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6-08 21:07:15作者：
他們要輪流站起來，接受學長的「拷問」，回答之後再接受他們的訓話。「回答得真差！真不知道你是怎麼混到大學的！」諸如此類的批評讓受訓的新生一個個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樣蔫了
自從1998年香港高校開始在內地招生以來，各所香港大學一直發愁的是在內地的聲望不夠。「我們設立高獎學金、招高考狀元，都有引起關注的需要。」香港科技大學中國內地學生及學術事務主任朱力徑博士說。但是今年，在內地做完一圈招生宣傳後，朱力徑發愁的問題變了：「現在變成很多家長帶有盲目性，非要孩子來香港讀書不可，就像‘非要再見劉德華一次不可’。」
內地學生在香港面對怎樣的學習和生活？兩樣水土兩樣人將遭遇怎樣的「衝撞」？南方週末記者赴港走訪的6所大學中，在讀學生們都見過或聽說過，有不喜歡香港生活而主動退學或因荒廢學業而被退學的內地學生。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主任黃煜估計：「每一百個裡面有一兩個出現這種狀況。」
我們關注先行者的故事，尤其關注這些故事背後的文化理念差異。也希望用先行者的故事，給本屆高考學生提供選擇的參考。
初到貴地
她發現「香港女生好會打扮」，紮著馬尾的她顯得格外幼稚。
約見戴雅琦時，她剛剛花300港幣看完調侃香港特首選舉的棟篤笑《男人之虎》，對這出近三個小時的粵語演出讚不絕口(記者註：棟篤笑是香港特色的表演形式，類似單口相聲)。她帶南方週末記者去香港理工大學附近的一個快餐廳吃晚飯，興沖沖地去點餐時，服務員誤以為她還是學生，用廣東話問：「縱沒放假啊？」 戴雅琦答：「我在做工啊。」服務員大概聽出她的廣東話不夠標準，換用更不標準的普通話說：「你那麼勤勞啊。」
戴雅琦說，現在香港人的普通話進步很多了。她2002年初到香港時，與本地人的溝通完全是零，出去買東西要靠手勢和計算器。
戴雅琦是安徽人，2001年考入南京大學新聞系。入學一個月後因為英語分級考試成績優秀，意外得到了去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的機會。那時，香港高校只能委託內地10所高校招生，即所謂「代招」，學生須先考入北大、清華、南大等10所大學，之後再經過選拔進入香港高校。而且，每所香港高校的招生名額限在 10到30名。
戴雅琦自認為同級的南大學生中，比她聰明比她優秀的大有人在，但是很多同學都拒絕來浸會大學。有的因為不清楚這個名字奇怪的大學教學水平到底如何，有的則認為香港並不是一個適合穩定做學術研究的地方。戴雅琦也認為：「如果學商科、社會科學，適合在香港。如果學數學等理工科還來香港的，多半是想把香港作為跳板，想三年之後再去國外。但是三年之中，這個人很可能就變了，不再那麼想做學術了。」
她當時倒沒想到這麼多，更多是憑著「天性就不安穩」的勁頭，豐厚的獎學金也對家境並不寬裕的她頗具誘惑力。她的父母是下崗工人，用積蓄供女兒讀南大。香港高校一年的學費約為6萬-8萬港幣，生活費在1萬-4萬港幣左右。如此高昂的費用對內地學生不啻攔路虎。為了吸引尖子生，香港高校都拿出了獎學金。戴雅琦拿到的獎學金「覆蓋了學費和生活費」。
2006年，戴雅琦已經從浸會大學畢業一年，王碩考入了這裡。這一年，因為報考香港高校的內地學生爆增，獎學金已經頗難申請到。王碩沒能被港大錄取，自費來到浸會大學。
王碩把採訪地點約在星巴克咖啡廳，一杯咖啡二十幾塊，差不多相當於戴雅琦一頓飯錢。她化著淡妝，除了牛仔褲是從家裡帶來的，其他衣飾都是在浸會大學附近的一個高級商城買的。這個商城滿是名牌專賣店，王碩剛到香港時，也曾被這裡的價格嚇住，如今適應了。她的一身加起來近千元。比起戴雅琦認識的一些專買 Prada的學妹，王碩花錢並不算誇張。
王碩選擇來香港，比戴雅琦更深思熟慮一些。她曾來香港旅遊過兩次，對此地的購物環境印象深刻。高中快畢業時，她和父母比較過香港與內地大學，認為香港的教育環境更國際化，更多出國機會；也比較過香港與外國大學，認為香港畢竟是華人地方，更好適應。
王碩的老家在山東勝利油田，父母做生意，不是大富，但也供得起女兒在香港一年約10萬港幣的開銷。2006年8月底，當父母帶著大小行李，送王碩到了浸會大學宿舍時，她的表情相對淡然，惟一不開心的是：高中時經常做學生活動「拋頭露面」，自認裝扮算得高層次的王碩，發現「香港女生好會打扮」，紮著馬尾的她顯得格外幼稚。
一年之後，出現在記者面前的王碩，已是齊肩碎發。
下馬威
「過了那一關，就不覺得還有什麼苦和累的。」
一年之後，香港大學的劉潤哲盤算著再參加一次迎新營，做罵人的人。他笑說不是想報復，而是希望認識樓裡的新人，也希望鼓勵更多的內地學生參加迎新營。
王碩初到浸會大學時，參加的是內地學長組織的迎新營。怎麼辦香港身份證？什麼東西應該去哪裡買？內地學長一一傳授經驗。她很快也加入內地學生聯誼會，才兩個月，就在香港找到歸屬感。確切地說，是在香港的內地學生中找到了歸屬感。
劉潤哲入學之初遠沒有這麼溫馨。他自找苦吃地選擇加入香港學生的迎新營。這個迎新營是由他所住的宿舍樓組織的，目的是讓同一樓裡的同學盡快熟識。內地新生因為不會廣東話，可以不參加，但是如果參加，會得到額外的好評。
需要解釋的是，香港高校的宿舍與內地迥然不同。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生傅芃芃還記得他剛到香港時很驚訝：「為什麼香港讓不同專業、不同年級的學生混住在一起？」香港同學一樣驚訝：「為什麼內地讓同一專業、同一年級的學生住一起？這樣怎麼能開闊視野？」
香港的宿舍文化直接沿襲英國大學教育。沒有內地所謂的輔導員、班主任，教師只負責上課，學生的課外生活主要是自我管理。自我管理的途徑之一是記者採訪中最常聽到的hall(宿舍樓)文化。通常一幢宿舍樓有一位舍監，由教師兼任，平時很難見到。每層或幾層樓選舉出一位學生做「宿舍導師」(tutor)，是最常與住宿生打交道的「管理者」。他們通常是高年級學生或研究生，職責是組織宿舍活動，協調住宿同學之間的關係。
劉潤哲所在的香港大學是最英式的大學，也是宿舍文化最濃郁的大學。劉潤哲當時剛在北大完成頗為悠閑的一年基礎班，又度過一個更為悠閑的暑假，完全沒想到聽起來頗為溫馨的迎新營，實際經歷卻「比軍訓還苦」。為期十天封閉式管理，宿舍導師設計的團體培訓的項目填滿了日程，劉潤哲每天都只能睡兩三小時，有一次甚至持續28小時都沒合眼。
那次，他和同組學生被關在一個大房間裡，吃飯都不准離開，打瞌睡也會被罵。他們要輪流站起來，接受學長的「拷問」，回答之後再接受他們的訓話。「回答得真差！真不知道你是怎麼混到大學的！」諸如此類的批評讓受訓的新生一個個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樣蔫了，有的還哭了出來。從沒受過委屈的劉潤哲心情跌至谷底。
從大房間放出來之後，所有人又恢復親切溫和。劉潤哲才瞭解這個活動的目的是為了讓新生們學會接受別人的批評，增強抗壓性。其實學長們對他已算仁慈。一則認為內地學生願意參加這個迎新營，勇氣可嘉；一則因為他們的普通話不夠流利，批評起來總沒有講廣東話那麼有氣勢。
一年之後再回看這28小時，白皙瘦高的劉潤哲認為很值得：「過了那一關，就不覺得還有什麼苦和累的。」
劉翛：把錢用在長見識比用來烘衣服有價值
兩樣日子
把父母給的錢用在出門長見識，比用在烘衣服有價值。
今年3月，劉翛給《中國青年報》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水土不服」，一些內地學生尖子生逃離港校》，開頭講了他的一個北京同學從香港理工大學「逃離」的故事。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位同學覺得香港怪怪的，香港人也怪怪的，長相、打扮都怪怪的，他不適應、不喜歡這裡的許多東西，再也不想勉強自己了，寧可回去復讀再考內地大學。
彼此看不慣的情況是有的，劉翛也聽說過曾有香港學生用英語對一個內地女生說：「你為什麼來香港？我最討厭來香港的內地學生。」
這些沒有發生在劉翛身上。如今他已經與退學的北京學生失去聯繫，卻與香港學生Gibson成了朋友，約著一起打球，偶爾遇到也會一起去吃飯。
Gibson的普通話講得不是很流利，雖然他小學時曾經學過。那時候Gibson並不理解校長為什麼要開設普通話課，覺得這門課又悶又沒用處。後來他做建築工程的爸爸被公司派去廣東工作，他開始感受到內地對香港經濟的影響。直到上大學，Gibson才認識第一個內地人——他的「衛生間友」(toilet -mate)，把小學時的普通話撿了起來。
香港理工大學的本科生宿舍是兩個人一間房，兩間房共用一個衛生間，於是有了「衛生間友」 這個概念。第一眼，Gibson並沒有判斷出這位「友」是內地人。因為他的上衣並沒有塞在褲子裡——這種有些「土」的穿法是他們判斷內地人的標誌之一。打招呼之後，他才發現這個英文名字叫Luis的學生只會講普通話。
「你從哪裡來？」——「北京。」Gibson第一反應是：曾聽一個朋友說，內地消費比較低，但是北京的物價和香港差不多。
「你讀哪個科目？」——「計算機。」Gibson讀的是放射學，這個畢業後很容易在醫院找到一份好工作的科目，目前還沒有內地學生來搶。
「你喜歡什麼運動？」——「乒乓球、羽毛球。」Gibson樂了：終於找到了共同之處。
Luis是劉翛的英文名字。後來Gibson在衛生間也認識了劉翛的室友黃默，但是感覺黃默「土」一點，也拘謹一點。Gibson和室友更多還是與劉翛接觸。Gibson原本聽說內地學生喜歡自己形成小圈子，他也不否認香港學生一般不會主動找內地學生玩：「根本不會想到這麼做，因為已經有很多香港的朋友了。」不過機會既然擺在面前，他也願意多去瞭解內地學生，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隔三差五地，Gibson和室友聽說劉翛去了海洋公園、迪士尼公園、澳門，不禁感慨內地學生真有錢。Gibson至今沒去過迪士尼，覺得380元的門票太貴。他雖是家中獨子，上大學還是自己打工出了一半學費：「如果問父母要，他們應該也能出得起，但是我不好意思。」
劉翛覺得還是香港學生有錢。因為香港人洗衣服習慣直接烘乾，劉翛覺得太貴：「每6分鐘要兩塊錢，通常要20分鐘才能烘乾。」他認為把父母給的錢用在出門長見識，比用在烘衣服有價值。不過劉翛在網路論壇上看到內地學生在宿舍晾衣服的行為經常會引起香港同學反感。好在他的室友黃默也是北京人，不介意。
Gibson發現兩個內地學生都頗有理想。劉翛剛入大學就已經明確將來要去美國繼續深造，學習自己喜歡的人工智慧。Gibson和他的朋友們則不會想得這麼長遠，他們喜歡說「見步行步」，相當於普通話的「見機行事」：「以後的事情，現在想也沒用。」
Gibson對這個差異沒有褒貶態度，但是另一件事，「土土」的黃默確實讓他生出了敬意。即將到來的三個月暑假，黃默要去美國打工做管家。薪資很少，黃默還要自己貼上兩萬，他看重的是去美國感受一下。Gibson當時沒有申請，一則因為想去香港的醫院實習，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害怕去一個陌生地方。他佩服黃默「懂得把握機會到處去看看」。
同在香港理工大學，比Gibson高一個年級的香港女生Polli已經先後與兩位內地女生做過室友，一個來自北京，一個來自天津。兩個內地室友沒有學會廣東話，Polli學會了普通話，比Gibson流利得多。
Polli總結兩個室友的共同之處，一是都不會做飯，對於打掃衛生也沒什麼概念，北京室友甚至連笤帚都拿不好。她們的「衛生間友」還曾對Polli抱怨：「你的室友太髒了，洗澡之後地上都是頭髮。」Polli 覺得，「也許因為是獨生子女，在家裡比較受寵愛吧」。
另一個共同之處是兩人的消費都頗高。Polli的家境在香港屬於中等，家有姐弟四人，她從小就被媽媽要求學做家務，消費習慣也頗節約，一件T恤三四十塊就可解決，吃飯不是回家就是自己做，一個月開銷大約2000元。而兩位內地室友達到5000元。天津室友經常在外吃飯，喜歡買名牌衣物，有時跟外國交換生去酒吧蘭桂坊玩。北京室友沒這方面開銷，但是因為不適應香港天氣，來了之後長了滿臉痘，每個月都要花大筆錢護膚。
在學習方面，兩個室友都頗刻苦。北京室友沒什麼朋友，每天除了上課就是在宿舍看書。天津室友是交換生，沒太多學習壓力，但仍然頗上進。剛來的第一個月，她不適應全英文上課，會用MP3錄下老師的講授，回來對照筆記反覆聽。
有一個晚上，Polli與天津室友都因為準備考試沒睡好，兩人邊聊邊哭了起來：「天津室友說她壓力很大，因為父母給她那麼多錢，對她那麼好，她不可以不努力讀書。」
內地學生有感香港大學期末考試的嚴格
兩樣腦子
「她怎麼會想到把內地的做法帶到香港呢？」
5月下旬，內地的大學生們休完五一長假，逐漸恢復學習狀態的時候，香港的大學生們已在忙著應對期末。
期末自然意味著考試。考試來不得虛的。別說照抄別人，就算寫作中對別人的作品有所引用，沒標注清楚，都會被判抄襲，被扣分數。香港大學的劉潤哲通過網路提交論文時，發現校方的接收程序會自動在論文資料庫裡檢索，用藍色標出與別人論文相同的地方，如果超過多少比例，系統自動會判定該論文抄襲。
劉翛比劉潤哲提早一年感受到這種嚴格，因為他的一年基礎班不是在內地大學委培的，而是直接在香港理工大學讀的。這一屆理工大學的內地學生有兩百多，其中北京學生就有86個，比往屆更抱團，不與香港學生交流。一年下來，個性開朗的劉翛熟一點的也僅限於對面宿舍的兩個香港學生。但是嘴角喜歡往下撇的劉翛在看自己的內地同學時，已多戴了一副批判的眼鏡。
劉翛剛到大學就發現樓道、電梯口到處貼著嚴肅考試紀律的海報，考試前夕學校也經常通過群發電子郵件告訴學生，怎樣的行為屬於犯規，後果如何。但是這次期末考試，他還是聽說有內地同學作弊：數學科有人抄公式，倫理科有人抄小紙條。抄的人都沒被發現，因為老師監考頗松，倫理科的老師甚至在監考時戴著耳機聽音樂。這場考試的形式是寫作論述性文章，老師在考前已經劃出考試範圍，在老師和劉翛看來實在沒什麼可抄的。
劉翛也看不慣一些內地同學在小組課上的表現。他在寫給《中國青年報》的文章裡寫道：「香港的大學特別注重學習過程中的團隊精神培養。那裡很多課程的作業、小組演講、小組報告都要由四五名同學共同完成，課程的評定以小組為單位打分，同一組的學生會獲得同一個分數。這種方式就容易出現個別同學自己不出力，靠分享別人勞動果實‘混’分的情況。而我們以前幾乎沒有經歷過類似的訓練，且喜歡單打獨鬥。所以，一身個人英雄主義的內地同學很不習慣，更不願為他人作嫁衣裳。」
其實劉翛的判斷有激憤之嫌，類似的情況在香港學生中也有發生。香港科技大學的樊一比劉翛高一年級，已經與香港同學一起上課。他和很多同學都發現，遇到小組功課，內地學生常常會擔任組織者，因為大多數內地學生更希望得到好成績。樊一不介意替同組的同學多做一些，同學一句「你果然靠的住」就足以讓他心中暗自得意。
每一位接受採訪的內地學生都聽說過去年發生在香港城市大學的事情：一位內地女研究生給老師一萬塊錢，希望「買」個好分數，結果被老師舉報，以行賄罪入獄。「她怎麼會想到把內地的做法帶到香港呢？我們在香港都生怕給內地人丟臉。過馬路比香港人還遵守紅綠燈。」即將在香港大學法學院完成最後一年學業的高欣說。
香港理工大學的香港學生Gibson也聽說這事。他認同當事教師的舉報做法：「他要證明自己是廉潔的。因為信譽很重要。」當記者問他：「信譽為什麼重要？」他愣了一下：「這個，你們覺得需要理由嗎？從小到大，父母老師都是這樣教我的啊。」
在香港的文化環境和教育制度下，內地的尖子生是否依然是尖子生？
南方週末記者在香港科技大學採訪時，受訪的商學院和工程學院的內地學生總結說：「通常班上成績最好的還是香港學生。剩下的大多數香港學生就比較愛玩，內地學生在中間，有很好的，一般不會太差。」
香港理工大學的Polli就是成績最好的香港學生之一，目前的GPA(績點)是班上第二名。第一名是另一個香港同學。她說同班的一個內地學生也很刻苦，但做題的時候，老師總會說他的思路有問題：「比如研究一個杯子是該什麼材料做，我因為學過專科，注意應用，會往這方面想。而他是用中學課本裡的思路在想。」
香港大學政治與法律專業的香港學生謝翠婷也曾有過「楞了一下」的經歷：「課堂上談到西方法律思想的原則是每個人的基本自由都不應受到限制時，香港同學因為從小到大聽的都是這類觀點，不會有什麼反應，而內地同學會質疑，他們擔心這樣會使社會失去秩序。」
戴雅琦：香港適合年輕人打拼
第一份工
「這裡真的是很適合年輕人打拼的地方。」
在香港的就業市場，碩士學位並不比本科學位更有競爭力，也不會得到更多的薪金。相反地，一些內地本科畢業生在香港讀一年碩士，廣東話還不能完全聽懂，去找工作常常競爭不過本科生。但是，作為一個有工作經驗、善於組織活動、普通話粵語英語均流利的研究生，張艷艷尚未從城市大學正式畢業，已經在香港換了兩份工作。
兩年前她從北大中文系本科畢業，拿著工作簽證到了香港城市大學，全職做研究助理，兼職讀研究生，剩餘的時間還擔任自己所住宿舍的學生導師。去年，她順利找到了自己一直嚮往的工作，進入香港本地最大的財經公關公司。由於近年內地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增多，張艷艷所在的「中國組」任務繁重，一個人要負責七八個客戶，經常要通宵工作，週末也要加班，薪水卻並不豐厚。三個月的試用期熬下來，張艷艷決定辭職。
辭職之前，她匆匆找了另一份工作，去一家普通話學校做老師。這家培訓學校的老闆是一位從內地嫁到香港的太太，管理頗為情緒化。但是張艷艷沒得挑：如果不能夠及時拿到一個新的工作簽證，她就必須離開香港。與很多在香港讀書的學生一樣，她也想在香港住滿7年，得到香港居民護照。這本護照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免簽證，出國方便。
戴雅琦找工作沒有張艷艷那麼順利，但是目前的工作狀態比張艷艷開心。
戴雅琦2005年從浸會大學傳播系本科畢業，就曾想過找工作，但是正逢香港經濟不景氣，工作難找，連一些香港本地學生都選擇讀研作為緩衝。戴雅琦當時心裏也更傾向讀研。原因卻是從大二的失戀開始。
當年與戴雅琦一起從南京大學來到浸會大學的18個學生，內部組合出了三四對戀人，其中包括雅琦和她的男朋友。這男生愛打電腦遊戲，傳染給了戴雅琦。沒想到結果戴雅琦比他玩得更上癮。
對於拿獎學金來讀書的戴雅琦，學習成績一定不能落下。戴雅琦聽說往屆有被退學的學生，不是因為打遊戲，而是參加課外活動太多，耽誤了學習。「我們內地來的學生，別的不會，學習肯定是最拿手的。」接受採訪時，戴雅琦兩次說到這句話。如此，她只能犧牲與男朋友相處的時間。不久，男朋友交了另外的女友。失戀的傷痛讓戴雅琦得出一個結論：人一定要有一個精神寄託，這寄託不一定是一個人，也可以是她如此熱愛的電腦遊戲。
於是，浸會大學本科畢業時，戴雅琦決定再用一年的時間修讀自己喜歡的專業的碩士學位，她進入了理工大學學習三維動畫設計。一年的時間修讀一個新專業，還要找工作，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那時的戴雅琦卻對此預估不足。
臨近畢業的8月，戴雅琦一方面要找工作——與張艷艷一樣，她面臨簽證失效壓力。另一方面，她要找房子——學校的宿舍必須在8月底之前退掉。同時，她還要完成畢業論文。
戲劇性地，矛盾在去年的8月20日集中爆發。當時，戴雅琦剛剛在理工大學附近找到一處房子，連廁所在內15平方米的單間，裡面什麼都沒有，月租 3000，算是便宜的。雅琦把行李搬去這裡，但沒有時間買傢俱，只能借住在另一個內地同學處。第二天還有一個工作面試，戴雅琦沒有太大信心。因為找工作連連碰壁，當時只有一份賣保險的工作機會。她也曾猶豫過要不要回內地，卻被父母寄來的一疊剪報打消了念頭，剪報上全是關於內地大學擴招後，畢業生難就業的報導。那天晚上，她又接到同組做畢業論文的香港同學的抱怨電話，她承擔的部分算是輕鬆的，她都沒能很好完成，耽誤了小組的時間進度。
縮在床上，戴雅琦哭了，這是她到香港之後惟一一次流淚。「哭不是因為委屈，而是對自己不滿。不應該辜負這麼好的環境，辜負對自己的期待。」
第二天如雨後彩虹。面試竟然順利通過，兩天後就接到香港大學的錄用通知。這份工作的薪水相當於大學裡的二級助教。她期待著明年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然後去歐洲玩。「第一個要去的國家是荷蘭，希望以後能去那裡學習設計。」說完嘿嘿一笑，「不過長住的話還是在香港，這裡真的是很適合年輕人打拼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