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指出，鄧小平時代的重要特徵之一是遭文革迫害者佔據中樞要位，批評毛澤東時代的錯誤，由文革路線轉為改革開放路線，鄧氏為奪權有必要打倒毛澤東謬論。在理論鬥爭中最活躍的是胡耀邦，知識份子在一九七六年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時不是繫獄就是毫無力量，但在一九八九年的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則扮演重要一環。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天文物理學者方勵之由於煽動合肥學生示威罪名而遭黨除名，但他仍繼續推動民主運動，一九八九年一月發表公開信要求釋放魏京生，這項要求激怒鄧小平，次年二月老布希總統訪中時，中方阻止應邀參加的方勵之出席，原因是魏京生事件對鄧氏來說具有特別的意義。
胡耀邦在一九七八年開始攻擊毛派理論後贏得年輕一代強烈支持，發展成為要求民主化的大字報運動，鄧小平最先是支持大字報，但魏京生將指責箭頭指向鄧氏後遭鄧氏下令逮捕。秘錄引述目前住在臺灣的胡耀邦前智囊之一的阮銘的發言指出，魏京生被捕時，胡耀邦並未希望重罰，一聽到判刑十五年的消息後大吃一驚而追問鄧氏，但由於量刑是由鄧氏決定，胡氏毫無辦法。
鄧小平政治論理精髓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在魏京生被捕的同時發表，核心是「黨的領導」，亦即堅持一黨獨裁體制，攻擊鄧小平是「新獨裁者」的魏京生也可說是導致鄧氏「四項基本原則」的產生。
方勵之的公開信刺激改革派知識份子，要求釋放政治犯和民主化的公開信接二連三出現，而在此之前，令知識份子提高警覺的是電影記錄片「河殤」問題。這部作品揭發中華文明的封建制和黑暗面，要求改革，六月中旬在國營電視臺放映，引起很大迴響，但進入七月，開始出現反彈，黨宣傳部雖駁回再放映申請，但趙紫陽大力稱讚作品，默認上海等地方電視臺的放映。
趙紫陽的作法激怒保守派元老國家副主席王震，大罵前者，九月以後攻擊更趨激烈。中國的文藝作品常成為論爭的火種，政爭的工具，河殤問題升高知識份子的危機意識，發展成為對政權的批判，方勵之的公開信則成為保守和改革對決的導火線。
来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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