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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撤退命令，預定十月十七日午夜十二時，開始突圍，但十七日清晨，六十軍卻開始叛變。而且是一個計畫十分周密的叛變。曾澤生首先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先扣押了反對叛變的徐參謀長和五十二師師長李嵩和李的兩個團長。
在叛亂的當時，曾澤生並且寫了一封信給鄭洞國，說明叛亂的理由，等鄭洞國向他搖電話時，電話已經切斷了！鄭派兵團司令部的參謀長楊友梅訪曾時，曾則閉門不見。
六十軍叛變後，新七軍和六十軍，劃大經路為界，六十軍在大經路以東地區，新七軍在大經路以西地區，互相警戒。中間則佈滿鐵絲網和拒馬。六十軍的炮口，則對準新七軍的司令部。
當時新七軍的軍長李鴻，正在患傷寒病，由副軍長史說代行職務，史說是原先新一軍的參謀長，他平時戴著深度的近視眼鏡，他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所以新七軍也就失去了主宰。
十月十七日，鄭洞國召集新七軍的團長，舉行緊急會議，說明匪軍情況和六十軍叛變的情形，然後徵詢「打不打」的意見。但在夜裡他仍下達突圍命令。然而那個命令，卻沒有發生效力。原因是新七軍所屬的六十一師第一團團長李卓彧和第二團團長姚鳳翔，已經和匪方談判「槍繳械，人回家」的條件，不想再突圍了！
十月十八日拂曉時分，叛變的六十軍和共匪部隊換防，共匪開始入城。這時李卓彧和姚鳳翔的投降計畫，也為新七軍副軍長史說所接受。於是新七軍也派了五個代表，由政工處長楊天挺率領，打著白旗，向匪軍請降。
鄭洞國自殺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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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洞國一直支持到十月二十日，他困守在中央銀行，陪伴他的僅是三百人的特務營。在十九日那天，他曾一度準備自殺，當時他向中央拍了一通電報說：「曾部叛變，李部覆滅，洞國何為，誓與中央銀行共存亡」。
據鄭洞國的側近後來告訴筆者說：鄭國洞在十九日曾計畫自殺，同時並與國防部派去的李蕭兩位視察官一道自殺。他們在辦公室中，並每人寫好一封遺書，各持左輪手槍一支。鄭首先把堆在身旁的空投香菸，一腳踢開，然後躺在床上狂笑。但在幾分鐘後，他又把香菸拾起，恢復鎮靜。在鄰室的李蕭兩視察官，見鄭未履行協議，也就繼續的活了下去。
十月二十日，一面白旗由第一兵團的參謀處長郭修甲舉著，從地下室爬出來，向共匪請降。但這時卻有一位無名英雄成仁了，他是鄭洞國的中校副官，他拿了一挺衝鋒槍，爬到中央銀行的樓頂，向包圍央行的匪軍掃射，最後是他自己中彈殉職。從那時開始，長春淪陷了。
長春淪陷後，在瀋陽所得到的消息，是鄭洞國將軍殉職，李鴻將軍被俘，長春的守軍沒有像四平街一樣，發生巷戰。事後證實，部分是確實的，部分卻是以訛傳訛。不過鄭洞國發給中央的電報，「誓與中央銀行共存亡」一語，卻成為當時各報的大字標題。
隨軍進入遼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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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春失守前三個月，國軍五十二軍劉玉章的部隊，曾經收復遼陽。那是在當時一切情勢逆轉下，國軍的一次勝利，但也是在東北迴光返照的一次勝利。不過在當時我們卻沒有迴光返照的感覺，對戰局仍然充滿信心。
國軍收復遼陽的日期，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在軍隊收復遼陽的廿四小時後，筆者隨同記者團和國軍的後續部隊，進入遼陽。第二天就坐軍車，回到瀋陽。回來後並寫了一篇特寫「再看遼陽」，刊在七月十七日的「新報」上。
我自瀋陽逃難時，什麼東西都沒有帶出，僅逃出一條性命。到臺灣後，卻有一位過去在長春青年訓導班讀書的學生，把我寫的「再看遼陽」的剪報寄給我。那是我手邊僅存的過去寫的一篇稿子。每當我讀它時，都不禁熱淚盈眶。回憶過去的年華，過去的遭遇，像似一場夢和一縷青煙。下面便是我當年所寫「再看遼陽」的原文。
遼陽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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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陽收復的二十四小時後，記者團的車子，便開進縣城，第一個接受記者訪問的市民，講的第一句話是：「昨天和今天，便換了兩個天下，一切都像似一場夢。」接著他呆呆的望著我，不再講下去，眼睛裡像似有淚，但流不出來。
遼陽的市民，確是變了，他們像作夢似的，就換了一個天下。因為昨天和今天，他們完全生活在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物變了，事情變了，連人們的臉，也都變了！
在這一變又一變中，記者感到無限沉痛。因為記者三十五年第一次到遼陽時，看到的笑臉與希望的表情，如今再也找不到了！那整齊的街道，和完整的樓房，現在也都變得凹凸不平，彈痕纍纍，如今遼陽的人民，在彷徨、在迷惘，像是新從牢獄裡放出來的囚徒。在打算著未來的生活。
這個方圓十里的小城，雖然已經收復了二十多個小時，然而仍然死氣沉沉。一些也打不出新生的跡象。街上的幾輛三輪車、空著車子，兜來兜去，商店雖然已經開了門，但沒有買主，街上走著稀稀落落的行人，也都沒精打採，若不是有幾輛吉普車，風馳電掣的跑過去，我們真會感到這是一所沒落了的大院落。
遼陽的晚上，一入黃昏，便宣布戒嚴，一輪明月，從雲層裡鑽出來，照在這寂靜在古城上，遠處再傳來幾聲炮響，使人感到這是一座荒涼的戰場。
今日的遼陽，像似一個斷了線的風箏，舊的放風箏人撒了手，新的放風箏人，還沒有牽著引線，只有任著它在半空中，飄搖不定。講經濟，匪幣已經失去效用，我們的流通券還沒有運來，交易已經失去媒介。論行政，縣府剛剛貼上一張白紙條，正為開會忙。一切顯得雜亂無章。
浩劫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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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從三十六年的舊曆臘月廿七日，攻入遼陽，已經佔據這個小城五個多月，人們在恐怖中沒有平安的過一個舊曆年，共匪帶給遼陽的是恐怖與飢餓，因為他們入城後，就開始搜括糧食，然後再施行配給，控制人民的胃。一位姓王的小學生說：他的爸爸，在臘月廿七日那天，遼陽防守戰中，中流彈死去，於是他失去唸書的權利，他眼睜睜的看著共匪一車一車的拉走城裡的糧食，他和他的母親也就從高粱米的生活，降到吃榖糠的生活。在作夢中他常常夢到他父親告訴他死得很屈。他又說：他的同學，進了共黨學校唸書的，近半年來，除了唱共黨編的歌曲外，也沒唸到書。唸到的僅是：「不愛爸爸，不愛媽媽，只愛毛澤東和史大林。」
另外一位姓吳的老先生也告訴記者，遼陽被共黨禍害完了，在這裡沒有了往日的文化氣息，也找不到過往的繁榮，共匪留給遼陽的是富人窮了，窮人更窮了。一位中學教師告訴我說：共匪統治遼陽五個月零十二天，在政治上，用的手段是懷柔，因為遼陽城外，已經清算鬥爭，而城內則仍然沒有開始動作。
在遼陽城，記者團曾參觀了魁星樓，高麗門，車站，水泥廠，麻袋工廠，魁星樓的頂端，已被炮火打塌，在麻袋工廠的房屋內，看到了許多槍孔和彈痕，那些都是兩次防攻戰，所遺留的痕跡。在城牆下面，我們在一片瓦礫上徘徊，想到共匪所使用的殘酷的「人海戰術」。
一般說來，遼陽的市民，對共匪都無好感，他們痛恨共匪的極權統治，但對我們的政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歡迎。這件事由於記者團想找一家飯館進餐時，在身後便聽到有人說：「他們又來接收了，又來吃飯館來了」，這種淡淡的諷刺，值得我們的接收人員深思與反省。
目前人民痛恨的是共匪的極權統治和恐怖，而痛惡的則是我們自己的腐化與貪污。再加上無能。但老百姓對恐怖的統治者共匪，要滿臉陪笑，對腐化的官員們，也要滿臉陪笑。誰來了便請誰升堂入室。一個市民說：共匪雖然充滿罪惡，但他們有統治力量，政府雖然自由，卻表現出不辦事情。也就是因為這些，好多老百姓都在擔心遼陽會不會保得住，和遼陽會不會再遭共匪蹂躪。因此他們在說話時，也只能說到適可而止，甚至在罵共匪之前，也要看看旁邊的人。這些受難的青服民族，極其渴望政府有能力控制這個城市，永不再淪入共匪手中。
李運成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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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光復遼陽，首先進入縣城的是五十二軍李運成師長，這位講話一口湖南腔的將軍，在他的師部裡，向記者團講述收復縣城的經過，他說：遼陽失守時，共匪從高麗門打入，這次他部隊也先從高麗門攻了進去。他說，五十二軍的部隊，接到進攻遼陽的命令後，即澈夜準備，乘著暗夜，銜枚疾走，十五日天亮以前，渡過了太子河，向城東南角的麻袋，洋灰兩工廠猛攻。不久就佔領了上述的據點。同時更派出部隊，由東城向城內伸展。另派一部分部隊繞道南門堵擊。這一「迅雷不及掩耳」 的戰術，使城內共匪，走投無路，乃繳械頭誠。然後他再派兵掃蕩西郊和車站一帶的匪軍殘部。他說：五十二軍從攻擊到佔領，總計不過三小時，實在是歷次戰役中所少見的。
當時在遼陽指揮作戰的，除了廖耀湘司令官外，還有劉玉章將軍和龍天武將軍，當記者團訪問駐軍高級司令部時，他們三人正在圍看一張軍用地圖，研究今後的戰略。廖耀湘將軍表示：國軍克服遼陽後，有沒有進一步的軍事行動，要由遼陽剿匪總部來決定。
當然，遼陽收復之後，地方上的問題，馬上便要接踵而來，譬如縣城的糧食，已被共匪拉光，吃的問題，如何解決。已經由共匪分了的四鄉土地，如何處理。共匪在時，高粱米每斤售匪幣三千元，我們收復後便賣到流通券十五萬元。普通日用品的售價，也比匪幣高到三十倍到五十倍，這一連串的問題，如何解決。
遼寧省主席王鐵漢將軍，比記者團早八小時，抵達遼陽，他指示縣長，今年的田禾，歸耕種的人收割，但當王志仁縣長，召集地方人士開會時，地方紳士，極力反對，這一群土豪劣紳，實在是剿匪戰中的一個阻力，有事時他們先逃，太平時回來搗亂。他們的腦子裡，除了充滿自私外，那裡有什麼國家，民族意識。這些人和貪官污吏勾結起來，剛好是共匪的爪牙。假如目前我們沒有大刀闊斧的作風，說做就做的勇氣，遼陽的殘局就更難收拾。今日之戰，已經到了組織對組織，幹部對幹部的時候，假如仍就像原先一樣的腐化與低能，軍隊雖然打下遼陽，依然是一個累贅。
靜靜的太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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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途，車子經過太子河，河水靜靜的流，一隻木船在擺渡行人，河北岸已蝟集了一批趕著騾車，拉著傢俱，攜著妻兒，等候回家的人，他們皺紋的臉中，露出一些笑容。
佇立在太子河畔，看那清可見石的流水和即將搭好的兩座浮橋，我彷彿看到了遼陽的新生。車子跑在太子河北岸的公路上，隨風飄來了麥香，遠處有一望無際的高粱地。
車子經過長辛店時，看到了繞著這個大鎮的老柳樹，土圍牆，一群農民，在那裡替國軍修路。農家的煙囪中，正冒著縷縷的炊煙。
七月的遼南，正是青紗帳起的時候，在吉普車上，我默默的禱告，願上蒼保佑這些良善的農民，永遠生活在自由的生活中。
我當時寫那篇文章時，也從未想到三個半月以後，瀋陽會淪陷。不僅我沒有料到，就是當時的東北軍政首要，也不會料到東北會淪陷得那麼快。
衛立煌和范漢傑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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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遼陽戰場回到瀋陽以後，遼西地區的大戰，正在醞釀，錦州守將范漢傑將軍，曾到了瀋陽和衛立煌商量應付遼西地區未來的戰局。
范漢傑是一個很坦率的人，我去看他時，他直率的說：假如衛立煌將軍，對遼西的局勢，表示關切，他將在瀋陽多留幾天，並且要到本溪和撫順兩個工業區看看，要是為衛立對他冷淡，他將馬上返防。范漢傑也向我表示：錦州地區，存糧很多，只是兵力薄弱，但他所指揮的部隊，士氣很高，當局假如能用他的部隊堅守城池，吸住匪軍主力，然後以大兵團包圍住匪軍的主力，內外夾攻，在遼西地區，可以一舉殲滅匪軍。不知道衛立煌能否同意他的意見。
但在第二天，范漢傑卻悄然返防，很明顯的，衛立煌和范漢傑的會談，並不融洽。後來從剿匪總部傳出的消息說：衛範之間的會談，不僅不融洽，而且衛立煌還拍了桌子。
後來錦州之戰發生了，參謀本部給衛立煌的作戰命令是：加速增援遼西戰場，但衛卻從容不迫的慢慢作著軍事部署，對錦州的救援，比參謀本部的計畫，晚了十天。而導致遼西會戰的失敗。使錦州終於在十月十九日陷匪。
錦州之戰，發生於九月十九日，戰事連續的打了三十天。那是一場慘烈的戰爭，而且打了巷戰。
事實上，錦州丟得十分可惜，筆者在瀋陽棄守後，化裝逃難時，途經錦州，那時戰事已結束一個多月，但看到的錦州城內城外，仍殘破不堪，共匪軍隊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沿途山邊一個洞連著一個洞，那是共匪躲避空軍襲擊時，所挖的山洞。由房屋被炮火擊中，而倒塌的情形，可以看出當時戰況的慘烈。
營口之行，中途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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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天，在各地國軍節節失利聲中，表現得最好的，仍是劉玉章所屬的五十二軍。他的部隊在收復遼陽之後不久，又收復了營口，在營口收復後，瀋陽的記者們又臨時組團，前往採訪，但走到長辛店後，得到的消息是，前面的公路，已被匪軍破壞，車輛無法前進。於是陪同我們的軍方人員，和保護我們的兩卡車士兵，只好沿原途返回瀋陽。
但在歸途中，發覺情況，越來越不對了！於是走在前面的兩輛車子，開始架起機關鎗，並告訴我們，聽到槍聲響時，便伏身在大卡車中。同時把急救藥箱，也遞到我們的車上，告訴我們，如果同業中有人負傷，先用沙布包紮起來。在天黑下來以後，幾輛卡車，全將燈光息滅。車隊也緩緩而行，由於車上沒有食物和飲水，真是又飢又渴。但卻沒有一個人畏縮。不過當夜風吹動高粱葉子的聲音響時，我們就疑心到是不是有一股匪軍，會從青紗帳中，衝了出來。
那一晚時間過得特別長，舉頭看天，天上的北斗星也彷彿改了方向。終於我們看到了遠處城市的燈光，知道快回到瀋陽了，當我們經過卡哨，經過守軍盤查後，已經接近午夜十二時。在我返抵報社時，新報的社長徐露放、正在焦慮的等待，因為他已接到軍方的電話說，遼陽到瀋陽的這段路中，臨時發生情況，記者團可能在中途被攔擊，他看到我回來時，高興得一下子就抱住了我，連說：「能回來就好了，能回來就好了！」
那是一次「有驚無險」的採訪，也是我們撤出大陸之前，最後一次的戰地採訪。不過那次如果能抵達營口，可能在以後少了很多次逃難的機會，因為劉玉章將軍後來表示：如果我們到達營口後，想回瀋陽，也無法回去，原因是後路已被切斷，必然要隨同他的部隊撤退。
我回到瀋陽以後，託人帶了封信回家，不久父親的譴責信也來了！他老人家，仍責備我不該在亂世中，做什麼新聞記者，他再重申，教書也好，做個小公務員也好，就是不能做這種既冒險而又為鄰里所不齒的職業。
那是我近廿多年來，接到父親最後的一封信，也是我又一次沒有聽從父親的話。我仍然熱愛我這個職業，甚至到著迷的程度。直到現在，我仍然如此。我的快樂，似乎就建築在新聞採訪上。這多年來，每當我獲得一條獨家消息，或者寫出一篇自己滿意的文章，我仍然會「自我陶醉」很多天，甚至連吃飯也覺得香甜。
這是一種什麼力量，在驅使我這樣做？我自己也找不出答案。也許永遠沒有答案。當然在採訪中，我也受過許多閑氣，包括被採訪對象辱罵，自然我也還擊過。但更多的氣，我還是忍受了！
遼西會戰的失敗
失去制勝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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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七年秋，七月十五日，劉玉章將軍所部的五十二軍，收復遼陽後，依照劉玉章和廖耀湘當時的建議，國軍應該立即前進，直下海城，收復營口。打開瀋陽、營口間的通路。糧食和軍需品，都可以自海路補充。就再不需要每天動用五十幾架飛機，自北平向瀋陽空運糧食。但當時剿匪總司令衛立煌，對於那一作戰方案，猶豫不決，因而失去了第一步的制勝機會。
三十七年夏五月中央把李彌將軍第八軍所屬的一六七師，自山東的煙臺，調往遼西，進駐錦州。當時瀋陽和錦州兩地的兵力，足以打通錦州、瀋陽間的鐵路，使北（平）寧（遼寧）路通車。但剿匪總部，又沒有能夠利用那個時機出擊。而失去了第二個制勝的機會。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林彪匪軍開始大規模調動，九月十二日，進攻義縣，打了十二天後，義縣失陷，廿四日開始攻錦縣。就在那一天蔣總統電召衛立煌到南京，九月廿五日總統給衛立煌的命令是：把四十九軍空運錦州，其餘的主力，限在九月卅日以前，在新民集中完成，即時向新立屯出擊。當時為了加強那個命令的執行，中央特派參謀總長顧祝同將軍，在九月廿六日與衛立煌同機飛到瀋陽，共策進行。但衛立煌卻一直在拖延，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才召集軍長以上人員舉行會議，對於馳援錦州，仍在考慮中。在那次軍事會議席上，也有人提出主張，瀋陽地區的部隊向營口出擊，然後用船隻運兵，以海路馳援錦州。但參謀總長顧祝同則以總統的命令，不能變更，所以進攻營口案，也未能實現。
時間就在衛立煌的遲疑與考慮中消逝了！一直到十月一日，還不能決定。十月一日蔣總統臨北平，電召顧祝同、衛立煌兩人到北平會商，衛立煌知道事情不能再拖，於是才下達命令給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要他指揮新一軍、新三軍、新六軍、四十九軍、七十一軍，合計十二個師，向新民集中。十月二日集中完成，四日開始攻彰武，這一行動，已經較總統原先的限期，晚了十天，事實上是變更了總統的命令。因之在戰果上也沒有達到原先所預期的。但這個增援部隊，如果能在九月十日以前，趕到新立屯，仍然可以援助錦州。然而國軍的行動，仍然很緩慢，十一日攻下彰武後，距離錦州仍有一百八十公里路程，共匪為了爭取這個時間，終於在十月十四日晚，攻陷錦州。
錦州陷落後，蔣總統於十月十五日又飛抵瀋陽，並在自北平飛往瀋陽途中的專機內舉行軍事會議。十六日再轉往葫蘆島佈置軍事。在葫蘆島，總統又發出命令，要廖耀湘指揮的十二個師繼續西進，收復錦州。總統回到北平以後，二十日再電召衛立煌、杜聿明兩人飛平，面授機宜。但衛立煌又沒有依照總統的命令行事。
十月廿五日，廖耀湘的總部，進駐黑山縣東二十華里的胡家窩棚，匪軍自十九日開始，自錦州向黑山方面作了急行軍，並在二十五日夜，突襲了廖耀湘的司令部，使司令部與其他各部失掉聯繫，然後再分別截擊各軍的軍部和師部，使十二個師全部潰散。從遼西兵敗歸來的新一軍參謀長葉錕將軍，在瀋陽碰到筆者時，痛哭流涕，他說：怎會想到，十二萬大軍，在一夕之間瓦解，情況會變得那樣慘。葉錕並說：那次戰敗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衛立煌不依照總統的命令作軍事佈置，一拖再拖，致損兵折將。葉錕在擔任新一軍參謀長時，就會作畫，我們常以儒將視之，但沒想到他來到臺灣後，竟成為畫馬的名家。
在東北的記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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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西會戰結束後，有一部分潰敗下來的士兵和軍官，陸續返回瀋陽，等待整編，但廖耀湘本人卻失蹤了！經過了一星期左右，共匪仍然沒有找到他。據後來逃出匪區的廖耀湘側近告訴筆者說：廖在兵敗以後，得到當地農民的幫助，化裝成一東北老農，乘一輛大車，在兵荒馬亂中，向關內逃亡，但經過匪軍檢查哨時，他不會說北方官話，致露出馬腳，終於被俘。
遼西會戰，國軍大敗的消息，傳到瀋陽後，我們這一批新聞記者，仍沒有感到，不幸的日子會即將到來。我們對於政府幾乎是盲目的信任，死心塌地的信任。我們從不曾想到瀋陽會很快的易手，所以我們和平常一樣的執行採訪工作。每天下午，準時到剿匪總部找雷襲琪參謀，等候他發布新聞。每天只聽到雷參謀說：「遼西兵團，敗得很慘，瀋陽防務，固若金湯」。因為雷的表情和平時一樣自然，所以新聞同業，也和他一樣，一些也沒有對局勢悲觀。
現在再想起當年的舊事，我們這批記者，實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和一些驕兵悍將們，同樣處於自我陶醉之中，而不自覺。最後在陶醉中清醒過來時，幾乎賠上了自己的性命。
當時自關內派往東北各地的記者，大約可分為三派，一派是堅決支持政府的記者，也是最反共的記者，一派是中間派，對政府和共匪都無好感，另一派則是親匪派記者，或者是共匪滲透到新聞界的匪諜。在那個動亂的時代中，在一片亂糟糟的政治環境中，每一個人都不隱諱自己的政治主張。在我的記憶中，反共的記者群包括中央社的長春分社主任劉竹舟，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中央日報」的特派員徐佳士和馬志鑠，中央社吉林特派員張冰子，「申報」特派員韓清濤，「新聞報」特派員潘世征，「大剛報」的特派員張膽，「益世報」的特派員高慶琛，上海「大公報」特派員張高峰，北平「世界日報」特派員樊放，瀋陽「中央日報」採訪主任袁笑星，「和平日報」採訪主任陳驥彤，「新報」的劉興武和筆者本人，還有東北「民報」的余敢。這些人不論是在長春或在瀋陽工作，都表現出反共反極權的風骨。
中間派的則是江西「正氣日報」的特派員楊卓之，「大公報」的特派員呂德潤，「申報」特派員趙展。親匪的記者則有上海「文匯報」的特派員雷特，長春「前進報」的郭而清等。後來中間派的記者在大陸變色時，多已投匪，但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反共的記者，大都到了臺灣，自然也有幾個人在大陸淪後，向自由區逃亡時，被共匪抓了回去，有的送到北大荒去勞動改造，有的被共匪凌辱而死。有人在失蹤後永遠沒有了消息。
想當年，那是一個敵友分明的年代，是反共的記者和親共的記者堡壘分明的年代。當時同情共匪的記者，則指責我們這批反共記者是「國特」，是反革命的「文特」，是不前進而且落伍的文人。那些左派記者在當時的氣焰很囂張，而且明目張膽的寫文章，同情共匪，當他們張牙舞爪，為匪張目時，卻從未料到在匪偽竊據整個大陸後，連他們也一道清算，被洗腦和被改造。有些人的命運和蕭軍、胡風等共黨作家們的命運，幾乎完全相同。
「新聞天地」千字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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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前面所說的敵我堡壘分明中，也碰到過少數例外，譬如瀋陽「新報」中，有一位劉姓主筆，每天我們都聽到他在辦公室中，大罵政府，他寫的文章也很鋒利，愛走偏鋒，在當時我非常懷疑他是個匪諜，但在瀋陽陷匪之後，他逃得比誰都快，而且在逃難的途中，又大罵共匪。
在北平淪陷以前，我常找「世界日報」的總編輯方乃和聊天。他也常破口大罵政府的貪污、腐化。但在城破之後，碰到他時，他卻勸告筆者，快些逃走，那時他又說：中共匪幫，比起國民黨來要要壞上千百倍，那時他卻又讚揚國民政府雖然低能一些，但行的卻是仁政。而共匪所行的則是暴政。
不過在瀋陽時代，所有的記者中，我仍極喜歡「申報」的特派員韓清濤。那時韓清濤除了擔任「申報」的職務外，並在「和平日報」任經理，也是上海「新聞天地」的駐東北區代表。
當時的「新聞天地」週刊，是全國知識界所最愛讀的一本新聞性雜誌，全國各地的記者，多以文章能在「新聞天地」發表，是件榮譽。同時「新聞天地」的稿費也高，它首先提倡「千字斗米」。所以也能選用些好文章。同時由於「新聞天地」刊載的內幕新聞較多，所以它也成為各地軍政首長必讀的刊物。
由於韓清濤兼任「新聞天地」駐東北的代表，所以我們住的地方，釘了三塊牌子，一塊是上海「申報」特派員辦事處，一塊是上海「大公報」特派員辦事處，另一塊則是上海「新聞天地」駐東北代表辦事處。
韓清濤是一位很樸質的人，他的外型和談吐，很像長白師範學院院長方永蒸先生，他平常和人談話時就極其謙虛，面帶笑容，遇到每星期六「新聞天地」空運到瀋陽辦事處時，報販用現金搶購，韓清濤怕報販因搶購打鬥，特限定每人僅能批發二十本，但後來的人，仍買不到書，常常吵吵鬧鬧而去。但清濤卻決不發脾氣，相反的他的笑容更大。
韓清濤在瀋陽的那段時期，把他的老父從鄉間接來奉養，韓老伯是典型的北方莊稼人，他老先生看著我們每天吃飯時，總是大米，白面，似乎從內心感到不安。他覺得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太會浪費。
鈔票像一塊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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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那個時候的薪水不差，瀋陽「新報」，每次發薪，都領到像磚頭似的，厚厚一大堆鈔票，但我從那時起就不會理財，也沒想到理財。每次發薪水，除了接濟我的一位念高中時的一個盧姓同學的母親外，剩下的自己化不完，連數都不數，就放在皮箱中。當然第二天的幣值，遠不如前一天，但自己卻從來沒有想過把現鈔買成袁大頭──銀幣，或者黃金。每天想的只是怎樣採訪新聞，怎樣寫一篇夠水準的通訊稿或者特寫稿。
說來也奇怪，我自六歲隨父親下關東，是來自田莊的孩子，我讀大學時，雖然環境好些，但在童年時代確確實實過了一段苦日子，也看見別人過的苦日子。但我卻從來不重視金錢。兒時讀論語時，特別喜歡子路所說的「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現在我仍覺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歲的人，仍有著昔日的豪情。
我不會理財，不重視財帛，可能和我讀過一年私塾的教育有關，那時我的啟蒙老師姜孝友師，常常告誡我，大丈夫應該以天下為己任，凡「尋田問產」者，終非大器。我的半生，雖然沒有成什麼大器，但卻也不屑於尋田問產。當然這一觀念，在今日工業社會中，已顯得落伍。
在瀋陽的那一段日子中，特別值得我記憶的是我有一個軍方的好友楊溫將軍，他是新一軍五十師的師長，他每自防地歸來，必然到辦事處來看我，並在我們的辦事處吃飯，他每次來時，吉普車的後面，也必然載著幾包白米和幾袋白面，我和韓清濤吃不完時，就一袋一袋的送給盧家，我前面提到的我在高中讀書時，同學的母親家裡。因為他們家的情況不好。所以一直住在東關的貧民區。
後來共匪入城，指名要抓我這個小的「文化戰犯」時，我就躲在盧家，盧伯母並且告訴我說：如果匪干真的搜查到他家時，就稱我是她的兒子。這些都是以後的事。
梁華盛與活動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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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瀋陽失守的前三個月，衛立煌決定把瀋陽防守區司令部改為警備司令部，於是瀋陽防守區司令官梁華盛將軍，便被調回廣州綏靖公署擔任副主任。新任警備司令則由胡家驥將軍充任。職權僅為防守瀋陽城區，較過去瀋陽區防守區司令的範圍為小。
梁華盛將軍，在瀋陽做了五個多月防守區司令官，他交接時，東北的形勢，正在走向下坡，那時和他一道離開瀋陽的還有馬佔山將軍，馬佔山之離開瀋陽返回北平的原因，是感到事情已無可為，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悄然離去。
梁華盛將軍，自吉林撤守後，他到瀋陽確實想做些事情，但客觀的形勢，也使他沒能發揮什麼力量。不過在他的任期中，曾經想出了在瀋陽周邊，設立活動碉堡，所謂活動碉堡，就是用厚鋼板製作的堡壘，下面有輪，可以在軌道上推動，人在碉堡中可以自碉堡的槍孔向外射擊。也可以推動堡碉在軌道上運行。像似活動的裝甲車。梁華盛將軍的活動碉堡設計成功後，曾約邀記者們到現場參觀。但約定不發表新聞。免得敵人知道我們有了這種設計。此外梁華盛也鼓勵城防駐軍和軍醫院，利用空地種菜和養豬，以備局勢惡化，城區被共匪封鎖時之用。那些措施，可能是鑒於長春被圍時，城內缺糧缺菜，所作的未雨綢繆之策，遺憾的是瀋陽最後的結局，竟是不戰而退。
所以梁華盛將軍到了東北末期，他返回廣州擔任余漢謀的副主任前，也沒有了他初到東北接收時的豪氣，和在卅六年冬天，他做吉林省主席時，當共匪圍攻吉林最緊張時期，他忽然自瀋陽坐了一架L5小型飛機，冒著大風雪，迫降在哈達灣機場時的精神。
#p#石覺的十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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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三十七年，瀋陽失守的幾個月以前，瀋陽的記者團，也曾經計畫去一趟承德，看看石覺兵團，但由於剿罪總部沒有交通工具供應，致沒能成行。
石覺將軍所率領的十三軍和趙公武將軍所率的五十二軍，是首先出關的國軍部隊。五十二軍後來由劉玉章將軍繼任軍長，十三軍則一直由石覺統率。十三軍是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攻克山海關，經綏中、興城，然後下錦州、義縣、阜新、彰武轉往北票。過朝陽、葉柏壽、凌源、平泉，最後駐守承德。
承德是熱河的省會，在滿清王朝是皇帝的避暑以及狩獵的地區，政府接收後，派出的第一任省主席是劉多荃，後來由范漢傑兼任省主席，石覺部隊進駐承德地區後，中央在承德設置了第二綏靖區司令部，石覺則擔任綏靖區的司令官。
這支部隊，是最先出關的國軍，也是最後很完整的撤回關內的部隊，這支部隊是在瀋陽失守以後的半個多月，才有秩序的從承德撤到張家口。算是剿匪戰史中的一個奇蹟。當然十三軍的軍紀很好，在駐在地區，從來沒有聽說有過擾民的事件發生。也是這支部隊，能全師而退的原因之一。而當年在東北的將領中，下場最好的也要算是石覺和劉玉章兩位將軍了！石覺目前的職務是考試院的銓敘部長，劉玉章也累官至陸軍上將。而且是守金門的名將之一。
早年在東北叱吒風雲的將軍多已風流雲散，熊式輝在經商失敗後，隱居於臺中地區，垂垂老矣！梁華盛來臺後，沒有再擔任軍職，人們偶而看見他在西門一帶的電影街看一場電影。住在臺中的孫立人，也深居簡出。
杜聿明、鄭洞國、廖耀湘、范漢傑等兵敗被俘後，陷身匪區。衛立煌後來自動投匪，已在幾年以前死亡。據說衛立煌在香港時，常自己用熨斗，去熨美鈔。以防止鈔票發霉。那些錢，當然是當年在東北搜刮所得。到頭來卻也兩手空空。他死在匪區，就如同死掉一條小狗那樣，無聲無息。
赴撫順煤礦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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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七年秋，我也去了一撫順煤礦採訪。那是由於煤礦中一個留用的日籍員工，投書「新報」，說撫順煤礦經國人接收後，已經把礦場糟蹋得不成樣子，用殺雞取蛋的方式，進行開採煤礦。那位日籍員工，覺得他過去半生心血都化在礦場上，不忍見到一個礦場就那樣被毀掉。同時早期派往撫順接收礦場的張莘夫被俄軍主使共匪殺死，他的血跡未乾，中國人何以竟不珍惜這個事業。
「新報」社長徐露放，接到那封投書，頗為激動，他要我悄悄的到撫順煤礦去看一下，訪問幾個下層員工，特別是政府派往接收人員以外的人。我到撫順後，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下，第二天一早，便赴礦場採訪。但一接觸中下層員工，上層人士馬上趕到。現在我已記不起場長的姓名。能夠記得的是他們在當天中午，就預備了一桌酒席，招待記者。但卻被我以「胃痛」不能吃大魚大肉而謝絕。於是他們又要派專車和專人，在我採訪後，陪我回去。他們提供了好多資料，都是屬於好的一方面的，但他們也沒有拒絕我訪問員工，和由我選擇的地區採訪。
自然我回去時，也以坐火車較為安全的理由，拒絕了他們派專車相送。以便我能放手寫一篇報導煤礦的黑幕的文章。我記得我回去後連寫了三篇有關撫順煤礦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題目，就叫做「殺雞取蛋」。
撫順煤礦當局，提供我的資料，大約僅用了十分之一，其中十分之九，是用我自己耳聞目睹，實地採訪所得。那三篇文章寫的很火爆，後來接到了礦場要求更正的信，但也收到更多的員工，稱道那篇文章寫得很公正的信。
在當時，我們當然不知道在幾個月後，就會撤退，所以亟希望那個礦場能夠好好的開採，好好的經營，如果真的預料到東北的變色，會那樣快，也就不必寫那幾篇文章了！
連瑣式的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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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國各地，都在鬧學潮，自六月初發生的學潮，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瀋陽地區自然也不例外，特別是來自各地的流亡學生，都在搖旗吶喊。掀起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並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當那些學潮初起時，大部分的學生是純潔的，熱情的和愛國的。但真正操縱那些學潮的人，則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製造學潮和工潮，他們則稱之為學運和工運。
凡是一遇到機會，共匪的滲透份子，便在各學校中煽動並鼓吹學生鬧事。製造社會問題，在學校中，如果有教授從事疏導，共匪的學生，立即會指他是「政治學教授」。同學們對於學潮持有異議的，則被指為「職業學生」。當時的共匪對學運工作所採的政策是：凡是在學校中支持共匪鬧事的教授，共匪則發動學生捧那些教授的場，凡是和國民黨有關的教授，則想盡種種方法，使他無法在學校立足。
正因為如此，各地學校所鬧的風潮，是同一類型。在六月初各地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學潮，鬧了兩個禮拜以後，在重慶又發生搶米風潮，那些風潮，據後來共匪自己招認，都是他們所導演的，而且有些人成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間的學潮，由於瀋陽是戰區，施行戒嚴令，沒有像關內那樣擴大。但貼標語，罵美國人，學生們小規模的遊行，則不斷發生。在瀋陽學潮的兩個中心地區，一個是國立東北大學，另一個則是國立瀋陽醫學院。
有一次他們已經在瀋陽市政府前的廣場上，搭了一個檯子，稱做「民主講臺」，預備在第二天，大舉鬧事。但消息為瀋陽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長姚彭齡獲悉，他連夜和負責保安業務的督察處處長崔志光少將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學生搭好的檯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駐守，並告訴正要往市府廣場集結的學生們說：大會已經延期。一場大規模的學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個動亂的時代，學潮像似傳染病似的，一個都市發生了，另一個都市馬上響應。而學潮一旦發生，就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沒有辦法能夠控制。
麥克阿瑟的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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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三十七年六月間的那次學潮，所掀起的反美運動，在美國並沒有什麼反應，但在東京卻激怒了一位職業軍人。那就是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他在中國各地的學潮發生三週以後，在東京發表了一項嚴正的聲明。他說盟軍總部沒有扶植日本，也沒有使其軍國主義復活的意圖。
麥克阿瑟元帥並說：在中國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日運動，是中共、日共、韓共，離間中美兩國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識之士，應認把共黨的陰謀揭穿。
我深深的記得，「新報」的總編輯汪河清，把麥帥的聲明，標題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個大標題後，又來找我商量，這種標題，會不會刺激學生明天來打報館。我替他壯了一下膽子說：如果學生打了報館，就替我們做了一次大廣告，我們一定要有面對暴力的勇氣。於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似的，把稿子發了下去。
因為那個年代，誰也不敢開罪學生，開罪學生，就如同捅了馬蜂子窩一樣。對於學生的事，只有順著他們說，那才算是當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則他們便會給別人戴上一項違反時代潮流的帽子，稱之為反動的知識份子。他們所稱的反動，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進一步解釋，則是頑固份子。
當然，在廣大的學生群中，不是每一個人，都為匪張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慣政府接收人員的貪污、腐化，由於「恨鐵不成鋼」的心理，而責難政府，不過他們卻忘了共匪正等待著機會，製造各種矛盾和各種問題，使社會產生混亂，他們好在混水中摸魚。
使人失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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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三十七年夏天，也有另外幾件事，失去民心和加重各地的秩序混亂的事，其中最使人失望的是國民大會在南京開會時，竟有四個人競選副總統，而相持不下，其中包括孫科、於右任、李宗仁和程潛。而這四個人全是執政的國民黨黨員。在國民大會自四月廿三日第一次投票選舉副總統時起，中樞的要員們，開始勾心鬥角，一直到四月廿九日，第四次投票時，才選出一個李宗仁，他以一四三八票當選。在五月一日，國大閉幕時，整整開了三十四天。當人們正在南京吵吵鬧鬧的，開國民大會時，松花江北岸的共匪，卻正在勵兵秣馬。
另外一件失掉人心的事，則是政府一下子發行了金元券，一下子又發行了銀元券，三十七年五月六日，政府宣布暫准銀幣流通，等到六月二日又下令禁止買賣銀幣。
王雲五是行憲後的首任財政部長。他在八月十九日宣布發行金元券。並規定金圓券一圓，折合法幣三百萬元。同時限期收購法幣、金、銀和外幣。八月廿三日金元券正式發行，連陳佈雷先生，也把自己積蓄的一點金子，拿去換了金圓券。而上海商人卻開始囤藏物品不售。當時上海「申報」曾刊出的一則「花邊新聞」標題是：「金元券發行後，王雲五長衣飲龍門」。因為改革幣制以後，財政部長王雲五，曾穿了一件長衫，在「龍門飯店」獨酌。
當然金圓券不久，就步了法幣的後塵，而且膨脹的速度，不比法幣緩慢。在當時真正有價值的貨幣，仍然是黃金和銀元。雖然袁大頭是民國初年發行的貨幣，但因為每一銀圓中，有秤平七錢二的紋銀成份，所以任何紙幣的價值改變，銀圓的價值，卻依然不變。而且不論在什麼地方，一塊銀圓，可以買一袋四十斤裝的麵粉。
好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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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天，東北的中心瀋陽，物價一天天的高漲，自關外向關內套匯的人，也越來越多，許多高級官員們，大都在北平另有房屋，並且把家眷送進關內，金銀細軟，自然也陸續的轉往關內。若乾武職人員也有臨時的小公館。小公館中，自然也藏有年輕貌美的女人。
瀋陽自三十七年夏天起，雖然形勢日非，但她和長春不同，因為瀋陽城內並不缺糧，同時瀋陽到本溪之間和瀋陽到撫順之間的一段鐵路，也還暢通，因為兩地大量產煤所以準備過冬的燃料，也不缺乏，但遼西會戰，一次敗挫竟使衛立煌的司令部張惶失措，急於逃亡。加速了東北的淪陷。也使華北提前變色。
筆者自三十四年冬，抵達蘇俄軍隊佔領的長春到三十七年初冬，瀋陽淪陷時止，前後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日子，真是過得好長好長，腦子裡記的事情，也顯得特別多。但當重新回憶到每一件舊事時，都不禁要淒然淚下。
近年來，一些舊事，常常入夢，有時夢到背了一支步槍，隨軍出擊，重作戰地記者。有時夢到故鄉的桃花林，古寺鐘聲，鄉下的老牛車，大院落，還有小溪邊的細柳。醒來後，雖然淚水會濕了枕布，但心情會仍然舒適而寧靜。
但也有時夢到回到故鄉後，匪兵像潮水般的圍攏上來，被他們捉去時，五花大綁，放在木柴堆上，要活活的燒死，大叫一聲驚醒，心跳得也特別快。
這些正是我們這一代的悲哀，也是一個懷鄉病患者的悲哀。
現在，又是仲夏之夜，每當我一個人靜坐在庭園中的草地上，對著天上的星星發呆時，我常常在想，假如在抗戰末期，我們不簽訂「中蘇友好條約」，蘇俄軍隊不進入東北時，中國的現代史會怎樣寫？假如當年政府派往東北接收的人員不是熊式輝、衛立煌那一批人，而是另一批有膽有識而且清廉的人，中國的現代史又將怎樣寫？在接收東北以後，沒有美國出面干涉，壓迫政府和中共匪幫和談，中國的近代史，又將怎樣寫？………
「瀋陽末日」記
宣布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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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增援錦州的西進兵團，從遼西戰場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帶，敗退下來的時候，瀋陽這座古老的城市，並沒有和平時有什麼兩樣，天上的飛機，照樣飛來飛去，運來糧食，載走重要人員的金銀細軟。
當時留在瀋陽的防守兵團，仍有二○七師、新一軍暫編五十三師，以及五十三軍，和當地的四個守備隊，再加上收容潰退下來的部隊約四個團，合起來，仍有八萬多人，可以背城一戰。但誰都沒有想到，瀋陽竟會沒有經過戰鬥;，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與失陷之「慘」，是戰史上所少見的。甚至連共匪的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也未想到瀋陽會「得」的那樣容易。
瀋陽的失守像似一個夢，一縷煙，因為它既不是主動撤守，也不是戰鬥失利，它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沒有人指揮下，部隊被敵人繳械了！
瀋陽的易手，應該從十月廿七日寫起，因為在廿七日那天，遼西戰場上的殘兵敗卒，陸續進入瀋陽市區。筆者和其他各報同業照例到剿匪總部採訪，總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一樣，衛立煌的車子，照例停在總部的台階上，駕駛兵經心的用毛帚，拂著車子上面的灰塵。
廿八日一切情況如常，夜裡我搖電話給省主席王鐵漢將軍，他說：李彌的第八軍可能空運瀋陽。廿九日市內的情形，也極安定，但廿九日下午，瀋陽警備總部，突然宣布自晚間五時起戒嚴，街上禁止行人。韓清濤先生要發給上海「申報」的新聞電報和筆者發給上海「大公報」的電報，都無法發出。於是我接電話給警備總部的胡家驥司令，因為當時的「大公報」是國民黨政學系的報紙，而且很受地方黨政當局重視，所以胡家驥司令，馬上派政工處長張一清少將，親自來取電報，並就地作了新聞檢查。夜裡接到上海「大公報」負責人胡政之先生的來電說：「吾弟所發電報極佳，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我在前文中說過，當時我在上海「大公報」的地位，僅相當於今日「聯合報」駐外縣市記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視，自然內心裏有些頗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層研究，「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一語，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們所知道的為壞。瀋陽頗有「朝不保夕」的模樣。於是我拿了電報到鄰室去找韓清濤。清濤把胡先生的電報看了再看，最後他說：我們目前的處境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判斷：瀋陽已到了「危急階段」。我們也應有「應變」的準備，所謂「應變」，自然不是與瀋陽共存亡，而是要設法逃命。
「匪軍」？「共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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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十二時半「新報」派吉普車來接，駕駛兵並且拿到了當晚的「口令」。（口令系戒嚴時，衛兵向通行人員所要求之答話，該項答話，如「剿匪」，「南京」、「勝利」等，由警備總部臨時規定。）
我到編輯部後，總編輯汪河清便和我商量，明日「新報」的標題，是否仍使用「匪軍」字樣，因為有幾家報紙的總編輯和他通過電話說：情況很糟，是不是把「匪軍」 改為「共軍」。我當時立即向河清建議：我們是二○七師所辦的報紙，明天在報上即使我們管共黨叫祖宗，在城破之時，他該捉我們，仍然要捉，如果我們不懼不惑，共匪反而可能看我們有幾分骨氣。於是河清下定決心：自己做了一版的頭條標題，「我軍與匪軍在東陵一帶有激戰。」這是我過去半生中，自己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午夜一時，瀋陽「中央日報」採訪主任袁笑星打電話給我，他說情況已經好轉，夜裡將有兩個師空運瀋陽，我為了要證實那個說法，打了幾個電話到幾位要人的公館，有的根本沒人接聽，有的是傳令兵來接電話說：主人今晚不在家住。
十月三十日，是我過去這多年來，生命更上，烙印最深的一章，因為那一天，我曾跑了四次飛機場，準備逃命，而四次都沒有成功。
十月三十日上午八點多鐘，我和「申報」特派員韓清濤先生，一道到剿匪總部政務委員會去，看見各處室的大小官員，都在耳語，秩序非常混亂，氣氛完全不對。於是我和清濤，便急忙返回辦事處，收拾行囊，直奔瀋陽城南的渾河機場，守機場的警備總部警衛團，正在佈防，跑道上停著四架運輸機，馬達開動著，機旁邊有一百來個人在蠕動。下午兩點鐘空軍第一軍區司令吳禮將軍，駕車抵達機場。當時在東北很有地位的名女人朱綸，和剿匪總部副總司令陳鐵夫人，立即包圍了吳禮，朱綸當時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她在瀋陽的上流社會中，鋒頭很健，那一天她卻顯出了女人的弱點，她拉住吳禮將軍說：「你要救救我呀！」接著她又補充說：「無論如何，也要把鄭洞國的孩子帶回去。」吳禮的回答很簡單，「情況已經好轉，不要焦急」。朱綸說：「但是你們都要走了」，……
不久那四架飛機，都空著起飛，沒有一個人登上飛機，朱綸和陳副總司令夫人，一邊嚼著口香糖，一邊看著天上的飛機跺腳。
金條落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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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韓清濤的車子，緊緊的跟住吳禮的車子，他的車子折回城區後，轉向東塔機場。三點多，東塔機場也擠滿了一批人，比方才的渾河機場的人數少，但情況也很亂，大家似乎誰也顧不了誰，但衛立煌，趙家驤、高惜水、王鐵漢、董文琦、王家楨和吳禮，都擠上了飛機，嫩江省主席彭濟群，爬到機門，卻被人擠了下來，在秩序混亂中，只見到飛機的旁邊，落了一地黃金的金條，但沒有人去撿它。
這時我和韓清濤，也在向前擠，勿寧說是向前衝。一個衛兵舉著衝鋒槍，向著混亂的人群說，你們再衝，我就開槍了！於是載著衛立煌的飛機起飛了！
我呆呆的望著丟在地上的金條，望著混亂的人群。看看守衛機場的衛兵，一臉憤怒之色。………
韓清濤和我再折返城區時，士兵正在佈置拒馬，情形比第一次出城時緊張多了！於是清濤和我商量，我們再跑一次渾河機場，碰碰運氣，我們再度進入渾河機場時，朱綸她們仍舊等在那裡，但機場裡，沒有飛機，於是我們第四次再跑東塔機場，這時衛兵們已經架了機槍，制止我們前進。於是我們無精打采的向後轉。跑來跑去，最後回到城裡時，已是黃昏時分，城內開始戒嚴了！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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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四次赴機場搶搭飛機的逃亡過程中，第一次攜帶的東西最多，第二次在東塔機場看見滿地金條後，把行囊裡的東西，在回程中，丟了一半，那時候才瞭解到，除了逃命最重要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第三次再到渾河機場時，東西又丟了一半，等第四次再赴東塔機場時，一切的東西，都丟掉了，僅帶了一本貼報簿，裡面貼的全是我在東北工作的那段期間，所寫的文章。
當時一再拋棄東西的原因，第一是怕東西太多，衛兵不准搭機逃命，第二是在搶搭或在人叢中擠時，沒有東西，比較輕便靈活。
當我和清濤，搶搭飛機沒有成功時，回到城區後，知道自己的命運已經被注定，大概是沒有逃走的希望了！於是我們一道赴電報局拍發電報，因為拍發電報，是由收報人付費，所以我們發起電報來，可以不帶錢，那一天我發出的電報是：「衛立煌總司令，偕其司令部高級人員，今日下午離此飛往一未經宣布之地區，瀋陽未來之命運，似已注定……」晚間再收到胡政之先生來電勉勵，「瀋陽失守後，請即化裝逃出，社中同仁對吾弟工作精神，至表敬佩。」
三十日夜，我沒有到「新報」上班，和清濤在辦事處計畫，如何逃難，當時清濤有個侄兒就在旁邊聽，在十一月一日下午，當共匪的軍隊進城時，清濤的這個侄兒，表明瞭他的身份，他說：他叔父和筆者，平常都是「騎在人民頭上」的剝削階級，他已經監視我們很久了，原來清濤的侄兒，竟是一個小匪諜，他是以「申報」的送報生來掩護他的身份。
那一晚「中央日報」的袁笑星，又接電話給我，他的嗓子已經沙啞，他抖顫的說：「一切都完了，沒想到政府的首長，如此怕死，也許明天早上，一覺醒來，這城市已經換了主人，現在真是欲哭無淚」。
我接完電話，跑到院裡去看天，天空沒有雲，星光燦爛。側耳聽。遠處有隱約的槍炮聲。那真是最長最長的一夜。我的心情，像是我讀初中二年級那年，母親逝世時，一樣的沈重、淒涼，並且絕望。人在對一切都絕望時，有時反會有一張「白紙式」的一段時間的寧靜。一種空虛感。感到心靈的深處，一陣涼森森的，什麼都沒有了！
十月卅一日晨，「中央日報」、「新報」、「東北民報」，都照常出版，其中「東北民報」，已經把「匪軍」改為「共軍」，稱「國軍」為「國民黨軍」。我推開房門，先看看街頭的情形，一切崗兵如故，山河依舊，只是街頭已無多少行人。
屬於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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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鈴聲響了，來電話的仍是「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袁笑星，他說：「屬於我們的時間，大概不多了，準備逃命吧」！然後他講他三十日下午的情形，比我和韓清濤搶飛機更慘，因為三十日下午他和幾位同業，仍到剿匪總部去採訪，當時總部裡，只有幾個兵在裡面找東西，他們還以為剿匪總部在應變，遷到別的地方去了。後來一位電台上的勤務兵說：「你們還在這裡做什麼，衛立煌這時候，已飛到北平了！」因為衛走時曾令臺長發一電報到北平，但是臺長在衛走後，氣得馬上拆了電臺。
袁笑星在那樣的緊張關頭，仍然有閑情和筆者「閒話」，我以為他是為了排遣時間，但 後來我們逃到北平後他解釋說：當時，他的感覺只像似人在水中，在要溺斃的一刻前，抓到一支草似的……
三十一日中午，市民們紛紛搬家。三輪車被人搶雇一空，洋麵、皮箱、軍毯，都紛紛由車站拖向舊城。下午突然地方性的「和談」空氣，傳了出來，匪方派出代表為誰，無法獲悉；地方及政府方面出面的人，則是商會會長盧乃賡，國防部第二區軍法執行部主任趙毅中將，剿匪總部總參議蘇炳文中將，還有地方聞人王化一和另外駐瀋陽的部隊，各推將級代表人員一名，這個和談的醞釀，是起因於衛立煌逃走以後的三十日當晚，地點是趙毅的公館，據說衛立煌逃走時，未通知趙毅，趙激憤異常。當時曾指揮過憲兵，到衛立煌住的第二招待所和機場去扣留衛立煌，趙並公開表示：捉回衛立煌後，「死守瀋陽」。
但衛立煌給中央的報告則說：三十日清晨七時，瀋陽東面匪軍，已經進抵金家屯和瀋海車站，瀋陽北面的匪軍，已經竄過大壩，西北則到了離皇姑屯約七里的地方，他在十時要召見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到處找不到人，接著有情報說：有很多人通匪，衛立煌就更慌張。因而他向正駐節北平的蔣總統報告說：瀋陽的五十三軍已經嘩變，並擬扣留中央人員，情形非常嚴重，中央相信了衛立煌的話，電覆衛立煌，准他於下午一時半，攜高級官員撤離瀋陽。
與虎謀皮的「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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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立煌在抵達北平後，怕中央處罰，當然強調五十三軍嘩變之說，而事實上，五十三軍一個師的投降。是在衛立煌逃走的兩天之後，也就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這段歷史是筆者親眼看到的。十月卅一日中午，商會會長盧乃賡，正式與匪方人員在瀋陽郊外接觸。那種接觸，當然是變相的投降，然而那時瀋陽周邊的國軍部隊，仍然與共匪有著戰鬥。共匪向商會會長盧乃賡提出的要求是：市內彈藥倉庫，不得破壞，盧乃賡的條件則是保障各級人員的安全，遣送南方籍的官兵回鄉，共匪部隊和平進駐市區，免致人民塗炭。到了卅一日晚間，協商的條件，原則上成立，然而有問題的到是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他仍主張「死守瀋陽」，他並對主張「談和」的人們表示：他只有戰死和被俘兩條路，除此以外，沒有什麼選擇。那個消息傳出以後，主張和談的人，責罵周福成不識時務。就在這時候，周福成的一三○師正式向共匪投降，周福成也被迫下臺了！
十一月卅一日的中午，「和談」沒有得到結論，共匪的代表，見一三○師已經投降，乃託辭向哈爾濱總部請示，就在他們的「請示」還沒有結果時，共匪的李紅光支隊，已經從鐵西區突入市區，那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一時。從那個時候起，東北地區，除了十三軍駐防的承德以外，全部變色。東北人民又被關進鐵幕之中。在共匪李紅光支隊，進入瀋陽以前的兩小時，向共匪投降約五十三軍一三○師，開始在市區站崗放哨，他們的記號是在左臂上綁了一個紅布條子。
一日下午一時，筆者和韓清濤同赴電信局發電報，我發給上海「大公報」的電文是：「瀋陽現正逐漸沉入紅潮中，記者發此電時，著草綠色軍服的共匪部隊，正自鐵西地區入城，此間今日天氣晴朗，山河仍舊，惟人事已非……」韓清濤發給申報的電報，大意也是如此，沒想到我們真的堅持到最後的一分鐘。
夕陽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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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正在發電報時，北平的電信局用長途電話告訴瀋陽的電信局說：他們就要切斷和瀋陽的聯絡，要說「再見」了！瀋陽電信局的人則說：現在有上海「大公報」和「申報」的兩位記者，正在發新聞電報，等最後一則新聞電報發完時，就請切斷線路。
瀋陽變色了，它在三小時內完全改變了，我和韓清濤返回辦事處，在小院落中，看著將落的夕陽，相對無言，默默流淚，因為我們已失去一切，我們空虛得一無所有。對於未來是死是活，也全然不知。
這時申報的送報生韓清濤的那個侄兒，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他訓他的叔父和我，平日養尊處優，騎在人民頭上，是不折不扣的國民黨的「文特」，現在這所大樓，由他接管，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是屬於人民的，包括私人的衣物，也是屬於人民的，不得移動。韓清濤和我沒有和他爭辯，我們離開辦事處，真的什麼東西也沒拿，他大概以為我們已無路可走，絕對逃不出共匪的魔掌，所以也沒有跟蹤我們。於是我和清濤決定，分別躲到朋友家中，並且互相留了地址，俟機逃亡。
看到朋友，不敢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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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一日，瀋陽已經很冷，我身上穿了一件皮大衣，倉惶跑到我前文中提過的一位盧姓同學家中，因為他們家住的是東關的貧民區，預料共匪在一兩天內，不會搜查。
我一進盧家的屋子，盧伯母便要我脫掉皮大衣，換上短襖，我問他老人家，敢不敢收留我，她說：「為什麼不敢，你就是俺的兒子。」一日的晚間，我就躲在盧家，睡在火坑上，但怎麼也睡不著。
夜裡國軍的飛機，來轟炸鐵西區的彈藥庫，爆炸的聲音很大，大約每隔四五分鐘，就有一次巨響，我們住在東關，距鐵西區很遠，所以不怕有被炸的危險。
十一月二日，盧伯母要他家的大兒子，到外面聽聽消息，我也把我的皮大衣和平日存放在盧家的一些衣物，拿到露天市場上去賣，以便換些錢，做為逃難之用。
在露天市場中，我一眼就看見了瀋陽市政府教育局的主任秘書劉勝超，他打扮成一個鄉下人模樣，也在那裡賣東西，我們見面了，但誰都不敢和誰打招呼，怕對於對方不利。然後互相背轉身，悄悄擦眼淚，因為天氣冷，擦擦眼睛，不致引起別人的懷疑。
晚間在盧家聽收音機，知道「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袁笑星和筆者，都被共匪列為第五級的地方性「文化戰犯」。盧家大哥回來也說：「新報」中有些人是匪諜，其中有兩個人，是經我考試進入「新報」的，其中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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