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6-23 23:34:34作者：司鵬程
[作者簡介]司鵬程，居美東，網站編輯，任職位於維吉利亞州的中國信息中心。
1957年是平淡一年。中共建政已逾八年，歷經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反肅反等運動的洗禮，地、富、反、壞等諸多階級敵人早已「千百萬人頭落地」。1957年又是特殊的一年，習慣冷漠與鮮血的中國知識份子，此時要為紅色政權奏響「百花齊放」的凱歌。
1957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運動是毛一時興之所至還是當局刻意設計的引蛇出洞，殊難考證。但毋庸諱言，「右派」們無不是抱著治病救人、幫黨整風的初衷，對中共提出建言的。孰料高瞻遠矚的毛主席受到矇蔽，將精忠報黨者打作反黨反社會主義，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誤會。
1、反右——一次「文雅」的政治運動
資料顯示，從1957年6月到1958年夏末，全國共清理出552，877名「右派」。另據1980年6月11日中共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反右運動實劃「右派」49萬餘人。
應該說，和中共的歷次運動相較，反右這場「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無論在深度、廣度和持續時間上都稱得上「溫文爾雅」。
運動中遭受密集批判的是所謂「三大反動理論」，即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和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章不滿意「國務院開會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認為國家大事應「事先經過國務院的部長們（章伯鈞本人即榮贗中共交通部長）多方面地討論。」儲抱怨「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可是後來政府改組，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羅則肯定中共「肅反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講話」，他敦促中共以「國士」對待知識份子，「解決黨和非黨隔膜」。這些言論被視作「對黨懷有刻骨仇恨」，章、羅、儲也淪為「瘋狂向黨進攻」的一群。運動中，遭受批判的「右派」言論俱無出這「三大理論」之「右」。
值得注意的是，章、羅兩人後來多次在公開場合否認自己說過「政治設計院」和「平反委員會」類的話語。因此前述語言是否出自中共的歸納或假想，姑且存疑。
為什麼「右派」選擇1957年發聲？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經過中共八年的屠戮和清洗，紅色政權的各色敵人此時已被清理乾淨，天下抵定。而儼然以新政權功臣自居的「精英」們出於分一杯羹的心理，試圖向以往的盟友討要輪流坐莊的權利。例如儲安平就詰問中共，「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坐副總理的交椅？」誰知願望落空，他們不免如失寵怨婦般抱怨三兩聲。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獨坐池塘如虎踞」的毛絕不容他人分享權力，早已打定主意要去除自己「身上的虱子和害蟲」。
眾所周知，中共長期以來將「右派」視作人民的一部分。即便此刻出於「保持黨的健康肌體」需要，將其從人民行列劃為敵對陣營，對「右派」的處理也仍然有別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等「四類分子」。
以反右高峰時期，中共中央轉發各地，以作「右派」處理「樣板」的《對一部分右派份子處理的初步意見》為例。該文件共涉及96名「右派」，其中絕大多數被撤職、行政降級（一般降4、5級），另有監督勞動、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免於處分等。茲舉數人如下：
章伯鈞，撤去交通部長一職，工資從行政3級（月薪517元）降為7級（副部長級，月薪322元）。保留全國政協委員職務。原住房不予變動。配轎車和司機，用車由「吉姆」降為「別克」。
羅隆基，撤去森林工業部長一職，工資從行政4級（月薪460元）降為9級（司局級，月薪253元）。原住房不予變動。無轎車和專用司機。保留服務員、炊事員及警衛員。
章乃器，撤去糧食部長一職，工資從行政4級（月薪460元）降為10級（月薪218.5元）。保留服務員、炊事員、警衛員。1963年，改為每月發150元生活費，後經章反映，增至每月200元，但房租、水電費、電話費等自理。
這就是大「右派」們的際遇，雖然「悲慘」但仍然讓普通民眾仰慕。
對待各色中小「右派」們，當局則執行1958年1月29日的《關於在國家薪給人員和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份子處理原則的規定》。該文件劃定了對「右派」的六類處理辦法：勞動教養或開除公職；撤職送農村或農場監督勞動；留用察看，並降低待遇；撤銷原職，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降職降級降薪；免予處分。據此，罪行嚴重的「右派」將可能失去「鐵飯碗」和公費醫療，加入普通民眾的行列。
應該說，全國各地大小「右派」的落魄遭遇於其個人是場悲劇，但和早已進入地獄的諸多「牛鬼蛇神」相比，實在是天上人間。要知道，那些地、富、反、壞分子從來就是當局「殺、關、管」的對象，他們及他們的家屬經歷了共產政權下的各種歧視和迫害並欠缺最基本的話語權，直到今天。
2、 「右派」是誰？
中共對待階級敵人從不手軟，它總是檢討自己將「匪首惡霸特務」殺得太少、鎮壓不及時；殺人過後的總結也不外乎以後要「打得更穩更狠」、「避免寬大無邊」等。獨有「右派」備受青睞，得到寬大的待遇；「右派」問題始終是「人民內部矛盾」或「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原因何在？
1958年5月3日，中共宣布反右取得階段性勝利。其時，當局統計稱運動共清查出黨員「右派」278，932人。這個數字頗能說明反右實乃大水沖了龍王廟的歷史的真實。
就個案而言，「全國最反動、最猖狂的右派」葛佩琦即是標準的共產黨。葛1938年加入中共，受命潛入國軍。遼瀋戰時，他任職東北保安司令部，以「少將督察」、「東北通訊處處長」的身份剌探情報。而被譽為「三大右派毒蛇」之一的章伯鈞更是在1923年即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共。章的兩個弟弟俱是共產黨，長弟早亡，次弟被斯大林清洗槍決，都未能嘗到共產主義的甜頭。章本人曾參加過南昌暴動，也算為中共鞠躬盡瘁。
除了為共產主義獻身的「右派」黨員外，其他人幾乎毫無例外的是中共同路人或支持者。羅隆基、儲安平及其所代表的政黨在四十年代末的國共內戰中，作為中共的堅定盟友出現，被毛誇獎作搞垮國民政府的「第二戰場」或「第二條戰線」。中共黨史這樣評述章、羅、儲等人，「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中共奪取政權後，「論功行賞」，章伯鈞、羅隆基榮贗交通部部長和森林工業部部長，儲安平也撈了個《光明日報》總編的職務。
除前述兩類外，「右派」中還有一類特殊群體，即高等院校中的學生。他們長在紅旗下，基本上根紅苗健，家庭屬「依靠對象」或「團結對象」，在獲得組織認可後被選拔進入無產階級學術殿堂。對這些人，中共文件設定了較一般「右派」更和緩的四種處理辦法——「保留學籍，送農村或農場勞動考察；開除學籍，勞動教養；留校察看；免予處分。」（參見中共1958年1月29日《關於在國家薪給人員和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份子處理原則的規定》）毛後來並明確指示，「右派學生首領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並當‘教員’。」人民大學女學生林希翎即成為「教員」代表。林的罪行在於她不滿於「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主張將「混蛋和投機的黨員要清洗出去」、「老實而不起作用的，要動員他們退黨；只保留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林被「開除學籍，留校監督勞動」。五十年後，旅居海外的林希翎談起反右，仍是一臉氣憤，「我是一個真正的左派，他們憑什麼、憑什麼把我打作右派！」
毋庸諱言，「右派」從沒有背叛中共，從沒有否定共產極權制度——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下，無論事前還是事後。（至於在60年代後狂亂的政治氛圍中走投無路，最終轉向反對共產專制者，例如林昭，則不屬本文討論之列。）在1957年的那場運動中，所有的「右派」，都聲嘶力竭地辯解自己擁護黨、竭盡全力地表述自己熱愛社會主義的真誠。羅隆基被打為「右派」後，委屈地說「即使把我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其言鑿鑿，其情切切，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有鑒於此，1958年1月28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強調，「對右派的處理要比較寬大。要留一條路讓他們走，使他們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隊伍裡來。」「右派」們也確實沒有辜負偉大領袖的期望，他們為重回革命陣營，為爭取入團入黨，對自己昔時的親朋故舊反戈一擊，做了淋漓盡致的表演。應該說，從1958年開始，「右派」們就紛紛「起義」，棄暗投明，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反右運動結束未久，中共即開始檢討這場自家人打自家人的運動。從1959年到1964年，中共先後五批摘掉30餘萬人的「右派」帽子。1978年9月17日中共下發《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對「右派」予以「徹底的完全的平反」，即「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恢復政治名譽」，原是黨團員的並「恢復黨籍、撤銷開除團籍處分」。中共聲稱，「反右錯誤要堅決加以改正，目的是為著團結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參見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轉的《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截至1980年5月8日，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獲得平反，僅有個別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共中央認定的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五人以及由各地處理的90餘人。
顯而易見，「改正」是一種姿態，它意味著當局正式承認反右是一場錯誤的運動，是大水沖了龍王廟；這種表態對「從來不下罪己詔」的中共來講可算極為罕見。在1981年中共11屆6中全會上，「右派」又被進一步追認為「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
3、「新」中國右派的眾生相
中國文人與生俱來就有「御用」的情結。入翰林院，為皇帝效命，是光宗耀祖的事。但中國儒家也講 「士可殺而不可辱」，這是說知識份子要有做人的尊嚴，理念和原則是應該用生命去維護的東西。這種操守即便在歷代封建王朝也為士林清流所推崇。遠有「義不食周粟」的伯夷，近有自蹈昆明湖的王國維。
但君看今日樹頭花，不是去年枝上朵。1949年以降，知識份子一語不再具有任何道德價值。當1957年之時，共產中國治下的「右派」臉譜尤為繁多，更令人嘆為觀止。
他們是精於算計的一群。他們早認識到極權制度的本性。例如儲安平40年代中就曾與人言，「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參見儲安平《共產黨與民主自由》一文，載 1945年12月1日的重慶《客觀》週刊）然而，榮任新王朝開國部長、總理職務的「最後的貴族」的迷夢，卻驅使他們昧著良心說話，協助中共顛覆了國民政府。
他們是助紂為虐的一群。黨的人血饅頭向來少不了他們一份。
遠者不論，從1949年到1957年在他們那所謂的新生革命政權下喪生的千百萬人是誰之罪？僅以1950年的「鎮反」為例，中共官方的統計是清剿各色「政治土匪」2，000，000人，另有特務份子600，000人，反動黨團骨幹600，000人。中國各地的55萬「右派」，此時扮演了何種角色？從鎮反到公私合營、從土地改革到批鬥胡適，多少屠殺，多少批判，難道他們從來都是受害者？反右前的那一次次政治運動，究竟是誰在上、在下、在左、在右煽風點火拼推波助瀾？莫非所有的罪惡和屠戮都是毛一人所為？
中國「右派」，你們有幾個不曾為「鎮壓反革命」歡呼雀躍？你們有幾個不曾為中共「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成就」搖旗吶喊？你們又有幾人選擇獨立正義的立場，哪怕只是保持簡單的沉默？
有學者記錄說，「百分之九十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在反右初起時都曾經跟著批判過首批被定為右派的人。為求自保去斗別人。他們以為這樣便可做教雞儆猴裡的那隻猴，宰雞時不妨去幫著戳一刀。誰知他們注定進不了猴的隊伍，反而成了儆猴的雞。」
歷史是如此驚人的相似。「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然後他們來對付天主教徒，我也沒有出聲，因為我是新教徒。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會員，我不是工會會員，我不說話。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歷史又是如此驚人的不相似。中國「右派」沒有選擇「不說話」的沉默，他們選擇了「向人民投降」。1957年，從夏天到秋天到冬天的日子裡，被劃作「右派」和與未被劃為「右派」的知識份子，比以往更加賣力地向黨表現著自己的忠誠。懷著邀寵的希冀，這些教授名流們痛哭流涕、橫七豎八地相互揭發、攻訐，出賣家人親友，檢舉揭發自己的同類，踐踏別人的同時也被別人踐踏…….
這就是反右！它遠沒有「右派」們所描述的那樣驚天動地。「右派」，也從來不是他們吹噓的那般清白高大。
4、「右派」，你們有何資格索賠？
平淡中走過50度春秋，歷史也早已習慣了冷漠與忘卻。
2007年，坊間突然流傳萬千「右派」上人民共和國主席書，上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書。這些陳情書林林種種，或悲悲切切或義正詞嚴。上書者來自五湖四海，文字各有蒼夷，主旨卻出奇一致，要求「黨和政府給予經濟補償。」
「反右是中國歷史上冤者最多、株連最廣、歷時最長、手段最毒、勝過秦始皇焚書坑儒千百倍的大冤案。」「中國死於一九五七。」「右派不得賠償，中國沒有民主。」
閱罷諸般宣言，直讓人覺得，「右派」們為理想和正義遭遇了亙古奇冤，因為他們，方有今日偉大共產國的繁榮娼盛。當然，「右派」們也不忘指出，沒有反右，就不會有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他們就可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中國人民的日子會比今天甜蜜上千萬倍。
「老右」們為祖國和人民忍辱負重五十年，如今他們需要鈔票，要行使「索賠」的權利。一提「索賠」，說話者嗓門就升了許多，彷彿人格也就此清醒高大起來。
然而「右派」們忘記了，中國歷史不是在1957方被改寫。當「開國大典」之時，毛昂首高呼「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刻，還沒有被劃為「右派」的知識份子早已跪將下去。時間在他們向毛敬獻「我們永遠跟您走」錦旗的那一刻，已經被定格了。
毋庸諱言，中國知識份子在反右運動前是為虎作倀。反右後他們誠惶誠恐地匍匐在毛的腳下，努力為獨裁者張目並論證其政權政策的合法性。即便是當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被毛用流氓手段羞辱作「偽裝得最巧妙，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用筆桿子殺人，反動透頂的殺人犯」的大「右派」梁漱溟在毛死後也真心懺悔說，「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威信，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幹過火的話。如果說當時意氣用事，言語失控，那麼也是有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的批判在後。」
悲呼？中國「右派」從沒有什麼正義和道德，他們的良心早已死盡滅絕。在極權體制被推向巔峰的過程中，「右派」們興奮地扮演著共產暴政吹鼓手和廣告牌的角色。中華大地萬物凋敝、屍骸遍地，而中共非常拙陋的愚民把戲卻能肆行無阻、傳之久遠，這批御用幫閑者的豐功偉績實不可抹殺。
多年後，當毛早已走入墳墓多時，喪盡良知的同一票人也渾然忘了羞恥，力圖將自己打扮成受難的貞女節婦，彷彿當日所有的罪惡都與自己無涉。不僅如此，他們還不忘向黨表達自己的忠心。所謂「共產黨像是母親，母親有時會錯打了孩子，但是孩子決不記恨母親。」顯然，只要有金錢的補償和職位的提升，「右派」是從來不惜將自己賣個好價錢的。頗得此中三味的朱鎔基、王蒙也因此攫升為人民國的總理、部長。
而今，「右派」更擺出向中共乞討的姿態。好個「索賠」，寥寥兩字，擰起來是標榜自己清白無辜的牌坊，放下去是向當權者賴狗乞憐般的叫喚。實在是進可攻、退可守的利器。但你們可曾想過，自己應如何償還中國民眾，如何向你們協助建立的獨裁鐵幕下中國80，000，000死難冤魂贖罪？
平反，平反，平個鳥反！你們有什麼資格藉助「平反」為殺人者附上正義的標籤？中國社會不需要你們這種奴才對主子的專制合法性的認同，相反，它需要的是對罪惡的清算和徹底的歷史反省。
古語云為虎作倀。倀即倀鬼，自己被虎吃，又幫虎去吃別人。老虎被人捕捉後，還可以聽見倀鬼在那裡哀傷地哭號。《七修類稿》記載說，「倀鬼死的時候沒看見自己的屍體，所以不知自己怎麼死的，被虎吃了反而被虎役使，好不容易老虎死了，又悲傷痛哭，這是多麼痴愚啊！難道不會內疚嗎？」倀鬼與今日的「右派」何其相似？他們懷念著作威作福的最後的貴族的日子，他們不會去反省自己的過錯，反而希望藉機依附新的權貴，為自己撈得利益——這不正是虎倀的所為嗎？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士高張，賢士無名。既有雞鳴狗盜之國，自然盛行妓院勾欄之「右派」——這些一直以「第二種忠誠」效忠中共的知識人——他們在各色政治運動中早已磨礪得良知喪盡。試看今日之所謂學者精英、教授作家，哪個沒有在反右中有過精彩的表現，又有幾人沒有痛斥過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法輪功。「說出真相和揭露謊言」的知識界的責任從來同這些御用和半御用的精英們無涉。
嗟夫！共產黨之於中國，在於殺盡了中國人的骨氣廉恥。
1957年早已終結，但中國社會的集體失語和失憶遠未結束；經歷反右前後如此眾多慘痛歷史事件的國人，也迄今未有真實的思考和回顧。
但是歷史不會忘卻，它將永遠銘刻1957——這是一塊猩紅色的恥辱柱，上面遺留著中共的印記，也記錄下了中國知識份子最醜陋的一幕。
（本文並不針對任何個人，謹為還原歷史，慰藉萬千死於共產災難下的同胞而作。作者對「右派」們的個人遭遇表示同情。）
[作者簡介]司鵬程，居美東，網站編輯，任職位於維吉利亞州的中國信息中心。
(看中國編者按: 希望"右派" 受害者能公開以真名或化名退出中共)
1957年是平淡一年。中共建政已逾八年，歷經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反肅反等運動的洗禮，地、富、反、壞等諸多階級敵人早已「千百萬人頭落地」。1957年又是特殊的一年，習慣冷漠與鮮血的中國知識份子，此時要為紅色政權奏響「百花齊放」的凱歌。
1957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運動是毛一時興之所至還是當局刻意設計的引蛇出洞，殊難考證。但毋庸諱言，「右派」們無不是抱著治病救人、幫黨整風的初衷，對中共提出建言的。孰料高瞻遠矚的毛主席受到矇蔽，將精忠報黨者打作反黨反社會主義，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誤會。
1、反右——一次「文雅」的政治運動
資料顯示，從1957年6月到1958年夏末，全國共清理出552，877名「右派」。另據1980年6月11日中共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反右運動實劃「右派」49萬餘人。
應該說，和中共的歷次運動相較，反右這場「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無論在深度、廣度和持續時間上都稱得上「溫文爾雅」。
運動中遭受密集批判的是所謂「三大反動理論」，即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和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章不滿意「國務院開會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認為國家大事應「事先經過國務院的部長們（章伯鈞本人即榮贗中共交通部長）多方面地討論。」儲抱怨「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可是後來政府改組，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羅則肯定中共「肅反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講話」，他敦促中共以「國士」對待知識份子，「解決黨和非黨隔膜」。這些言論被視作「對黨懷有刻骨仇恨」，章、羅、儲也淪為「瘋狂向黨進攻」的一群。運動中，遭受批判的「右派」言論俱無出這「三大理論」之「右」。
值得注意的是，章、羅兩人後來多次在公開場合否認自己說過「政治設計院」和「平反委員會」類的話語。因此前述語言是否出自中共的歸納或假想，姑且存疑。
為什麼「右派」選擇1957年發聲？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經過中共八年的屠戮和清洗，紅色政權的各色敵人此時已被清理乾淨，天下抵定。而儼然以新政權功臣自居的「精英」們出於分一杯羹的心理，試圖向以往的盟友討要輪流坐莊的權利。例如儲安平就詰問中共，「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坐副總理的交椅？」誰知願望落空，他們不免如失寵怨婦般抱怨三兩聲。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獨坐池塘如虎踞」的毛絕不容他人分享權力，早已打定主意要去除自己「身上的虱子和害蟲」。
眾所周知，中共長期以來將「右派」視作人民的一部分。即便此刻出於「保持黨的健康肌體」需要，將其從人民行列劃為敵對陣營，對「右派」的處理也仍然有別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等「四類分子」。
以反右高峰時期，中共中央轉發各地，以作「右派」處理「樣板」的《對一部分右派份子處理的初步意見》為例。該文件共涉及96名「右派」，其中絕大多數被撤職、行政降級（一般降4、5級），另有監督勞動、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免於處分等。茲舉數人如下：
章伯鈞，撤去交通部長一職，工資從行政3級（月薪517元）降為7級（副部長級，月薪322元）。保留全國政協委員職務。原住房不予變動。配轎車和司機，用車由「吉姆」降為「別克」。
羅隆基，撤去森林工業部長一職，工資從行政4級（月薪460元）降為9級（司局級，月薪253元）。原住房不予變動。無轎車和專用司機。保留服務員、炊事員及警衛員。
章乃器，撤去糧食部長一職，工資從行政4級（月薪460元）降為10級（月薪218.5元）。保留服務員、炊事員、警衛員。1963年，改為每月發150元生活費，後經章反映，增至每月200元，但房租、水電費、電話費等自理。
這就是大「右派」們的際遇，雖然「悲慘」但仍然讓普通民眾仰慕。
對待各色中小「右派」們，當局則執行1958年1月29日的《關於在國家薪給人員和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份子處理原則的規定》。該文件劃定了對「右派」的六類處理辦法：勞動教養或開除公職；撤職送農村或農場監督勞動；留用察看，並降低待遇；撤銷原職，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降職降級降薪；免予處分。據此，罪行嚴重的「右派」將可能失去「鐵飯碗」和公費醫療，加入普通民眾的行列。
應該說，全國各地大小「右派」的落魄遭遇於其個人是場悲劇，但和早已進入地獄的諸多「牛鬼蛇神」相比，實在是天上人間。要知道，那些地、富、反、壞分子從來就是當局「殺、關、管」的對象，他們及他們的家屬經歷了共產政權下的各種歧視和迫害並欠缺最基本的話語權，直到今天。
2、 「右派」是誰？
中共對待階級敵人從不手軟，它總是檢討自己將「匪首惡霸特務」殺得太少、鎮壓不及時；殺人過後的總結也不外乎以後要「打得更穩更狠」、「避免寬大無邊」等。獨有「右派」備受青睞，得到寬大的待遇；「右派」問題始終是「人民內部矛盾」或「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原因何在？
1958年5月3日，中共宣布反右取得階段性勝利。其時，當局統計稱運動共清查出黨員「右派」278，932人。這個數字頗能說明反右實乃大水沖了龍王廟的歷史的真實。
就個案而言，「全國最反動、最猖狂的右派」葛佩琦即是標準的共產黨。葛1938年加入中共，受命潛入國軍。遼瀋戰時，他任職東北保安司令部，以「少將督察」、「東北通訊處處長」的身份剌探情報。而被譽為「三大右派毒蛇」之一的章伯鈞更是在1923年即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共。章的兩個弟弟俱是共產黨，長弟早亡，次弟被斯大林清洗槍決，都未能嘗到共產主義的甜頭。章本人曾參加過南昌暴動，也算為中共鞠躬盡瘁。
除了為共產主義獻身的「右派」黨員外，其他人幾乎毫無例外的是中共同路人或支持者。羅隆基、儲安平及其所代表的政黨在四十年代末的國共內戰中，作為中共的堅定盟友出現，被毛誇獎作搞垮國民政府的「第二戰場」或「第二條戰線」。中共黨史這樣評述章、羅、儲等人，「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中共奪取政權後，「論功行賞」，章伯鈞、羅隆基榮贗交通部部長和森林工業部部長，儲安平也撈了個《光明日報》總編的職務。
除前述兩類外，「右派」中還有一類特殊群體，即高等院校中的學生。他們長在紅旗下，基本上根紅苗健，家庭屬「依靠對象」或「團結對象」，在獲得組織認可後被選拔進入無產階級學術殿堂。對這些人，中共文件設定了較一般「右派」更和緩的四種處理辦法——「保留學籍，送農村或農場勞動考察；開除學籍，勞動教養；留校察看；免予處分。」（參見中共1958年1月29日《關於在國家薪給人員和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份子處理原則的規定》）毛後來並明確指示，「右派學生首領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並當‘教員’。」人民大學女學生林希翎即成為「教員」代表。林的罪行在於她不滿於「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主張將「混蛋和投機的黨員要清洗出去」、「老實而不起作用的，要動員他們退黨；只保留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林被「開除學籍，留校監督勞動」。五十年後，旅居海外的林希翎談起反右，仍是一臉氣憤，「我是一個真正的左派，他們憑什麼、憑什麼把我打作右派！」
毋庸諱言，「右派」從沒有背叛中共，從沒有否定共產極權制度——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下，無論事前還是事後。（至於在60年代後狂亂的政治氛圍中走投無路，最終轉向反對共產專制者，例如林昭，則不屬本文討論之列。）在1957年的那場運動中，所有的「右派」，都聲嘶力竭地辯解自己擁護黨、竭盡全力地表述自己熱愛社會主義的真誠。羅隆基被打為「右派」後，委屈地說「即使把我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其言鑿鑿，其情切切，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有鑒於此，1958年1月28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強調，「對右派的處理要比較寬大。要留一條路讓他們走，使他們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隊伍裡來。」「右派」們也確實沒有辜負偉大領袖的期望，他們為重回革命陣營，為爭取入團入黨，對自己昔時的親朋故舊反戈一擊，做了淋漓盡致的表演。應該說，從1958年開始，「右派」們就紛紛「起義」，棄暗投明，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反右運動結束未久，中共即開始檢討這場自家人打自家人的運動。從1959年到1964年，中共先後五批摘掉30餘萬人的「右派」帽子。1978年9月17日中共下發《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對「右派」予以「徹底的完全的平反」，即「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恢復政治名譽」，原是黨團員的並「恢復黨籍、撤銷開除團籍處分」。中共聲稱，「反右錯誤要堅決加以改正，目的是為著團結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參見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轉的《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截至1980年5月8日，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獲得平反，僅有個別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共中央認定的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五人以及由各地處理的90餘人。
顯而易見，「改正」是一種姿態，它意味著當局正式承認反右是一場錯誤的運動，是大水沖了龍王廟；這種表態對「從來不下罪己詔」的中共來講可算極為罕見。在1981年中共11屆6中全會上，「右派」又被進一步追認為「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
3、「新」中國右派的眾生相
中國文人與生俱來就有「御用」的情結。入翰林院，為皇帝效命，是光宗耀祖的事。但中國儒家也講 「士可殺而不可辱」，這是說知識份子要有做人的尊嚴，理念和原則是應該用生命去維護的東西。這種操守即便在歷代封建王朝也為士林清流所推崇。遠有「義不食周粟」的伯夷，近有自蹈昆明湖的王國維。
但君看今日樹頭花，不是去年枝上朵。1949年以降，知識份子一語不再具有任何道德價值。當1957年之時，共產中國治下的「右派」臉譜尤為繁多，更令人嘆為觀止。
他們是精於算計的一群。他們早認識到極權制度的本性。例如儲安平40年代中就曾與人言，「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參見儲安平《共產黨與民主自由》一文，載 1945年12月1日的重慶《客觀》週刊）然而，榮任新王朝開國部長、總理職務的「最後的貴族」的迷夢，卻驅使他們昧著良心說話，協助中共顛覆了國民政府。
他們是助紂為虐的一群。黨的人血饅頭向來少不了他們一份。
遠者不論，從1949年到1957年在他們那所謂的新生革命政權下喪生的千百萬人是誰之罪？僅以1950年的「鎮反」為例，中共官方的統計是清剿各色「政治土匪」2，000，000人，另有特務份子600，000人，反動黨團骨幹600，000人。中國各地的55萬「右派」，此時扮演了何種角色？從鎮反到公私合營、從土地改革到批鬥胡適，多少屠殺，多少批判，難道他們從來都是受害者？反右前的那一次次政治運動，究竟是誰在上、在下、在左、在右煽風點火拼推波助瀾？莫非所有的罪惡和屠戮都是毛一人所為？
中國「右派」，你們有幾個不曾為「鎮壓反革命」歡呼雀躍？你們有幾個不曾為中共「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成就」搖旗吶喊？你們又有幾人選擇獨立正義的立場，哪怕只是保持簡單的沉默？
有學者記錄說，「百分之九十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在反右初起時都曾經跟著批判過首批被定為右派的人。為求自保去斗別人。他們以為這樣便可做教雞儆猴裡的那隻猴，宰雞時不妨去幫著戳一刀。誰知他們注定進不了猴的隊伍，反而成了儆猴的雞。」
歷史是如此驚人的相似。「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然後他們來對付天主教徒，我也沒有出聲，因為我是新教徒。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會員，我不是工會會員，我不說話。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歷史又是如此驚人的不相似。中國「右派」沒有選擇「不說話」的沉默，他們選擇了「向人民投降」。1957年，從夏天到秋天到冬天的日子裡，被劃作「右派」和與未被劃為「右派」的知識份子，比以往更加賣力地向黨表現著自己的忠誠。懷著邀寵的希冀，這些教授名流們痛哭流涕、橫七豎八地相互揭發、攻訐，出賣家人親友，檢舉揭發自己的同類，踐踏別人的同時也被別人踐踏…….
這就是反右！它遠沒有「右派」們所描述的那樣驚天動地。「右派」，也從來不是他們吹噓的那般清白高大。
4、「右派」，你們有何資格索賠？
平淡中走過50度春秋，歷史也早已習慣了冷漠與忘卻。
2007年，坊間突然流傳萬千「右派」上人民共和國主席書，上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書。這些陳情書林林種種，或悲悲切切或義正詞嚴。上書者來自五湖四海，文字各有蒼夷，主旨卻出奇一致，要求「黨和政府給予經濟補償。」
「反右是中國歷史上冤者最多、株連最廣、歷時最長、手段最毒、勝過秦始皇焚書坑儒千百倍的大冤案。」「中國死於一九五七。」「右派不得賠償，中國沒有民主。」
閱罷諸般宣言，直讓人覺得，「右派」們為理想和正義遭遇了亙古奇冤，因為他們，方有今日偉大共產國的繁榮娼盛。當然，「右派」們也不忘指出，沒有反右，就不會有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他們就可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中國人民的日子會比今天甜蜜上千萬倍。
「老右」們為祖國和人民忍辱負重五十年，如今他們需要鈔票，要行使「索賠」的權利。一提「索賠」，說話者嗓門就升了許多，彷彿人格也就此清醒高大起來。
然而「右派」們忘記了，中國歷史不是在1957方被改寫。當「開國大典」之時，毛昂首高呼「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刻，還沒有被劃為「右派」的知識份子早已跪將下去。時間在他們向毛敬獻「我們永遠跟您走」錦旗的那一刻，已經被定格了。
毋庸諱言，中國知識份子在反右運動前是為虎作倀。反右後他們誠惶誠恐地匍匐在毛的腳下，努力為獨裁者張目並論證其政權政策的合法性。即便是當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被毛用流氓手段羞辱作「偽裝得最巧妙，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用筆桿子殺人，反動透頂的殺人犯」的大「右派」梁漱溟在毛死後也真心懺悔說，「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威信，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幹過火的話。如果說當時意氣用事，言語失控，那麼也是有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的批判在後。」
悲呼？中國「右派」從沒有什麼正義和道德，他們的良心早已死盡滅絕。在極權體制被推向巔峰的過程中，「右派」們興奮地扮演著共產暴政吹鼓手和廣告牌的角色。中華大地萬物凋敝、屍骸遍地，而中共非常拙陋的愚民把戲卻能肆行無阻、傳之久遠，這批御用幫閑者的豐功偉績實不可抹殺。
多年後，當毛早已走入墳墓多時，喪盡良知的同一票人也渾然忘了羞恥，力圖將自己打扮成受難的貞女節婦，彷彿當日所有的罪惡都與自己無涉。不僅如此，他們還不忘向黨表達自己的忠心。所謂「共產黨像是母親，母親有時會錯打了孩子，但是孩子決不記恨母親。」顯然，只要有金錢的補償和職位的提升，「右派」是從來不惜將自己賣個好價錢的。頗得此中三味的朱鎔基、王蒙也因此攫升為人民國的總理、部長。
而今，「右派」更擺出向中共乞討的姿態。好個「索賠」，寥寥兩字，擰起來是標榜自己清白無辜的牌坊，放下去是向當權者賴狗乞憐般的叫喚。實在是進可攻、退可守的利器。但你們可曾想過，自己應如何償還中國民眾，如何向你們協助建立的獨裁鐵幕下中國80，000，000死難冤魂贖罪？
平反，平反，平個鳥反！你們有什麼資格藉助「平反」為殺人者附上正義的標籤？中國社會不需要你們這種奴才對主子的專制合法性的認同，相反，它需要的是對罪惡的清算和徹底的歷史反省。
古語云為虎作倀。倀即倀鬼，自己被虎吃，又幫虎去吃別人。老虎被人捕捉後，還可以聽見倀鬼在那裡哀傷地哭號。《七修類稿》記載說，「倀鬼死的時候沒看見自己的屍體，所以不知自己怎麼死的，被虎吃了反而被虎役使，好不容易老虎死了，又悲傷痛哭，這是多麼痴愚啊！難道不會內疚嗎？」倀鬼與今日的「右派」何其相似？他們懷念著作威作福的最後的貴族的日子，他們不會去反省自己的過錯，反而希望藉機依附新的權貴，為自己撈得利益——這不正是虎倀的所為嗎？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士高張，賢士無名。既有雞鳴狗盜之國，自然盛行妓院勾欄之「右派」——這些一直以「第二種忠誠」效忠中共的知識人——他們在各色政治運動中早已磨礪得良知喪盡。試看今日之所謂學者精英、教授作家，哪個沒有在反右中有過精彩的表現，又有幾人沒有痛斥過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法輪功。「說出真相和揭露謊言」的知識界的責任從來同這些御用和半御用的精英們無涉。
嗟夫！共產黨之於中國，在於殺盡了中國人的骨氣廉恥。
1957年早已終結，但中國社會的集體失語和失憶遠未結束；經歷反右前後如此眾多慘痛歷史事件的國人，也迄今未有真實的思考和回顧。
但是歷史不會忘卻，它將永遠銘刻1957——這是一塊猩紅色的恥辱柱，上面遺留著中共的印記，也記錄下了中國知識份子最醜陋的一幕。
（本文並不針對任何個人，謹為還原歷史，慰藉萬千死於共產災難下的同胞而作。作者對「右派」們的個人遭遇表示同情。）
[作者簡介]司鵬程，居美東，網站編輯，任職位於維吉利亞州的中國信息中心。
(看中國編者按: 希望"右派" 受害者能公開以真名或化名退出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