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夫婦與張學良夫婦在南京合影 （左起）張學良、於鳳至、宋美齡、蔣介石
關「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政策，中國大陸科書中說：是蔣介石下令讓張學良不抵抗的。
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誰下的
張學良晚年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反覆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中央政府。他是在獲得自由的情況下談這一問題的。
日本廣播協會1990年採訪張學良時，張學良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國民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晚年張學良
到了1990年，不僅蔣介石早已逝去，蔣經國亦已辭世，他已基本上獲得自由。是年6月1日，臺灣政要張群等人和張學良的親友在臺北圓山飯店公開為張九十歲生日慶壽，或可視作張學良獲得自由的一個標誌。日本廣播協會採訪他是在這之後。沒過多久，他即赴美訪游。假如說，蔣氏父子，尤其是蔣介石在世時，他談歷史問題還有所顧忌的話，這時他應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為如此，他這時才主動邀請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為他的回憶錄捉刀」。1991年張學良赴美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歷史處與張學良合作，記錄他口述歷史的工作。
張學良：此事與蔣介石無關
張學良1991年5月28日在紐約接受訪談時，有人提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張學良不止一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問題，他都是這樣說的。他不僅公開答記者問如是說，即在私下對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樣是這樣講的。有文章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給張學良十餘件電報函件，令其不抵抗。張學良的部下王卓如、閻寶航建議他將這些電報妥為保存。後來張氏夫人於鳳至讓張學良赴歐考察時，特地保存在倫敦匯豐銀行保險櫃中。因為有這些函電，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夫人於鳳至即以此威脅，使國民中央政府和蔣介石不敢加害張學良。但有的學者指出：閻寶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陸，也寫過有關張學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將不抵抗命令原件存於匯豐銀行這樣的大事。
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變’，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就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於鳳至手中，是扯談。於鳳至不是那種人。」張學良說：是我的責任，不能諉過他人
著名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應張學良之邀，為他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記載了張學良回答他詢問「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的一段談話。張學良與唐德剛談話記錄中，對「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裡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說：「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為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張學良說明：「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唐德剛說：「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 唐德剛探詢地問張學良。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