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相思 (之十四)—身陷囹圄

（十四）身陷囹圄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我們發出給中央領導和有關部委署名信的一個多月後，我們終於等來了那些血淚上書的「反饋」。

那一天看上去和往常沒什麼區別，我在工作單位一直忙到快下班，正想給東偉打個電話，問他晚上想吃點什麼。因為我離工作單位比較近，會比他早回家，可以為晚飯做些準備。

這時，他的同事打來電話，告訴我：「中午一幫警察來到單位把東偉帶走了，還把辦公室翻了個亂七八糟。」在電話裡，同事說話有些吞吞吐吐，好像她不知道應該用什麼樣的語氣來表達這件事。當時迫害已經持續了一年，我們在網上看到和聽人說起的法輪功學員被抓的事已經很多了，但當這樣的事情真的發生在自己身邊時，內心還是極度震驚。

我脫口而出：「為什麼？」「好像是說他寫了什麼為法輪功喊冤的信。」我問：「中午就被抓走了，怎麼現在才打電話？」她說： 「我們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了。還以為你們兩個是同時被抓了呢，所以才想起來打個電話確認一下。」我向她道了謝，準備挂電話。她囑咐我：「聽說你們家的電話被監聽了，你要小心點！」

的確從這一天起，我們家裡的電話就再也沒有安全過，甚至在我們從勞教所回來好幾年，而且電話號碼已經換了好幾次後，勞教所的警察依然能夠準確的把電話打進來找到我們。我平時在打任何一個電話的時候，都會有一個聲音在腦中提醒我：「這個電話還有別人在聽著。」幾個月前看了榮獲三項歐洲電影獎，隨後又摘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項的德國電影《竊聽風暴》，電影裡描寫的柏林牆倒塌前東德人被國安監控的恐怖生活和今日的中國人何其相似！德國人被監控的噩夢成為過去後，《竊聽風暴》風靡世界。而今天善良老實的中國人仍在《竊聽風暴》般的夢魘中！

我失魂落魄的回到家，盛夏沒有讓我感到炎熱，我能感到的只有冰冷和淒涼。躺在床上，徹夜無眠。煎熬中，我竟然想：「東偉被抓進去了，我也不想一個人在外面了，我要與他同甘共苦。」這麼多年過後才明白自己當初的這個想法是錯的。要是好人都被關到監獄、勞教所裡去，誰來營救那些好人？外面的壞人豈不是更加為所欲為？

失眠的夜晚時間格外漫長。好不容易盼到天亮，我早早來到單位，逕直去了機關黨委書記的辦公室。這是一位滿頭白髮的瘦削老人，顯然已經到了退休的年齡。當我告訴他東偉因為寫信給中央領導反映法輪功的冤情而被抓走後，他十分緊張，一個勁的責怪我：「怎麼能寫這種信呢？有什麼想法先和組織上談嘛！」我問：「那我現在向您反映，您能幫我轉達嗎？」他愣了一下：「咳，國家都定了的事，還有什麼好反映的！」我接著問：「那憲法上不是說公民對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有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嗎？」他有點急了：「小婁同志，你聽我的，不要去批評建議什麼的，是為了你好。」我說：「我也寫了信，是同時發走的。」

房間裡的空調冷氣很足，但這位老人一下子滿頭大汗。他抬手擦了擦額頭上的汗，有氣無力的說：「你別想那麼多了，回去工作吧。要相信組織，相信黨。」我有點不解：「您讓我相信組織和黨會抓我呢，還是不會抓我？」他顯然沒想過這個問題，呆在那兒。他如果說「相信黨不會抓你」，可是黨的脾氣他也拿不準，但他總不能說「相信黨會抓你」吧！經歷了共產黨歷次運動的老人也知道自己根本無法用理性對此做出判斷，最後他決定用重複一遍「要相信組織，相信黨」來結束這次談話。

從書記的辦公室出來，我和自己辦公室的同事打了個招呼，就去了東偉的單位。一路上，感覺心裏沉甸甸的，明白了原來常說的「心情沈重」是真的，心上真的像壓了一塊大石頭，透不過氣來。

在一個十字路口，正當我在綠燈情況下沿著人行道穿行的時候，突然不知道從哪個方向來的一輛自行車朝我衝了過來，狠狠的撞在了我的膝蓋上。我一下子疼的跪在地上，左邊膝蓋上一片黑紫。半天我才緩過疼勁兒，慢慢站起來。

撞我的人是個四十歲左右的中年婦女，她並沒有離開，卻用一種挑釁的目光看著我。我理解不了她的眼神，但也不想和她爭執什麼，就衝她揮揮手說：「你走吧！」她看了一眼我青紫的膝蓋和痛苦的表情，眼睛深處好像閃過一絲愧疚的神色。但她最後還是什麼也沒說，騎上車飛馳而去。

我一瘸一拐的來到東偉公司，單位老總看見我進門就急忙走過來：「小婁，這件事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他們是通過保衛處直接來抓的人，根本沒有我們說話的餘地。你要不去保衛處問問情況？」我來到保衛處，找到昨天直接參與的那個人，他簡單給我講了一下東偉被抓的經過，說：「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他們不要在我們面前給東偉帶手銬，等上車以後再帶。」

我的腦海裡浮現出東偉被手銬緊緊扣住的樣子，禁不住眼淚扑簌簌的掉下來。他看見我哭，卻突然大聲訓斥起我來：「哭什麼哭？不想要這個結果就別幹那種事呵？寫什麼信啊！」我說：「寫信就應該是這個結果嗎？」他狠狠的說：「對，在中國就是這樣！」我吃驚的望著他，難道我們的遭遇是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嗎？我甚至在一瞬間想發怒：「東偉兢兢業業為這個公司干了七年，你就這樣對待他？」可師父講過修煉人不能發脾氣，於是我忍著，但是盯著他的眼睛，想看看他到底是怎麼想的。

他的眼神是那麼熟悉，好像剛剛在哪兒見過。腦中電石火光一閃，我突然明白了，他的眼神和剛才撞倒我的那個婦女的眼神很像，挑釁後面隱藏著內疚：「一個善良、老實，在公司工作了七年的員工，僅僅因為寫信反映情況就被抓走了，對此我什麼也做不了，還得表面贊同他們的做法，這一切都不是我的錯，因為這是中國！」

解讀了他之後，我不再怪他，也知道他不可能為我們做什麼。我站起來，感謝他沒有讓東偉在眾多同事面前被帶上手銬。他一直默默的把我送到樓下。

晚上，我對自己即將面臨跟東偉同樣的遭遇已經有了心理準備。我把家裡簡單的收拾了一下，給花澆了水，還找出一身寬鬆的衣服，準備被抓後在監獄裡穿。一切收拾停當，我翻開書，看著師父的照片，心裏默默的說：「師父，儘管前三十年我沒有經過什麼風雨，而這一場狂風暴雨又來的這麼猛烈，但我不怕，因為有師在，有法在。」看著師父慈祥的面容，我的心中漸漸升起一種強大的感覺，我不再是那個軟弱的女孩了，我要勇敢的去面對這一切。

第二天早晨進辦公室不到半小時，就有人通知我到保衛處去一趟。到了保衛處，已經滿滿一屋子警察坐在裡面。但這一切已在我的意料之中。在確認身份後，他們把我帶上了一輛吉普警車。同事們驚恐而憂慮的看著我被帶走，但沒有人敢說什麼。坐上車後，一左一右兩個女警緊緊挨著我坐下，把我夾在中間，然後給我帶上了一副珵亮冰涼的手銬。

自始至終，我一言未發，心中產生了一種英雄式的悲壯，我默默的想：不管前面是什麼，我都要堅定的走下去，決不退縮。因為「真、善、忍」沒有錯，維護這一天理也決不會錯。

(今年三十八歲的卜東偉是總部設在舊金山的美國亞洲基金會北京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他因修煉法輪功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從家中抓捕。後被非法判處勞動教養兩年半，現關押在北京團河勞教所，已經整一年。卜東偉的妻子婁宏偉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自丈夫被抓後，婁宏偉多方呼籲營救，現已得到歐盟、國際大赦等機構及美國、英國、德國等多國議員的聲援和幫助。)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