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教到「南京大屠殺」時，我都有著無限的感慨與不解。有一段文字我都會印給學生看：「湘軍‘貪掠奪，頗亂伍。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被戳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均被虜），老者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方。’凡此均為曾國荃幕友趙烈文目睹所記，總計死者約二、三十萬人」。
這段文字出自中國近代史權威學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所長郭廷以所著的《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頁169∼170），主要在描述1864年曾國荃（曾國藩弟）率湘軍攻入南京城後的情景（原始資料參見：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相較於1937年日軍版的「南京大屠殺」被一再強調，這場湘軍版的「南京大屠殺」顯然少被中國史家提及。大概是擔心讀者看了之後無法接受滿口「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語出曾國藩，《討粵匪檄》）的湘軍，竟也會幹出同太平軍一樣「荼毒生靈、蹂躪州縣」（曾國藩罵太平軍之語，同上文）的勾當。
細看這段文字，從屠殺的慘狀到死亡的人數，較之73年後日軍版的「南京大屠殺」皆不遑多讓。令我感慨的是，中國人的自相殘殺竟不輸給外族的殺戳！而令我不解的是，為何許多中國人對「國恥」的思維總是停留在批判他國壓迫中「國」的「恥」辱，卻不敢面對中「國」人荼毒、蹂躪中國人之「恥」？
一、「國恥」者，「國」人自相殘殺之「恥」
就從「太平天國」談起。這場內戰至少造成2,000萬中國人的死亡，光是這個數字恐不下於鴉片戰爭以降中國人死於列強的總數，更不要說民初軍閥混戰、東征北伐、中原大戰、國共內戰乃至於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當中數倍於此的死亡人數。
據統計，從秦始皇讓六國通通趴下，到「中國人」毛澤東「站起來了」的兩千多年當中，平均一年裡有五個月的時間中國人在互相殘殺。易子而食、析骸而炊的悲劇史不絕書。就以中國人最自豪的大唐皇朝來說，你能想像唐朝建立前後的18年間（西元611年到628年），內戰的結果導致全國戶數從890萬戶銳減至290萬戶，人口從4,600萬人銳減至1,600萬人，三分之二的中國人死於戰亂。好不容易盼到了「盛世」，沒多久好光景，一場「安史之亂」使得黃河流域人煙斷絕，獸游鬼哭，中國人口從900萬戶銳減為200萬戶，四分之三死於非命，殘存者「以紙為衣」。到了唐末，歷經黃巢、秦宗權等戰火洗禮後的洛陽城，「只見遍地白骨，荊棘野草，一片荒涼，居民還不到一百戶」。其實不只洛陽，「全國都是地獄」，柏楊說。說到這裡，柏楊接著還講了一段士卒綁架平民到大街上販賣屠殺切割如同豬羊的「零賣人肉」故事。這位早年曾遭中國人構陷入獄而飽受苦難的中國人，走筆至此不禁長嘆：「中國人，你的名字是苦難！」（《柏楊曰──讀通鑒．論歷史（六）》，遠流，頁1493∼1495）
試問：此時「美帝」、「日帝」何在？製造中「國」人的苦難與「恥」辱者，不正是「血濃於水」的中國人嗎？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面對這類「國恥」，不少中國人（特別是統治者）不是矢口否認就是避重就輕。遠的不談，就以「6．4」天安門事件來說，據報載，1996年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在被問到「6．4」事件時竟聲稱「天安門廣場上沒死一個人」，問題發生在北京的東、西兩區及南區，照遲氏的說法，也只是「衝撞」而已。（1996年12月12日《中國時報》第十版）到了「6．4」十週年當天，有記者問中國總理朱鎔基的感想，得到的答覆竟是：「謝謝你們提醒我，我已經忘記了。」（1999年6月5日《自由時報》第3版）才幾年時間都可以把這場震驚世界的大屠殺忘得一乾二淨，這樣的中國人有什麼立場要求日本人不能「忘記」六、七十年前屠殺中國人的暴行？如果人民解放軍屠殺自己的人民都可以說成只是「衝撞」、甚至「沒死一個人」，這樣的中國人又有什麼資格批評某些日本教科書將侵略中國寫成「進出」中國、甚至否認有南京大屠殺？
中國人超越「國恥」的第一步：停止繼續製造中「國」人的「恥」辱。
二、「國恥」者，強「國」凌辱弱國之「恥」
我對「國恥」的第二個新解：凡是強凌弱者皆可恥也，他國欺侮中國固然可恥，中國侵略他國亦復如是。
《三國演義》第77回有這麼一段「故事」：話說關公被殺，魂魄不散，蕩蕩悠悠直至玉泉山，高呼「還我頭來！」老僧普淨對曰：「今將軍為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顏良、文丑五關六將等眾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這段「故事」雖非史實，但卻透露出深刻的文化意涵，多少反映出某些中國人缺乏同理心的性格，表現在對外的態度上就容易出現只批判他國欺侮中國，而無視於中國侵凌他國的史實。
歷史上許多中國人歌頌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多半是崇拜他們為中國「開疆拓土」的「豐功偉業」。然而這些中國人當中，恐怕很少有人能接受當年日軍是為了建立「豐功偉業」而去中國「開疆拓土」的說法。但是，這種標準不一的論述在中國史書當中俯拾皆是，特別是教科書。比如某教科書其中一節裡，前面寫漢武帝「平」朝鮮，後面則說吐蕃國王曾「入寇」中國邊境。令人不解的是，二者在本質上同是對外征伐的行為，為何前者曰「平」而後者曰「入寇」？如果把動詞對調，說漢武帝「入寇」朝鮮而吐蕃國王「平」中國，可乎？甚至把時間拉到20世紀，若日本人也說1937年是去「平」中國而非入侵中國，中國人可以接受嗎？
漢武帝當年遣使向西域大宛國索汗血馬，大宛不從，漢使辱其王而見誅，武帝怒而伐之，前後出動20萬人，花了四年時間「平」了大宛，得馬約3,000匹。試想，這場仗打下來雙方死亡人數會少於3,000人嗎？當真人命不如馬命？這是漢武帝的「豐功偉業」。另一位與之齊名的帝王「天可汗」唐太宗也曾用兵西域，消滅高昌國，理由之一是高昌國王竟敢自稱「可汗」。這般「可」堪「汗」顏的侵略行動，竟也成了太宗一朝的歷史豐碑。許多中國人日夜不忘要日本軍閥「還我頭來」，然而吾人不禁想問：「大宛、高昌等眾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
翻開歷史，中國在衰弱時期常遭外患，曾是「苦難的民族」，然而在強盛時期卻也常製造其它民族的苦難。因此，唯有將心比心，反對一切強凌弱的行為，中國才有超越「國恥」的可能。
三、從人道主義出發
要想究竟超越「國」恥，吾人必需建立起以「人」為出發點的歷史觀，以人道主義為前提，反對任何人壓迫其他人的行為，不論是你那一「國」的人。
在曹長青主編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論西藏》（時報）一書的前言中，有一段話讀之令人動容：
「中國知識份子應該站在超越種族、膚色、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角度，站在自由高於一切的人的角度去審視西藏以及一切種族衝突。如果說做一個中國人就必須是一個沙文主義者，就必須是一個‘大中國’情結者，那麼這樣的中國人在這個地球上消失得越快越好。中國人、日本人、美國人……是哪國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人！有人的觸覺，人的情感，人的思維，看重人的自由和尊嚴」。（頁16）
時下有些人常愛逼問他人：「你是中‘國’人嗎」？我認為：先反問自己「我是‘人’嗎？」可能更為重要。不從根本的人道主義出發，滿腦子儘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沙文主義思想，終究難以超越「國」恥。
四、超越全然負面的帝國主義論述
1915年，陳獨秀在《新青年》的發刊詞當中寫到：
「吾國自通海以來，自悲觀者言之，失地償金國力索矣；自樂觀者言之，倘無甲午庚子兩次之福音，至今猶在八股垂髮時代。」（《敬告青年》，收入：張忠棟等〔主編〕，《什麼是自由主義》，唐山，頁6）
他將「國恥」視為「福音」，顛覆了全然負面的帝國主義論述。無獨有偶，胡適也「讚嘆」過帝國主義者：
「我們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我們焚香頂禮感謝基督教的傳教士帶來了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我們十分感謝這班所謂‘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會’‘不纏足會’，開設新學堂，開設醫院，開設婦嬰醫院」。（《慈幼的問題》，收入：《胡適作品集（14）》，遠流，頁245）
甚至，柏楊還「惋惜」鴉片戰爭來得太晚，而且認為
「這個‘國恥紀念’，實際上是對我們醬缸文化的強大衝擊，沒有這一次衝擊，中國人還深深地醬在醬缸底層，僵死在那裡。」（《中國人與醬缸》，收入：陳麗真〔編〕，《柏楊．美國．醬缸》，四季，頁237∼238）。
另外，讀過《文化苦旅》者，一定曾讀到余秋雨對帝國主義者的「信賴」：
「偌大的中國，竟存不下幾卷經文！比之於被官員大量糟踐的情景，我有時甚至想狠心說一句：寧可存放在倫敦博物館？！」（《道士塔》，收入：《文化苦旅》，爾雅，頁10）
百年前敦煌石窟的文物，一邊被帝國主義者大量搬走，一邊則被中國官員大量糟踐。兩「苦」相權，余秋雨寧可「信賴」帝國主義者。
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一切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行為固然都應該被批判。然而，帝國主義者與現代文明之間有著複雜的辯證關係，從文化的層面來看，吾人也不可否認某些帝國主義者曾給被侵略者帶來若干正面的現代文明。比如：
◆沒有鴉片戰爭（《南京條約》，香港被英國殖民），恐怕就沒有日後的東方之珠；
◆沒有英法聯軍（《天津條約》，臺灣被迫開港），彰化人恐怕就沒有機會在百年前開始享用「彰基」所帶來的現代醫療。
◆甚至，若無甲午戰爭（《馬關條約》，臺灣脫離腐敗的滿清），臺灣某些文明的進程可能會嚴重遲緩。
從這，庶幾可以體會陳獨秀的「福音說」以及胡適的「讚嘆」、柏楊的「惋惜」和余秋雨的「信賴」。
在批判帝國主義罪惡之餘，被侵略者恐怕也要自我反省：「帝國主義者能（產生許多正面的現代文明），為何自己不能？」與其自怨自艾，將自己的不幸都歸諸於他人的侵略，不如反躬自省，從苦難中產生正面的教訓。
五、以民主「回應」外來的「挑戰」
英國大史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提出「挑戰與回應」（challenge-and-response）一說，主張文明的起源與成長在於該文明能否成功回應環境的挑戰。用此一角度來檢視近代中國「國恥」的來源，究竟是列強的「挑戰」太嚴重、還是中國的「回應」不及格？恐怕後者的成分要比前者來得多。這點由中、日兩國皆從19世紀中葉開始「回應」列強的「挑戰」所得到的不同效果可以看出。
也就是說，中國的「國恥」的問題並非出在中國沒有「回應」，而在於「回應」的方向不夠正確所致。從1860年代開始，中國為了「回應」西方的「挑戰」，歷經了器物、制度等不同層次的改革，然率皆失敗。甚至革命成功之後，中國的內憂外患並未因此而結束。於是，民初新文化運動者認為應將「回應」的重點提升到文化層次。於是他們竭力地頌揚足以代表西方近代文明精髓的民主與科學，特別是民主的啟蒙價值。然而，這股「啟蒙」的自由民主力量受到主張「救亡」（挽救國家的危亡）之民族主義勢力的衝擊。這時候，胡適認為應該「努力向民主主義的一個簡單目標上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麼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國際的中國》，收入：《胡適作品集（9）》，遠流，頁94）也就是說，「啟蒙」應先於「救亡」。可惜，當時整個中國的走向最後是「救亡壓倒啟蒙」（李澤厚，《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收入：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其結果深深地影響往後中國的命運：當外部的帝國主義者逐漸遠離之時，內部的極權主義者則迅速地取而代之，成為中國人民最主要的壓迫者。
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中國早已遠離帝國主義的感脅，不再有「救亡」的問題。然而，當年為了強調「救亡」而燃起的民族主義狂潮至今卻不減反增，民主自由的「啟蒙」力量依舊微弱，甚至不及民初。於是在21世紀初，中國竟然出現許多非常不可思議的怪現象，比如：一個挾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成功申請到主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國家，竟然連自己同「民族」的人民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運動」也忍心大肆鎮壓。更怪的是，昔日中國口中的帝國主義者（特別是所謂「美帝」），反而苦苦哀求中國的統治者放過這些不過只是練練氣功的中國人，結果總是得到一句「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的回報。因此，只看到中國申奧成功就以為「中國人站起來了」、就以為「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是人也，非愚即狂。
21世紀的中國人，當真超越「國恥」了嗎？
（蘇瑞鏘：國立彰化高級中學歷史科教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提供者：（臺北）曾建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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