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國學熱」 開始在神州華夏升溫。從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興辦到北京大學乾元國學教室的開講，從蘇州以四書五經為童蒙課本的私塾創辦到民間「復興漢服」活動展開…… 「國學」從「精英話題」變成了「大眾話題」。
無巧不成書，章太炎等人創辦國學雜誌，是1907年，距今正好一個世紀。相隔百年，人間天翻地覆，但「國學」概念的提出和獲得公眾響應，卻有著相似的歷史遭際：國學既是面對洶湧而至 「西學」 的一種回應，本身又是在傳入中國的西方思想學術乃至制度法理的催化下，對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的一種自覺和一種創製——在一種世界視野中界定和凸顯中國自身思想文化，使之成為國學傳統，使學人和大眾有研習、遵循、傳承、發明、出新的安身立命的基點。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天地君親師」的禮儀等級體系和「仁義禮智信」的行為規範體系，這樣一套禮制規則體系，把統治秩序和文化學術納入了同一個系統裡，通過「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來維持統治。眾多的國學經典，其內容的主要指向也就是論證這一系統的合理性或討論其執行方法。1911年，隨著兩千年的皇權專制被辛亥革命推翻，禮制體系失去了所附麗的皇權，無需去推翻，自己便轟然解體了。「國學」的內容早在那時便已失去社會意義，所剩下的，惟有義理、考據、詞章的治學方法。
在晚清「西學」大規模傳入中國之前，沒有中西學術之辨的，「國學」之所以被提出，正是西學興起之後，為了使中國傳統學術能與外來的西方學術相區別。當然，「國學」也絕不是與外國之學對立起來的唯本國之學，恰恰相反，一部「國學」史就是一部中國學術和思想文化應對界外進入的異族異國之「學」的歷史。百年以來「國學」的發展，離不開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錢鐘書、馮友蘭、胡適等學者，而這些學者幾乎都是學貫中西，並自覺在「比較文化」視野中發揚和「構建」「國學」的。今日大陸臺港及國外的「國學」學者密切交流，這正是「國學」在全球化中存在的又一內在價值。作為多民族發生與外界多方交流的中「國」之「學」，有著世界其他民族之「國學」沒有的獨特優點。
「國學」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把「小學」與「大學」緊密結合。「小學」則不但是解讀經典方面的文字修養，更在於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大功課(「大學」)密切結合，在每一代成長過程中，通過「知書識字」樹立「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厚德載物」的具有高昂主體性和嚴格自律性的自我人格。
儘管每個國家都有文字，多少也有同樣機理，但中國特有的漢字系統，是獨一無二的。漢字所蘊含的極為深刻、極為多重的文化重要性一言難盡。別的不說，人們認識到「漢字「的模塊與中國建築及各種有形無形文化事項的關係，「漢字」的書寫與人體和生命之「氣」的關係等等，這涉及到對中國美術音樂戲劇文學和建築景觀及時尚玩物飲食起居等人生一切活動的進行和品賞。國學中「漢字」和「經典」的這種互動式的教學，對於陶冶國人性情和錘煉民族氣質，直至直接間接塑造與「西化」大異其趣的中國式服飾景觀等，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在這裡，「國學」有了在全球化和東西方文化交流大背景中無可替代的獨特地位和功能。這在中國傳統哲學(如陰陽五行)、數學和醫學等對世界科學醫學和實學的貢獻中，已逐漸體現出來。而「國學」中文史哲的交融以及其中深刻的生命意蘊和心身合一的內涵，與世界正在興起的所謂「全新心靈」(A Whole New Mind)有深層的契合。在這方面，中國文化與眾不同，沒有全民族的「國教」，因此，蘊含在「國學」中的中國特有的、對一系列人生終極問題和人性本身的看法，對於世俗化了的其他宗教及其國家都有啟示作用，並能為之提供思想資源。
從歷史上說，「國學」從來不是侷限於我國一國之學，「國學」作為一種思想文化和教學傳承之學術，是跨國界的，與「漢學」「中國學」有聯繫，也會如Gongfu (功夫)成為個人身心修煉的文化方式一樣，Guoxue(國學)成為個人道德行為修養和文化學養之養成的文化方式。在某些西方生活方式浸淫各民族的當口，提倡中國民族的身心健康和操行高尚的方式方法，這正是「國學」的使命，其迫切性不需要咬文嚼字。其實，從孔子莊子到中國式的佛學禪宗到當代的大師，都努力把深奧的學問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結合起來，也是「國學」的真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