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周作人兩兄弟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即與我父江紹原結下了師和友的雙重關係。他們之間不僅在學術研究上常有交往，之後又接納我們一家人住進這所故宅，先後達三十餘載，因此對於故宅裡發生的風雲變幻、故宅主人經歷的滄桑歲月，有所見聞。
這是一座具有「三進」四個院落的大宅院。初遷來時，魯迅的母親住中院北房；周作人一家住後院北房的西側三間；周建人一家住後院中間的三間；東側三間是客 房。全家人在院內種了許多花木，不但使空氣清新，且顯得生機盎然。
家庭生活安定了，周作人在五四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大潮中站在新潮的前列，步入了輝煌的人生路程。在共同居住於此將近4年的歲月裡,周作人繼《人的文學》問世後，又撰寫了《平民的文 學》、《兒童的文學》等力作，同時還創作小說、新詩、散文等。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曾對當時日本知識界創辦的「日向新村」十分賞識，並把「新村」的理想積 極介紹到中國，使他名噪一時，毛澤東也曾登門拜訪過他。周除了奮力創作，還熱衷進步社團活動，如參加向北洋政府「索薪」請願運動，抗議政府摧殘 教育，積極支持北京學生發起的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等。
當年，這所故宅可謂是文壇鉅子、著名學人經常出入的地方。，蔡元培、胡適曾造訪於此，許壽裳、錢玄同、俞平伯、孫伏園、瀋尹默、劉半農、章廷謙、馬幼漁、齊壽山等人，更是這裡的常客。
七七事變發生後，北平淪陷敵手，北京大學教員紛紛南下，而周作人不顧友人勸告，稱留在北平閉門譯著為生。但是，不久他即參加了日本軍方舉辦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開始邁出了與日軍合作的第一步。
不久，在八道灣發生了「遇刺事件」。刺客的子彈打在周作人的棉衣釦子上擦傷了皮膚，他捂著肚子從客廳跑回後院，倒在信子身上大喊「救人！」他的軀體雖未 受大傷，但已嚇破了膽，事後欣然接受由警署派三名便衣警衛進駐院內。為了避免再次發生危險，他辭去了前往郊外的燕京大學的教席，接任了偽北京大學教授兼文 學院院長之職。1941年，汪精衛政府又委任他為政務委員會常委兼教育總署督辦。周作人終於完全下水，成為依附日本侵略軍的御用工具。他開始大興土木，翻 蓋住宅：在家中改建日本榻榻米式的臥室，供他夫婦享用；把西廂房改為他的客廳「苦雨齋」；東廂房改為他的藏書庫……
周作人除了翻蓋房屋，他又購買了大門對面的一塊公地修建車庫，購置了左鄰的兩座小住宅。從此，凡家中的傢俱、什物都去日本人開的商店買，家中不論大小生病都要請日本醫生治，過生日、過滿月都要慶賀，終日車水馬龍宴席不斷，好一番高官厚祿的政客生活！
只是好景不長，他任偽教育督辦兩年後，即被罷了官，只保留一個國府委員的閑職。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以漢奸罪將他逮捕，被解往南京關押，成為階下囚。其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全部沒收，其家屬被趕到後院北房居住，其他大部分房屋被國民黨政府軍隊佔用。
1949年，即將倒臺的南京政府將周作人取保釋放，輾轉返回北方（後經北京市法院判決剝奪其政治權利）。由於一家生活無著，周作人開始以筆名 在報刊上發表小文、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以及書籍；出版總署為了用其所長，邀他翻譯希臘文學作品，每月預支他部分稿費以維持生活。後因其妻 信子患病，醫藥費大增，他不得已將自己記載了68年的日記賣給國家（現藏北京魯迅博物館）。
八道灣舊住址自49年後，即由解 放軍一個連隊進駐。許廣平從上海遷居北京後不久，曾邀周建人同往察看。在後院的大槐樹下，許廣平向住在院裡的人們說：「這所住宅中原屬周作人的房產已沒收 歸公，屬於魯迅和周建人的房產，已捐獻給國家。」她邊說邊環視院子一週又接著說：「我們把房子捐獻給國家了，但是周恩來總理表示，今後這裡將闢為紀念魯迅 的場所，建立一所魯迅小學。」許廣平講後，周建人頻頻點頭稱是。當時我家也住在這裡，許廣平還親自托付我母親幫助關心這所院子的變化。
自從房管部門接管這所院子後，解放軍退出，陸續搬來許多住戶，從此形成了一個居民大雜院。周作人一家也同一般住戶一樣，每月交納住房租金。他為了維持生 活，在這嘈雜的環境裡，仍然伏案譯著。這時信子患病，時常與他爭吵，他向政府申請恢復選舉權也未獲准，這使他深感淒苦，自稱是「壽則多辱」。
信子病逝不久，他為了縮減開支，立即辭退了女僕張淑貞，辭信云：「近來因開支增加，每月須要付房租，並寄西安補助費，對於你處所送之款不能再送了，特此 通知，尚祈原諒是幸。」這位往日清高、講究禮遇的周作人，雖已窮困潦倒，仍然不能採取當面講明的辦法，還須運筆致函，表現了他長期書寫的習慣和士大夫氣習 之深。
周作人心緒稍加調整，又開始了一項新的寫作計畫——翻譯希臘作家路喀阿諾斯的《對話集》。這是一部比較深奧的作品，譯起來比較費力，但這是他多年來的宿願，決心奮力而為。
他終於在80歲高齡之時完成了這一心願，這部共20篇、計48萬字的《對話集》被寫進了他的遺囑之中，書云：「余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 為身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延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銷跡滅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無足稱道，惟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願，識者當自 知之。」可見此舉在他心目中的份量，此時的他已是身心疲憊、身患前列腺腫瘤的老人，自以為可以平靜地告別人世了，不料在他的生命之舟即將駛到盡頭之時，又 遭到了滅頂之災。
「文革」風暴開始後，1966年8月24日，一群紅衛兵衝進了這座宅院，宣布對周作人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把他住的榻榻米臥室砸得稀巴爛，全家被洗劫一空。
周作人被趕到院子裡，跪在地上接受批鬥，手持皮帶的紅衛兵邊打邊審，迫他老實交待罪行。他們為了留住周作人的「活口」，又把他的獨生子周豐一揪來陪鬥。 這些人將周豐一綁住雙手，推倒在地，連踢帶打，被打破的衣衫浸滿血跡，人被打暈過去又被大雨澆醒過來，再鬥再打，不讓有喘息的機會。一個紅衛兵在拷問中， 還把周豐一的手錶掠下來帶在自己手上……
周作人跪在一旁目睹了這一切，也暈了過去。紅衛兵們把他攆到狹小潮濕的洗澡間裡， 令其躺在地下木板上，只給玉米麵粥充飢。他身穿黑布衣，上挂寫著他名字的白布條，並且任憑人們在窗外觀看和辱罵。後來，紅衛兵們為了製造聲勢，擴大「戰 果」，又把其他「專政」對象也集合起來遊街示眾。遊街時的周作人已無人色，脖子上掛著沈重的大牌子，更無力行走，只能跪在地上邊呻吟邊爬行……歷經多次折 磨的周作人，曾多次暗求家人給他安眠藥，渴望盡快了此一生，但未能如願。直至1967年5月6日他才算結束了一生。此時此刻無一人在其身邊，當人發現他死 後通知其家屬前去收屍送火化場，連骨灰也沒有准許收取。
周作人逝世後，有人竟藉此編造了一個謊言，詭稱：在周作人逝世後，曾給親友「寄去訃聞」，但親友接到後考慮再三，「沒有參加追悼」等等。而凡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會清楚，在驚心動魄的十年浩劫中，有誰會為一個「反革命分子」發訃聞、開追悼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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