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朝初期到現在，中國基本上都是採用政府主導型的道德框架。在這樣的道德架構下，統治者（或統治階層即政府）壟斷所有道德資源，人們需要奉行什麼樣的道德準則，遵守什麼樣的道德規範，採用什麼方法修身養性，以什麼樣的人物作為道德榜樣，這一切都是統治者說了算。統治者通過文化教育，風俗禮儀，休閑娛樂等各種渠道向全社會強行推銷其道德主張，以精心塑造的道德楷模強制每一個人學習模仿。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除短命的秦朝只注重維護封建社會的法律，不講道德以外，其餘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者幾乎都把「儒教」「獨尊」為「國教」，都不遺餘力地向全民強行灌輸「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忠孝節義」等儒家倫理，同時還以「二十四孝」中埋兒的郭巨和讓梨的孔融等作為道德楷模供全社會效仿。1911年清朝最後一個封建皇帝被推翻，此後形形色色的最高統治者大多繼續扮演「道德教師爺」的角色，政府壟斷一切道德資源的局面並沒有改變。如袁世凱和北洋軍閥曾鼓吹「道德不變論」，掀起尊孔復古逆流，而蔣介石更發動「新生活運動」，大搞復歸傳統道德的「倫理建設」，毛澤東大規模開展學雷鋒運動，鄧小平號召人們做「有理想，有道德」的「四有」新人，江澤民高喊「以德治國」和「三個代表」，胡錦濤雖然還沒有做滿一任，卻迫不及待地拋出「八恥八榮」，搶先過一把當「道德教師爺」的癮。
政府主導型的道德框架與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相適應，所以，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早期和中期，這樣的道德架構有利於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但到了封建社會的晚期，由於佔統治地位的儒家倫理日益僵化腐朽墮落和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出現，政府主導型道德框架的弊端日益顯露。例如在清朝晚期，雖然皇帝意味深長的責備和忠告性的詔令源源不斷出籠，但底下卻是官場腐敗普遍化，行賄受賄公開化的情形，「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決不是空穴來風。「官德」如此，「民德」也好不到那裡去，僕人替僱主買一點東西也要「雁過拔毛」撈一把，甚至去買不能喝的調料也要故意倒掉一點以滿足畸形變態的貪婪心理！
政府主導型的道德框架在封建社會的晚期都已經不適用，推翻帝制後繼續採用這樣的道德架構自然弊多利少。袁世凱搞道德復古，與此相配套還要恢復古制做皇帝，結果眾叛親離，四面楚歌，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而不得善終。蔣介石開展「新生活運動」，要用封建性的「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整合人心挽救世俗頹廢，同樣不能挽回官場腐敗道德下滑。國軍將領湯恩伯就被當時河南民眾列為與「水旱蝗」並列的四害之一。抗戰勝利後，有的高級官員接收日佔區被稱為大撈特撈的「劫收」。國統區貪瀆愈演愈烈，搞得民心盡失，結果腐敗的國民黨被當時相對清廉的中共趕出大陸。
中共建政後，黨和毛澤東向全民大力灌輸絕對服從黨和完全利他主義的道德觀，這種新道德可以用雷鋒精神來概括。從建國後到60年代中期，中共塑造的焦裕祿，雷鋒，歐陽海，王進喜等新道德楷模深入人心，廣受崇敬，「學英雄做英雄」「助人為樂」「為革命不計名利」等精神和行為一時蔚然成風，整個國家儼然成為人與人互幫互敬的「君子國」。59到61三年大飢荒全國餓死那麼多人，卻見不到現在隨處可見的偷盜搶劫。
然而，正是雷鋒精神中「黨叫幹啥就幹啥」以及「對待敵人要像冬天一樣殘酷無情」的道德信條，帶來對普遍侵權行為熟視無睹的道德盲從性以及仇恨情緒不斷積累和鬥爭狂熱，使當時的「鎮反」「反右」以及後來「文革」等大規模踐踏基本人權的政治運動在沒有遇到多少抵抗的情況下順利展開，甚至還得到不少民眾的認同和積極參與，使十年浩劫中抄家，揪鬥，武鬥，「一打三反」等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造成一大批黨內老幹部，專家學者，以及所謂「黑五類」甚至普通工人等遭受野蠻逼供，嚴刑拷打，酷刑包括吊打，作噴氣式，坐老虎凳，跪瓦片，紅鐵烙，甚至還有開水澆頭，灌吃大便等。在這場「空前絕後」的大浩劫中，被殘酷迫害至死和不堪凌辱被迫自殺的人數超過兩百萬！
儘管政府主導型道德框架在建國後那一段時期運用得相當成功，卻仍然留下嚴重後遺症，使「文革」中內鬥不斷加劇，造成慘重損失，最終還是得不償失。然而，「文革」結束後，黨和政府繼續採用這一道德架構，中央不斷發出加強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文件，通知和決議。在這期間重提學雷鋒，新樹張海迪，蔣筑英，孔繁森等道德楷模，同時深入開展「文明禮貌」「學雷鋒做四有新人」「五講四美三熱愛」「三講」和「三個代表」以及如今「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等一系列道德活動。然而，持續不斷的道德灌輸不但沒能提升公民素質，反而出現社會道德全面崩潰的情形！
為什麼政府主導型的道德框架在今天完全失效？這是因為在這種架構下，各種傳媒（包括網路）都受到嚴密控制，只向人們提供極少量選定的道德行為，規範及道德楷模，無法提供更多道德資源，如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道德觀就不允許自由討論。在信息不充分討論受限制的情況下，人們又怎能又有多少興趣去獨立思考和認真探索與此相關的道德問題？又如何在日常生活的道德實踐中逐步提高道德判斷力？而道德判斷力的喪失只會造成一切隨大流，大家都被市場經濟惡的一面推著走，結果必然導致整個社會走向全面墮落！
因此，道德領域也需要變革，必須建立依靠民間社會力量控制道德領域的社會主導型道德框架。在這樣的道德框架下，道德禁區完全消失，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獨立思考和道德實踐選擇各種不同的道德觀念，同時又可以自由公開地發表各種不同的道德主張。個人主義，合理的利己主義以及自由主義等道德觀都成為不受公權力排斥的供人任意選擇的重要道德資源。人人都要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規範是什麼？什麼樣的人才是社會良心和道德楷模？那些社會現象是不道德甚至醜惡的，應給予嚴厲批判和譴責？是繼承傳統道德為主？還是主要「拿來」西方道德資源為我所用？或者兩者兼顧？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從大多數人參與的道德探索，實踐，交流和爭論中總結出來的，是大多數人說了算，而不是個別領導人說了算。當代民主國家基本上都是採用社會主導型的道德框架。在這種架構下，連政府領導人（如布希，安倍，盧武鉉 ）必須達到的道德標準也是由民眾說了算，民眾成為政府領導人的「道德教師爺」而政府領導人卻不得不經常充當社會各界道德批評的靶子。
這幾天網上曝光的黑磚窯事件說明建立社會主導型道德框架已是刻不容緩。這幾年，官方不斷推銷理想化的「民德」（如八恥八榮）和「官德」（如權為民所用），結果不僅帶來人性沉淪和全民墮落，而且產生黑磚窯奴隸制並不斷擴散，可以說，所有道德危機都是在不斷加強的全方位的道德灌輸過程中產生和加劇的。因此如果不進行道德轉型和政治變革，而僅僅繼續持續不斷灌輸社會公德和執政倫理，中國人的德性也許會跌破禽獸不如的底線，而黑磚窯奴隸制也會遍地開花，中國很可能成為名副其實的奴隸制大國！還好這次主要依靠社會力量（通過網路）揭露，批判和譴責黑磚窯奴役奴工的黑幕，事件一經披露，立馬引起早已麻木不仁的中國人高度關注，驚愕，牽掛，同情甚至義憤填鷹，悲情呼籲者不計其數。人們不僅接受一場難以忘懷受益無窮的有關人性，良知，道德方面的教育，而且促使有關方面迅速著手處理黑磚窯，解救被困奴工，使處理和解決這件事有一個良好的開端。可見，民間社會力量介入道德領域，參與遏制和消除社會醜惡現象有多麼重要，正是依靠社會力量的介入和推動，孫志剛案，哈爾賓寶馬案以及非典事件才得到比較圓滿的解決。
許多民主國家不搞道德灌輸而公民素質卻比較高，原因就在於：民眾隨時可以自發地揭露和批判各種社會醜惡現象，譴責政府及其領導人的不道德或貪瀆行為，這樣不僅使各種社會醜惡現象和不道德或貪瀆行為減少到最低限度，而且民眾在這種社會道德批判中不知不覺地接受思想道德方面真實，具體而生動的教育，從而提高道德判斷力和自身道德素質。然而在中國，政府主導道德仍然是主流，社會力量干預道德領域卻是暫時的並受到許多限制，但即使如此，社會力量在對付某些不道德甚至醜惡現象的過程中已經顯示出強大的威力。如果真正建立社會主導道德的模式，讓社會力量在道德領域大顯身手，那以上各種社會醜惡現象也許早就被消滅在萌芽狀態！
在建立社會主導型道德框架的過程中，倫理學家和人文知識份子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既要向社會提供更多道德資源，用現代文明的普適價值觀（如人權，自由，民主等）引導社會風尚，又要維護社會公正，勇於針砭時弊，敢於揭露和批判政府侵權和貪瀆行為，替被剝奪話語權的弱勢群體代言，成為伸張正義的社會良心。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堅持獨立的立場，舉止言行不受政府的操控，否則等於變相回到政府主導道德的軌道。道德框架的轉型與政治變革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要實現道德轉軌，就必須推動政治改革，而道德轉型的逐步實現也能為政治改革打下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