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4-27 03:20:35作者：
今年是反右運動五十週年，與民間的回顧與反思相對應的，是官方的默然與壓制。由杜光、戴煌、史若平、李昌玉、鐵流等人發起的「總結歷史教訓、開放言禁、賠償損失」的公開信，陸續在一些省份得到呼應，並在此基礎上，於北京成功舉辦了反右五十週年研討與紀念會議，但是，簽名信的參與者當中，許多人受到原工作單位或警方的干擾，居住在四川成都的鐵流老先生還因此被限制了行動自由。
僅從人事關係上看，對右派的補償似乎應無直接阻力，當年參與反右的當事人已經全部離開政治舞臺，而中國政治一貫奉行「人一走茶就涼」的潛規則，作為為中共的第四代領導，有什麼必要為第一代，第二代領導承擔不必要的歷史包袱呢？
我們知道，右派的大規模摘帽發生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由於鄧小平的重新上臺，更由於胡耀邦這些中共內部最後一批理想主義者的努力，遭受長達二十年非人折磨的右派們，才能夠基本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但是，對於反右運動的定性，鄧小平絕不鬆口，其中的利害關係，除了鄧小平本人積極參與並領導了反右運動，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反右運動的實質是扼殺和限制言論自由。
這一點，杜平等人的公開信有清楚的認識，公開信的主要吁求有三項，其中一項就是「開放言禁」，如果說當年的鳴放有什麼刺激共產黨的話，那絕不是什麼暴力或非暴力行為，而是所謂的「反動言論」。一個擁有強大武裝的中國共產黨，面對國民黨的幾百萬大軍，顯得游刃有餘，可是，對於幾百萬普通知識份子的牢騷或直諫之言，卻怕得要死，這充分說明，對於專制政權來講，說真話比扔炸彈更可怕。
正由於這個原因，無論對反右還是文革的反思，在中共黨內，都進行不下去，文革之後重新上臺的中共黨魁們發現，儘管他們身受這個政權的專制之害，但為了自身利益，他們卻必須接過專制的權力體系與構成，唯一不同的，是把過去毛澤東用來對付他們的手法，拿來對付普通的知識份子和老百姓。無論從歷史淵源，還是對權力概念的理解，他們與毛澤東實際上是一丘之貉。因此，死掉一個毛澤東，上來一群毛澤東，專制政治的統治手段被基本繼承下來。
在2007年之後，即將迎來北京奧運會，國際的強烈關注之下，中共封殺言論自由的力度，要視民間輿論能否形成有效的聚集而定，與分散而零星的言論反抗相比，對有效集中的言論話題進行公開壓制會帶來國際反彈，因此會有所顧忌。民間應藉助此一機會，突破言論禁區，雖然無法得到善意回應，但突破言禁的目的，首先就是面向公眾發言，擴大言論空間，在這種突破中，會喚起民間政治意識的復甦，喚起民眾對自由、民主的熱情，為進一步的社會變革做準備，所以，每一次突破言論禁區都是有意義的，每一句真話都會顯示出強大的力量。我們應該為此而努力。
僅從人事關係上看，對右派的補償似乎應無直接阻力，當年參與反右的當事人已經全部離開政治舞臺，而中國政治一貫奉行「人一走茶就涼」的潛規則，作為為中共的第四代領導，有什麼必要為第一代，第二代領導承擔不必要的歷史包袱呢？
我們知道，右派的大規模摘帽發生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由於鄧小平的重新上臺，更由於胡耀邦這些中共內部最後一批理想主義者的努力，遭受長達二十年非人折磨的右派們，才能夠基本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但是，對於反右運動的定性，鄧小平絕不鬆口，其中的利害關係，除了鄧小平本人積極參與並領導了反右運動，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反右運動的實質是扼殺和限制言論自由。
這一點，杜平等人的公開信有清楚的認識，公開信的主要吁求有三項，其中一項就是「開放言禁」，如果說當年的鳴放有什麼刺激共產黨的話，那絕不是什麼暴力或非暴力行為，而是所謂的「反動言論」。一個擁有強大武裝的中國共產黨，面對國民黨的幾百萬大軍，顯得游刃有餘，可是，對於幾百萬普通知識份子的牢騷或直諫之言，卻怕得要死，這充分說明，對於專制政權來講，說真話比扔炸彈更可怕。
正由於這個原因，無論對反右還是文革的反思，在中共黨內，都進行不下去，文革之後重新上臺的中共黨魁們發現，儘管他們身受這個政權的專制之害，但為了自身利益，他們卻必須接過專制的權力體系與構成，唯一不同的，是把過去毛澤東用來對付他們的手法，拿來對付普通的知識份子和老百姓。無論從歷史淵源，還是對權力概念的理解，他們與毛澤東實際上是一丘之貉。因此，死掉一個毛澤東，上來一群毛澤東，專制政治的統治手段被基本繼承下來。
在2007年之後，即將迎來北京奧運會，國際的強烈關注之下，中共封殺言論自由的力度，要視民間輿論能否形成有效的聚集而定，與分散而零星的言論反抗相比，對有效集中的言論話題進行公開壓制會帶來國際反彈，因此會有所顧忌。民間應藉助此一機會，突破言論禁區，雖然無法得到善意回應，但突破言禁的目的，首先就是面向公眾發言，擴大言論空間，在這種突破中，會喚起民間政治意識的復甦，喚起民眾對自由、民主的熱情，為進一步的社會變革做準備，所以，每一次突破言論禁區都是有意義的，每一句真話都會顯示出強大的力量。我們應該為此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