪一次天下大亂血光四濺的悲劇，不是在這樣的文化心理背景下發生並蔓延的，哪一個人在備受蹂躪之後，沒有千倍萬倍地蹂躪過別的無辜的生靈。試想一下，如果那個舉刀的醫生是一個享有充分的尊嚴、體驗過人性的自由與豐富的人，他還會這樣野蠻地對待一個在屠刀下瑟瑟發拌的柔弱的生靈嗎？
五千年間，我們就在如此惡劣的文化傳統中無奈地循環。面對傷痕纍纍同時也罪行纍纍的古人，我們除了以人的名義獻上一份悲憫，再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但是對於我們自己，對於作為吃人種族的後代的我們自己，卻絕不可說一句悲憫了事。近代以來，我們如此大規模地瞭解古希臘文化、古羅馬文化、古印度文化、近代歐洲文化、近代俄羅斯文化，所有這些文化，或充滿開朗剛健氣質、或充滿悲天憫人的宗教氣質、或充滿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人情懷、或充滿個人主義的尊嚴意識和自由精神。一百多年來，這一切都在我們的知識結構內，都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中。這一切為我們改造我們的文化，為我們改造我們的觀念和靈魂，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可能性。可是，所有這些文化，為什麼僅僅只被我們所瞭解，而不能成為我們在精神上真正擁有的資源？就在我們的民族內部，近代以來也產生了敬天憫地的《紅樓夢》，產生了極力撫慰人性的創傷的蘇曼殊，產生了為確立人性尊嚴、為改變我們的凶殘下流而終生吶喊的魯迅，什麼我們不能從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中學到一點善良、一點慈悲、一點敬畏生命的良知、一點熱愛世界並且自尊自愛的人之常情？難道非得那麼凶殘才能顯示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非得這麼下流才能顯示出一個文明古國的偉大嗎？
如果真是這樣，我不得不令人痛心地告訴你，這是一種下流的尊嚴，這是一種下流的文明。此外，我還不得不告訴你，那個受過完整的現代文明教育的醫生所舉起的屠刀，不只是殺死了黎蓮，而且還是扼殺了一個民族稱為人類的資格。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寫於北京黃村
①《中國女性悲歡錄》（內收胡平《中國的眸子》），筱敏、袁偉時編，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歷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金石開編著，中國大地出版社１９９３版。
（原載《科學時報》１９９９年１月７日總第１４１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