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2-26 05:36:39作者：古三月
因為料想今年ＣＣＴＶ的春節聯歡晚會，一定了無新意，所以早早發誓：「今年春晚，我去逛街。」不料逛街回來之後，打開電視機，春晚還未結束，正好碰上春晚主持人「集體失誤」，當時舞台上亂作一團。我在電視行當裡干了十多年，還從未見過這種混亂場面。讓人震驚之餘，不僅啞然失笑。
這次央視主持人「集體失誤」，從小處看，可理解為「工作失誤」，因為電視直播節目在「踩時間」的時候，很容易出錯。從大處看，也可以理解為一個「政治件」，因為春晚從來就跟「政治」脫不清干係。一場以「和諧」為主題的晚會，竟出現了「不和諧」場面，而且正好出現在新年鐘聲即將敲響的時刻。
我想起了1990年的「春晚」。零點鐘聲敲響之後，新當選的國家領導人登臨晚會現場，向全國人民發表「重要講話」。倘若今年也有這種安排，豈不「婁子」捅大了。中國人向來迷信吉言吉語，迷信順順噹噹，央視六位主持人在關鍵時刻亂作一團，給全國人民帶來了一個什麼樣的兆頭？
讓我們回顧一下這個「黑色三分鐘」。零點鐘聲之前，六位主持人按照慣例，上場渲染氣氛。先是張澤群念錯了一副有對仗缺陷的春聯，之後李詠在說到「祝福生下寶寶的媽媽同志們」時，被朱軍以一句 「親愛的朋友們」打斷，然後董卿在接話時又出現了罕見的「銜接空白」。最後劉芳菲說了台詞的上一句：「讓我們把這新春最衷心最美好的祝願……」，下一句竟沒有主持人「接力」。周濤與李詠趕緊「救場」，兩人一開口，又撞到了一起，而且「後語」不搭「前言」。當時場上的台詞對白，完全被搞亂了。
細心的觀眾還發現，因為主持人的台詞完全被打亂，某女主持人向「失誤」的男主持人「翻白眼」，表達對同事的不滿。這是一個職業主持人不應該有的工作態度，主持人互相埋怨，只會使場面失去控制。
說到底，是由於央視主持人長期被「圈養」，他們已經變成了一臺「播音機器」，只能照本宣科，替別人傳聲。難怪有人說，央視主持人一旦離開「字幕機」，就不知道該如何說話。
今年的春晚看來又要挨罵了，年年挨罵，年年搞，屢教不改。為什麼會形成如此局面呢？這裡邊的原因，只有兩個字：政治。是政治原因，讓本應該好看的春節聯歡晚會，形成了一個僵化的模式，跟現有的政治模式一脈相承。一年一度、耗費巨大的春晚，其主題不再是「聯歡」，而是一場地地道道的「政治匯報演出」。
由於工作需要，前段時間瀏覽了ＣＣＴＶ歷史上所有的春晚節目。1983年的第一場春晚，算是最簡陋，當時還不敢唱流行歌曲，姜昆和馬季等相聲演員是春晚的主角。但這場晚會確實有「聯歡」的性質，現場的鼓掌和歡呼是完全真實的，不像現在，央視都在現場安排自己的「托」，要他們在節目的某個環節帶頭「起鬨」，避免晚會冷場。
隨著春晚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個舞臺的「聯歡」色彩逐漸蛻去，「政治氣氛」變得越來越濃烈。春晚從「聯歡」功能向「政治」功能轉變，最先是從「憶苦思甜」開始的。
「憶苦」是為了突出現在的幸福生活，「思甜」的目的，是提醒全國人民要對某個政治組織感恩戴德。這樣的意思在春晚中隨處可見。 1994年的春晚，搞了一個《全家福》節目，就屬於典型的「憶苦思甜」。一個叫徐永輝的攝影師，在40多年裡，先後四次拍攝一戶普通農家的「全家福」。這本來是一個沒有任何「聯歡」色彩的題材，卻被央視大書特書。下面是主持人倪萍當時的台詞：
觀眾朋友，我們每個人呢，都有自己的童年。長大以後呢，就經常手捧一本相冊，想從一張張的照片中尋找那童年的印記，尋找 那往事如煙的昨天。
1950年，那個時候全國剛剛解放，第一天當上攝影師的徐永輝到嘉興去採訪，一陣孩子的歌聲把他帶到農民葉根土一家的面前， 他以一個新聞工作者的特有敏感拍下了這張全家福。您瞧，雖然還是衣衫襤褸，但翻身做主人的葉根土笑得多開心哪！徐永輝被深深地感染了。
13年之後，也就是1963年，徐永輝幾經周折，又在黃岩山區找到了葉根土一家，拍到了這第二張全家福。這個時候啊，女兒就要出嫁了，瞧，兒子長得比媽媽還高了。徐永輝被山鄉的巨變深深地感動了，為這張照片取名叫合家歡。
又過了16年，到了1979年。那個時候呢，我們國家剛剛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徐永輝想三中全會之後農村變化一定非常大，於是他又背起了相機，再次找到了葉根土家，拍下了這第三張全家福。遺憾的是，根土老人這個時候已經去世了，但是家裡又多了三口人──兩個兒媳婦和一個閨女女婿，依然是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又過了一個16年，也就是1994年的新春之際，徐永輝即將要退休了，他捨不得自己手中的照相機，於是又翻山越嶺找到了葉根土家，拍下了這第四張彩色的全家福。
朋友們，這四幅照片呢，已經由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所收藏，它是我們年輕的共和國由貧窮走向富裕的一個歷史的見證。
今天在這樣一個合家團聚的夜晚，我們想到了他，一位普普通通的新聞工作者，所以我們也把他請來了，我們請他從他的照片中走出來與大家見面，有請！（王列軍：《21年春節聯歡晚會的社會學解析》）
任何一台聯歡晚會，主持人只能是在中間「穿針引線」，把表演節目一個個帶出來。而央視主持人卻花大量的「篇幅」，來講述一個並不精彩的故事。這是春晚節奏拖沓、內容貧乏的原因之一。央視要表達的意思很清楚：皇恩如此浩蕩，飲水不忘掘井人，絲毫沒有鼓動觀眾在歲末狂歡的意識。
春晚的政治氣氛，還表現在它不失時機地搞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2002年春節晚會上，有一個雜技節目，表演結束後，主持人倪萍
特意採訪演員章功力。她的台詞是這樣的：
「前兩天啊，我跟小章閒聊的時候，我就問他，三十晚上，你全家是不是就早早的聚在電視機前看你什麼時候出場啊？他半天沒說話，我說怎麼了？他說倪萍阿姨你還不知道我，我是孤兒，我家裡沒有什麼人了。當時我馬上就說了聲‘對不起，小兄弟’，他說沒事。他去年在法國獲國際雜技金獎的時候，一個法國記者曾經採訪他，說像你這麼高超技藝，你應該定居法國，你是可以賺大錢的。小章笑了笑，他說我是一個孤兒，我是吃百家飯，穿百家衣長大的，我雖然沒有父母，但我有一個特別溫暖的集體。有那麼多素不相識的叔叔阿姨都愛我。我小的時候就盼著我早點有本事，如今我如果真了有點本事，我願意用我的這點本事報效我的祖國和人民。我告訴你們，我的家永遠在中國！」（王列軍：《21年春節聯歡晚會的社會學解析》）
台詞說完之後，緊接著播放了一首革命歌曲《我家在中國》。這位 「孤兒」雖然一直在晚會現場，但沒有說話機會，也不知道他沒有定居法國的原因，到底是不是因為愛這個國家。反正央視說他是愛國主義，他就是愛國主義。許多人一不小心，就掉進了政治宣傳陷阱。這一安排，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完全是從政治角度來解釋「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是什麼？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堅守故土的情感，這種情感不是灌輸出來的，而是一種歷史傳承，不是今天才有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愛的是這個國家，而不是某個人或者某個組織。愛國主義不是喊口號，唱國歌，更不是向國旗敬一個禮就完事。美國人可以把國旗繡在褲兜上，但國家一旦有事，並沒有妨礙年輕人義無返顧地奔赴伊拉克戰場。在春節聯歡晚會上，搞愛國主義教育，幾乎沒有什麼效果，反而會倒掉觀眾的胃口。
春節是中國人一年中最盛大的節日。傳說遠古時代，有一種叫「年」的怪獸，每隔365天就出來傷人害命。有一次人們偶然發現「年」獸，很怕紅色和火光，從此人們每到年關，家家戶戶張貼紅色年畫，挂出紅色燈籠，燃放紅色爆竹。這樣，「年」獸就再也沒有出來作亂。
然而，央視卻變成了一隻「年」獸，每隔365天，就出來傷人。
（2007-02-22於深圳）
這次央視主持人「集體失誤」，從小處看，可理解為「工作失誤」，因為電視直播節目在「踩時間」的時候，很容易出錯。從大處看，也可以理解為一個「政治件」，因為春晚從來就跟「政治」脫不清干係。一場以「和諧」為主題的晚會，竟出現了「不和諧」場面，而且正好出現在新年鐘聲即將敲響的時刻。
我想起了1990年的「春晚」。零點鐘聲敲響之後，新當選的國家領導人登臨晚會現場，向全國人民發表「重要講話」。倘若今年也有這種安排，豈不「婁子」捅大了。中國人向來迷信吉言吉語，迷信順順噹噹，央視六位主持人在關鍵時刻亂作一團，給全國人民帶來了一個什麼樣的兆頭？
讓我們回顧一下這個「黑色三分鐘」。零點鐘聲之前，六位主持人按照慣例，上場渲染氣氛。先是張澤群念錯了一副有對仗缺陷的春聯，之後李詠在說到「祝福生下寶寶的媽媽同志們」時，被朱軍以一句 「親愛的朋友們」打斷，然後董卿在接話時又出現了罕見的「銜接空白」。最後劉芳菲說了台詞的上一句：「讓我們把這新春最衷心最美好的祝願……」，下一句竟沒有主持人「接力」。周濤與李詠趕緊「救場」，兩人一開口，又撞到了一起，而且「後語」不搭「前言」。當時場上的台詞對白，完全被搞亂了。
細心的觀眾還發現，因為主持人的台詞完全被打亂，某女主持人向「失誤」的男主持人「翻白眼」，表達對同事的不滿。這是一個職業主持人不應該有的工作態度，主持人互相埋怨，只會使場面失去控制。
說到底，是由於央視主持人長期被「圈養」，他們已經變成了一臺「播音機器」，只能照本宣科，替別人傳聲。難怪有人說，央視主持人一旦離開「字幕機」，就不知道該如何說話。
今年的春晚看來又要挨罵了，年年挨罵，年年搞，屢教不改。為什麼會形成如此局面呢？這裡邊的原因，只有兩個字：政治。是政治原因，讓本應該好看的春節聯歡晚會，形成了一個僵化的模式，跟現有的政治模式一脈相承。一年一度、耗費巨大的春晚，其主題不再是「聯歡」，而是一場地地道道的「政治匯報演出」。
由於工作需要，前段時間瀏覽了ＣＣＴＶ歷史上所有的春晚節目。1983年的第一場春晚，算是最簡陋，當時還不敢唱流行歌曲，姜昆和馬季等相聲演員是春晚的主角。但這場晚會確實有「聯歡」的性質，現場的鼓掌和歡呼是完全真實的，不像現在，央視都在現場安排自己的「托」，要他們在節目的某個環節帶頭「起鬨」，避免晚會冷場。
隨著春晚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個舞臺的「聯歡」色彩逐漸蛻去，「政治氣氛」變得越來越濃烈。春晚從「聯歡」功能向「政治」功能轉變，最先是從「憶苦思甜」開始的。
「憶苦」是為了突出現在的幸福生活，「思甜」的目的，是提醒全國人民要對某個政治組織感恩戴德。這樣的意思在春晚中隨處可見。 1994年的春晚，搞了一個《全家福》節目，就屬於典型的「憶苦思甜」。一個叫徐永輝的攝影師，在40多年裡，先後四次拍攝一戶普通農家的「全家福」。這本來是一個沒有任何「聯歡」色彩的題材，卻被央視大書特書。下面是主持人倪萍當時的台詞：
觀眾朋友，我們每個人呢，都有自己的童年。長大以後呢，就經常手捧一本相冊，想從一張張的照片中尋找那童年的印記，尋找 那往事如煙的昨天。
1950年，那個時候全國剛剛解放，第一天當上攝影師的徐永輝到嘉興去採訪，一陣孩子的歌聲把他帶到農民葉根土一家的面前， 他以一個新聞工作者的特有敏感拍下了這張全家福。您瞧，雖然還是衣衫襤褸，但翻身做主人的葉根土笑得多開心哪！徐永輝被深深地感染了。
13年之後，也就是1963年，徐永輝幾經周折，又在黃岩山區找到了葉根土一家，拍到了這第二張全家福。這個時候啊，女兒就要出嫁了，瞧，兒子長得比媽媽還高了。徐永輝被山鄉的巨變深深地感動了，為這張照片取名叫合家歡。
又過了16年，到了1979年。那個時候呢，我們國家剛剛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徐永輝想三中全會之後農村變化一定非常大，於是他又背起了相機，再次找到了葉根土家，拍下了這第三張全家福。遺憾的是，根土老人這個時候已經去世了，但是家裡又多了三口人──兩個兒媳婦和一個閨女女婿，依然是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又過了一個16年，也就是1994年的新春之際，徐永輝即將要退休了，他捨不得自己手中的照相機，於是又翻山越嶺找到了葉根土家，拍下了這第四張彩色的全家福。
朋友們，這四幅照片呢，已經由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所收藏，它是我們年輕的共和國由貧窮走向富裕的一個歷史的見證。
今天在這樣一個合家團聚的夜晚，我們想到了他，一位普普通通的新聞工作者，所以我們也把他請來了，我們請他從他的照片中走出來與大家見面，有請！（王列軍：《21年春節聯歡晚會的社會學解析》）
任何一台聯歡晚會，主持人只能是在中間「穿針引線」，把表演節目一個個帶出來。而央視主持人卻花大量的「篇幅」，來講述一個並不精彩的故事。這是春晚節奏拖沓、內容貧乏的原因之一。央視要表達的意思很清楚：皇恩如此浩蕩，飲水不忘掘井人，絲毫沒有鼓動觀眾在歲末狂歡的意識。
春晚的政治氣氛，還表現在它不失時機地搞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2002年春節晚會上，有一個雜技節目，表演結束後，主持人倪萍
特意採訪演員章功力。她的台詞是這樣的：
「前兩天啊，我跟小章閒聊的時候，我就問他，三十晚上，你全家是不是就早早的聚在電視機前看你什麼時候出場啊？他半天沒說話，我說怎麼了？他說倪萍阿姨你還不知道我，我是孤兒，我家裡沒有什麼人了。當時我馬上就說了聲‘對不起，小兄弟’，他說沒事。他去年在法國獲國際雜技金獎的時候，一個法國記者曾經採訪他，說像你這麼高超技藝，你應該定居法國，你是可以賺大錢的。小章笑了笑，他說我是一個孤兒，我是吃百家飯，穿百家衣長大的，我雖然沒有父母，但我有一個特別溫暖的集體。有那麼多素不相識的叔叔阿姨都愛我。我小的時候就盼著我早點有本事，如今我如果真了有點本事，我願意用我的這點本事報效我的祖國和人民。我告訴你們，我的家永遠在中國！」（王列軍：《21年春節聯歡晚會的社會學解析》）
台詞說完之後，緊接著播放了一首革命歌曲《我家在中國》。這位 「孤兒」雖然一直在晚會現場，但沒有說話機會，也不知道他沒有定居法國的原因，到底是不是因為愛這個國家。反正央視說他是愛國主義，他就是愛國主義。許多人一不小心，就掉進了政治宣傳陷阱。這一安排，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完全是從政治角度來解釋「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是什麼？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堅守故土的情感，這種情感不是灌輸出來的，而是一種歷史傳承，不是今天才有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愛的是這個國家，而不是某個人或者某個組織。愛國主義不是喊口號，唱國歌，更不是向國旗敬一個禮就完事。美國人可以把國旗繡在褲兜上，但國家一旦有事，並沒有妨礙年輕人義無返顧地奔赴伊拉克戰場。在春節聯歡晚會上，搞愛國主義教育，幾乎沒有什麼效果，反而會倒掉觀眾的胃口。
春節是中國人一年中最盛大的節日。傳說遠古時代，有一種叫「年」的怪獸，每隔365天就出來傷人害命。有一次人們偶然發現「年」獸，很怕紅色和火光，從此人們每到年關，家家戶戶張貼紅色年畫，挂出紅色燈籠，燃放紅色爆竹。這樣，「年」獸就再也沒有出來作亂。
然而，央視卻變成了一隻「年」獸，每隔365天，就出來傷人。
（2007-02-22於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