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12號耶魯大學東亞系教授康正果在紐約的美洲華人博物館介紹他的已經翻譯成英文版的書《我的反動自述》。他文革期間被扣上「思想反動」的罪名開除學籍，因為想看《日瓦戈醫生》而被勞教，以及之後在中國大陸大半生陷入的一種荒謬。
圖片：耶魯大學教授康正果（中）在紐約介紹《我的反動自述》，左:英文翻譯蘇珊，右: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 (RFA照片)
康正果首先解釋了書的名字《我的反動自述》裡面的「反動」一詞在中國的含義。他上大學的時候就成了反動分子，那個時候，如果你喜歡讀1949年以前的書，或者歐美的書，即使沒有反對共產黨，也會被稱為反動。1964年，康正果在陝西師大中文系讀書，校領導號召同學「向黨交心」，要求他交出日記以及和朋友的來往信件，他拒絕，結果被扣上「思想反動」的罪名開除學籍。1967年，他從報上讀到蘇聯批判「反動小說」《日瓦戈醫生》，就用俄文寫了封信給莫斯科大學，想要一本《日瓦戈醫生》來翻譯，這信被中國政府截獲，給他定下「妄圖與敵掛鉤」的罪名判處勞動教養三年。後來去西安郊區農村落戶，當了農民。
他給自己定義為性情上的反動。
康正果：「也就是說一個人天性上，或者他從小受的教養上，這個人總是喜歡說真話， 比較誠實，喜歡對現實中看不慣的東西、不公平的事情發表一些批評的言論。也不願意盲從權威，就是說黨讓我們幹什麼我就去幹什麼。」
他說這種性格在美國頂多是老闆不喜歡，還不至於有FBI找你麻煩，但是在中國，很多他這樣性格的人，比他的遭遇還悲慘。
康正果：「我並沒有在自己的書中，像章賢亮、吳宏達這些人寫的回憶錄或者小說，給自己去喊冤。也沒有給自己辯解，說我不反動，我還愛黨，或者什麼。我坦然的承認， 我就是和那個現實格格不入的，一直不接受教訓，不思悔改。」
1994 年康正果到耶魯教中文。2000年回中國看望母親的時候，被國安扣留問話。罪名是他給國內的朋友郵寄了北京之春民主中國等所謂的「反動」刊物。他則表示，出於對國內朋友渴望外界消息的理解。國安在釋放他之前囑咐：要維護國安的形象，他還有老母親在國內，現在不聽話，將來回國奔喪可能就有麻煩。他在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後，仍不甘心，於是寫出《惡夢還在惡》一文，講述事件詳細經過。後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醞釀了二十年的想法，寫成《我的反動自述》一書。
康正果在書中描述了自己在農村收聽境外廣播時的緊張和渴望的心情。以及父親發現他 收聽廣播後擔心家人被牽連而大發雷霆。他總是想起《永不消逝的電波》那部電影中， 在搜索發報電波的汽車。
康正果：「我每夜收聽短波，總擔心被人發現。有時越是聽到夜靜時分，那個搜索車尋 找電波的畫面便越容易出現在我的眼前。若突然聽到幾處近處的狗叫，悚然一驚中，那 輛搜索的汽車就像真的開進了興旺村，眼看著就要開到我家門口。」
這本書的英文翻譯蘇珊說，她跟一些中國朋友一說這本書的名字，對方的反應就很強烈，說你不打算去中國了是不是？而她跟一些西方人提起這個書名，對方就沒有什麼反應，她還追問，你知道反動是什麼意思吧，對方說知道，但是依然沒有什麼反應。
康正果說，《我的反動自述》，中國大陸的編輯一看書名就不肯給出版。在場的普林斯頓大學林培瑞教授說，編輯本人也許很欣賞這本書，但是他們出於政治環境的考慮不得不自律。
這本書先後在香港和臺灣出版。康正果說，很多是大陸去香港的人購買，真正關心那一段歷史的還是大陸人。他把書中的章節通過電子郵件傳給在中國的朋友，在中國也印了2千冊，分發送人。
康正果：「這也說明，現在在中國，官方禁止所謂的反動言論的出版和流傳，他們的力量已經不像毛澤東時代那麼大了。就是說你堵了這裡，那裡又有漏洞。你堵了這個漏洞，另外的地方又出了漏洞。可以說是禁不勝禁，防不勝防了。」
這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紫荊發自紐約的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