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6-30 19:59:43作者：新生
讀完「九評」，想起許多往事。
我的父親是一個中學教員，母親是一個家庭婦女。祖母早亡，祖父從祖輩上繼承田產一份，大陸「土改」時，被定為地主。
母親早年畢業於一所女子師範，吹得一手漂亮的笛子，會講許多好聽的故事，記得小時候，我經常和弟弟擠在一張大床上，聽著母親講故事時，進入夢鄉。沒有想到，突然間禍從天降。1953年，大陸第一次「普選」時，母親被「 補劃」為地主份子。理由是：母親「解放」前三年沒有參加工作，且祖父是地主。父親認為：祖父的田產和收租，均是祖父掌管，父母親均未參與；我家的生活全靠父親的工資維持，沒有剝削。因此，根據當時的政策，代表母親向有關部門申述，請求複查。哪知，這封申述信被轉回母親戶口所在地，成了她「翻案」的證據。不但問題沒有解決，母親反由「地主份子」升級為「想翻案的地主分子」，從此墮入苦難的深坑。
居委會宣布，給母親戴上「地主份子」帽子，由群眾監督改造；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外出要請假；並規定她負責打掃一段大街和兩個公共廁所，負責清理一段下水道（當然，全是無償的）。另外，勒令她在群眾大會上檢討，交待「翻案」的動機，並動員大家發言，對她進行批鬥。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起碼尊嚴。
母親在委屈、驚嚇、羞辱的精神壓力下，大病一場，雖撿回一條命，卻從此落下「心氣痛」的病根，這個病根後來一直伴隨著她，直到去世。
家裡就像塌了天，從此罩上了一片陰雲。沒有了笛聲，沒有了故事，沒有了歡笑；只有愁眉苦臉，只有眼淚和嘆息。無憂無慮的日子已不屬於我們。
嚴酷的環境，使孩子們一下子懂事了許多。我們都明白，自己在同齡孩子中，是另類；在學校中，不能與任何人爭高低，只要不攤上當面羞辱和苛責就是滿足了。記得上小學時，我是最後幾個被批准戴上「紅領巾」的孩子之一，儘管我學習不差又聽話。
父母的愛莫能助，使我們都學會了忍氣吞聲，夾著尾巴做人；我們是一群被打入另冊的孩子。在學校中，如果能碰上有點人情味的老師，就是莫大的幸福；如果攤上革命化的老師，那就日子難過。弟弟上中學時，就曾被班主任弄到台上去「示眾」，要他向全體學生交待：「怎樣與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 弟弟也是一個學習好又聽話的孩子。他無力反抗，又深感委屈。老家解放時，他才4歲。多年後，弟弟想起這些經歷，仍心有餘痛。
在那個年代，人情比紙薄。人際之間冷若冰霜，至親好友都不敢與我們來往，因為怕受株連。在學校中，出身好的同學不願與我們往來，怕影響入黨入團；出身不好的同學也不敢與我們往來，怕近墨者更黑；街坊鄰居之間，也失去了起碼的人道關懷，只剩下監視和提防。母親因為極度憂鬱，身體很差。頭昏眼花，經常「心口痛」，曾數次暈倒。最終一病不起。她帶著對未成年孩子的牽掛，睜著眼睛辭世。
記得姨母（母親的胞妹）在聽到母親的死訊時，竟不能自持，當著晚輩們的面，大放悲聲。我知道，姨母的哭聲，是痛惜胞姐的真情流露；是對自己疏遠親情的自責和悔恨；當然，還有對當時惡劣社會環境的強烈控訴和無奈。母親辭世，對父親打擊很大，他是另一個哭得最傷心的人，對母親的辭世他深感自責和內疚。
在為母親送行時，父親已哭不出聲，只掉著傷心淚前行。雙腿發抖已不能走路，是在子女們的駕扶下，送完母親最後一程。
很長時間，父親拒絕搬離母親生前居住過的屋子，據他說，在那裡可以在夢中與母親相見。他常說在夢中見到母親買菜歸來，還在夢中親切的談論他們的每一個孩子。
父親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回老家後在一所中學教書。一個偶然的機會集體參加國民黨，僅此而已。解放後，這個歷史問題使他吃盡苦頭。歷次政治運動均是審查對象，總想把他往「歷史反革命」的檔次上靠，置之於死地而後快；卻因總抓不住把柄而不了了之。又由於有「幫地主老婆翻案」的經歷，在各種會上檢查交代、深挖思想根源已是家常便飯；多年中、一直提心吊膽過日子，逆來順受，不知道哪一天，厄運會降臨頭上。
由於有「翻案」的教訓；父親根本不相信中共政府「言者無罪」的宣傳，用堅決閉嘴不提意見的方式，躲過了57年反右派的災難；但在後來59年-60年的反右傾運動中，終於難逃羅網。當時，他在一所重點中專教書，以「沒有政治熱情、在政治學習會議上不發言」的罪名，扣上「白專」的帽子，取消教課的資格，收回家屬宿舍，發配到工廠勞動。61年又被下放到距老家幾百裡路遠的一家建築公司當鋼筋工（用細鐵絲把鋼筋骨架捆住的工作），從此，再也沒有回到教師崗位。「文革」開始，父親再次因歷史問題被關進「牛棚」，他那間8平米的小屋也被別人趁機強行佔去。後來放出「牛棚」時，他已無處存身，只好棲居在公司的工棚裡，直到退休回到老家，才住進兄姐們的家裡。
父親是一個儒生，他為人正直、善良、寬厚。艱難的歲月和坎坷的人生，在他心中留下了難以治癒的傷痕。他怕談往事，卻又經常回憶起往事；晚年時，曾經常守著母親的遺像獨自垂淚。 沒有人敢去勸慰他，也沒有人能夠勸慰他；因為那是心靈上無法癒合的隱痛。
母親辭世二十年後，父親孤獨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去找尋已在「那邊」等候多時的母親去了。兄妹們再次聚在一起，商議為父母合墓。由於青少年時代的壓抑生涯，我們都比較內向，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情感。每個人心中都有千言萬語，此刻卻一句也說不出來；大家相顧無言，淚如雨下。也許，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想起那段艱難的歲月，想起了父母的悲涼人生；也想起了自己在「那個年代」切身經歷的屈辱和辛酸，還有那在內心深處隱隱作痛的傷痕…..
總之，一切都盡在不言之中了。
2006年11月１日
我的父親是一個中學教員，母親是一個家庭婦女。祖母早亡，祖父從祖輩上繼承田產一份，大陸「土改」時，被定為地主。
母親早年畢業於一所女子師範，吹得一手漂亮的笛子，會講許多好聽的故事，記得小時候，我經常和弟弟擠在一張大床上，聽著母親講故事時，進入夢鄉。沒有想到，突然間禍從天降。1953年，大陸第一次「普選」時，母親被「 補劃」為地主份子。理由是：母親「解放」前三年沒有參加工作，且祖父是地主。父親認為：祖父的田產和收租，均是祖父掌管，父母親均未參與；我家的生活全靠父親的工資維持，沒有剝削。因此，根據當時的政策，代表母親向有關部門申述，請求複查。哪知，這封申述信被轉回母親戶口所在地，成了她「翻案」的證據。不但問題沒有解決，母親反由「地主份子」升級為「想翻案的地主分子」，從此墮入苦難的深坑。
居委會宣布，給母親戴上「地主份子」帽子，由群眾監督改造；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外出要請假；並規定她負責打掃一段大街和兩個公共廁所，負責清理一段下水道（當然，全是無償的）。另外，勒令她在群眾大會上檢討，交待「翻案」的動機，並動員大家發言，對她進行批鬥。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起碼尊嚴。
母親在委屈、驚嚇、羞辱的精神壓力下，大病一場，雖撿回一條命，卻從此落下「心氣痛」的病根，這個病根後來一直伴隨著她，直到去世。
家裡就像塌了天，從此罩上了一片陰雲。沒有了笛聲，沒有了故事，沒有了歡笑；只有愁眉苦臉，只有眼淚和嘆息。無憂無慮的日子已不屬於我們。
嚴酷的環境，使孩子們一下子懂事了許多。我們都明白，自己在同齡孩子中，是另類；在學校中，不能與任何人爭高低，只要不攤上當面羞辱和苛責就是滿足了。記得上小學時，我是最後幾個被批准戴上「紅領巾」的孩子之一，儘管我學習不差又聽話。
父母的愛莫能助，使我們都學會了忍氣吞聲，夾著尾巴做人；我們是一群被打入另冊的孩子。在學校中，如果能碰上有點人情味的老師，就是莫大的幸福；如果攤上革命化的老師，那就日子難過。弟弟上中學時，就曾被班主任弄到台上去「示眾」，要他向全體學生交待：「怎樣與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 弟弟也是一個學習好又聽話的孩子。他無力反抗，又深感委屈。老家解放時，他才4歲。多年後，弟弟想起這些經歷，仍心有餘痛。
在那個年代，人情比紙薄。人際之間冷若冰霜，至親好友都不敢與我們來往，因為怕受株連。在學校中，出身好的同學不願與我們往來，怕影響入黨入團；出身不好的同學也不敢與我們往來，怕近墨者更黑；街坊鄰居之間，也失去了起碼的人道關懷，只剩下監視和提防。母親因為極度憂鬱，身體很差。頭昏眼花，經常「心口痛」，曾數次暈倒。最終一病不起。她帶著對未成年孩子的牽掛，睜著眼睛辭世。
記得姨母（母親的胞妹）在聽到母親的死訊時，竟不能自持，當著晚輩們的面，大放悲聲。我知道，姨母的哭聲，是痛惜胞姐的真情流露；是對自己疏遠親情的自責和悔恨；當然，還有對當時惡劣社會環境的強烈控訴和無奈。母親辭世，對父親打擊很大，他是另一個哭得最傷心的人，對母親的辭世他深感自責和內疚。
在為母親送行時，父親已哭不出聲，只掉著傷心淚前行。雙腿發抖已不能走路，是在子女們的駕扶下，送完母親最後一程。
很長時間，父親拒絕搬離母親生前居住過的屋子，據他說，在那裡可以在夢中與母親相見。他常說在夢中見到母親買菜歸來，還在夢中親切的談論他們的每一個孩子。
父親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回老家後在一所中學教書。一個偶然的機會集體參加國民黨，僅此而已。解放後，這個歷史問題使他吃盡苦頭。歷次政治運動均是審查對象，總想把他往「歷史反革命」的檔次上靠，置之於死地而後快；卻因總抓不住把柄而不了了之。又由於有「幫地主老婆翻案」的經歷，在各種會上檢查交代、深挖思想根源已是家常便飯；多年中、一直提心吊膽過日子，逆來順受，不知道哪一天，厄運會降臨頭上。
由於有「翻案」的教訓；父親根本不相信中共政府「言者無罪」的宣傳，用堅決閉嘴不提意見的方式，躲過了57年反右派的災難；但在後來59年-60年的反右傾運動中，終於難逃羅網。當時，他在一所重點中專教書，以「沒有政治熱情、在政治學習會議上不發言」的罪名，扣上「白專」的帽子，取消教課的資格，收回家屬宿舍，發配到工廠勞動。61年又被下放到距老家幾百裡路遠的一家建築公司當鋼筋工（用細鐵絲把鋼筋骨架捆住的工作），從此，再也沒有回到教師崗位。「文革」開始，父親再次因歷史問題被關進「牛棚」，他那間8平米的小屋也被別人趁機強行佔去。後來放出「牛棚」時，他已無處存身，只好棲居在公司的工棚裡，直到退休回到老家，才住進兄姐們的家裡。
父親是一個儒生，他為人正直、善良、寬厚。艱難的歲月和坎坷的人生，在他心中留下了難以治癒的傷痕。他怕談往事，卻又經常回憶起往事；晚年時，曾經常守著母親的遺像獨自垂淚。 沒有人敢去勸慰他，也沒有人能夠勸慰他；因為那是心靈上無法癒合的隱痛。
母親辭世二十年後，父親孤獨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去找尋已在「那邊」等候多時的母親去了。兄妹們再次聚在一起，商議為父母合墓。由於青少年時代的壓抑生涯，我們都比較內向，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情感。每個人心中都有千言萬語，此刻卻一句也說不出來；大家相顧無言，淚如雨下。也許，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想起那段艱難的歲月，想起了父母的悲涼人生；也想起了自己在「那個年代」切身經歷的屈辱和辛酸，還有那在內心深處隱隱作痛的傷痕…..
總之，一切都盡在不言之中了。
2006年11月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