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9-04 11:24:45作者：張治濱
我們這裡分析一下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問題。由蘇聯建立的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經過整整74年的同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和臨近自己末期的掙扎後，終於在1991年以最後失敗落下帷幕，在隨後的上個世紀的最後十年裡，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也逐漸由於自身的腐敗和所面臨的一系列社會發展問題而日益陷入危機和困境，曾經在當年平定六、四運動以後自豪地宣布自己最有希望實現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中共，實際上今天已經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了當年蘇、東國家滅亡前的問題和困難，可以預計，在本世紀，如果沒有相當超出人們現有情況和預料的社會因素或力量的出現，世界社會主義無疑是將會走向最終的徹底失敗歸宿，而進入歷史的博物館中被作為歷史的遺留物被保存在其中。造成這種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如果撇開各個國家的具體的制度的個性和不同的發展情況不談，而只從制度的一般方面給出問題的答案，那麼這種根本問題或原因就在於，這種制度的理論本身——即馬克思主義學說——對社會生產方式從而制度的預言形式，由於將建立在現代社會的物質基礎上的某些必要的經濟存在或運行方式排除在外，因而束縛或限制了某些經濟方式或生產部門本身或對社會經濟整體運行過程來說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或全部，例如私人資本和商品經濟的部分功能，特別是加速資本循環的色情業方面的功能或存在，使貨幣的供給面臨著經常的不足或缺乏，因而形成一種特殊的貨幣短缺型的經濟（從更根本上來說是這樣，不排除它的早期也存在物質商品短缺的現象），由於這種限制，使它的產品在貨幣形式上無法進行正常的、符合產品實際價值的在各個社會階層中的分配，因而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步形成一定的經濟或人文乃至階級方面的問題、矛盾，從而使它無法正常運行，或在運行到一定階段上發生困難，使生產方式本身無法繼續維持下去所致。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使它也就無法實現本身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發展或穩定存在；從而必然導致自己制度的最終滅亡或被迫退出歷史舞臺。而這一制度的上述分析結論顯然也是能夠而且應該適合於中國這個個別國家的總體發展情況的分析的。
至於這個制度為什麼會表現一種專制狀態，這是因為，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是這個社會的當前生產力階段下的本來形式，而這種人為的理論上提供的生產方式模式則不是，因此，由於上面的原因，它是不可能以自己的這種方式獲得普遍的其他社會集團或個人的認可和使自己穩定地存在的，而必須採取自己的一黨獨裁形式，通過人為的強制方式來維護自己制度的形式，這就形成一種專制的狀態。但是，這種專制制度的形式本身並不是它的制度危害的全部表現，這種制度的危害的最根本表現在於，它的上述性質的維護自己制度的要求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由和平等的逐步擴大因而建立和必須採取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因而會妨礙社會本來進步趨勢的要求的實現，從而對社會的發展會起著根本性的破壞作用。這由下面的分即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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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可起迄於1949年，雖然在這之前，它的制度的建立者——中共——在國內就已經存在過獨立局部的軍事割據政權，但是，全面地掌握整個國家的事務，則是在上述年代以後事情，我們這裡論述的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就是指它在1949年以後的歷史。這種發展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正統社會主義制度時期：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以後，首先實行了土地改革，取消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跟著，實行了工商業改造，從而基本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從這一時間開始到中期改革時代止，我們把這一階段稱為早期社會主義階段，早期的社會主義階段的社會實質是完全按照或力圖完全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所說的方式建立的社會制度形式，它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政權和制度形式和特徵表現最充分的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具有最典型的理論上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形態，同時它也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最初階段。對於中國，這一階段起始於1949—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這一時期，包括毛澤東統治的整個歷史時期到華國鋒統治初期這一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相應地，官僚特權也不十分發展，社會經濟差距相對平等，官僚特權表現為以政治特權為主要形式，官僚階級同人民大眾的階級矛盾相對緩和。但是在中國，這一階段走得並不完全徹底，鑒於蘇聯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以及問題和取得的理論認識，很多舊制度的經濟方式沒有經過大的改變即被保留下來，例如商品經濟和個體的私人勞動等，另一方面，對私人資本家的個人財產也沒有實行徹底沒收的政策，而是採取公私合營的方式暫時予以從事經營的權力。
早期社會主義階段並不穩定，政治制度上取消了階級，並不意味著階級的物質基礎也被實際取消，除非像塔利班政權那樣對社會經濟進行一番徹底的破壞，否則它就會或多或少地以自己的固有方式或者叫做先前的歷史遺留方式存在著，正像共產黨的理論自己說的那樣，社會的物質基礎是不能由人們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進行選擇的，對於這個時代的人們來說，它是一種客觀的歷史存在的東西，正因為如此，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它隨時可能新的、進一步發展了的方式復甦和擴大起來，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勢力藉以存在的一種物質基礎，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早期階段，圍繞著這種階級復甦和國家政治制度應該採取何種態度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鬥爭，形成了一系列的社會政治事件和衝突，形成執政的共產黨同各種黨外以及黨內之間的各種派系、個人不同意見的鬥爭，其中有反右、文革等大規模的政治衝突和社會事件。
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在於，它從形式上看是激進的和進步的，是一種領導者發動的群眾對官僚和官僚階級特權者的鬥爭，但實際上通過這場運動，它摧毀了中國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破壞了中國社會當時的進一步的向更高階段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條件，因此使它的階段性發展受到限制，而繼續保留在比較原始的初期階段上，使整個官僚特權階級沒有像蘇、東國家領導階層那樣在以後的發展中迅速走向極端腐敗和喪失整個活力，因而為這一制度贏得了以後的喘息和修整的機會，使它能夠渡過蘇、東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普遍危機時的國內民主化運動的衝擊，而被穩固地保留下來，一直延續到今日，因此，根本地講，它的歷史作用並不是進步的，雖然我們也不否定它在某些方面確實具有一些積極的、有值得可取或借鑒意義的東西，例如以群眾力量對官僚特權的某些反對等——雖然這種反對也常常是妥協的和很不徹底的——相反，而是在進步的外表下掩蓋著的保守的和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動的、有組織的社會破壞活動，這種破壞的目的，從上述方面來說，當然是對當權的共產黨有利的。
改革開放時期：1）前期 1976年，毛澤東死去，華國鋒接替了他的職務，成為中共新一屆領導人，兩年後，召開了十一屆叁中全會，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進入了它的第二階段，從這一時期開始，政權實際上開始逐步轉移到鄧小平手中，這標誌著文革中曾經一度由於在官方領導下的群眾運動衝擊而遭到削弱的官僚勢力的重新恢復和開始確立自己的統治權力。這一階段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中期階段，是社會主義政權在國內遇到經濟、政治上的困難，進行初步改革的階段，對於中國，這一階段是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至1989年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止這一時期。在這一階段中，社會形態逐漸脫離馬克思的正統理論所說的標準形態，初步開始向著資本主義的形態回歸，由於改革，它的生產力在這一階段也獲得了進一步發展，這種發展，使社會各階層特別是毛澤東時代長期處於生活簡樸、貧困的中下層人民普遍獲得好處，但是社會各部分的發展並不平衡，在一般群眾獲得一些經濟利益和地位提高的同時，官僚特權也有所發展，官僚階級逐漸走上脫離一般人民的獨立的特權發展道路，發展為初步的特權階級，官僚統治同人民大眾的社會矛盾開始逐步發展。另一方面，有關社會性質和發展方向或制度選擇乃至有關的早期的那種階級本身的發展的爭論並沒有停止，而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仍然以各種新的形式存在著，由於受當時經濟發展階段的限制，社會發展深層的制度侷限性問題還暫時沒有完全暴露出來，因而從理論上還很難就上述這些方面問題得出確定的結論、從而對未來情況作出估計和判斷，官僚階級本身還有能力採取自己認為是可行的措施來制定對社會發展的計畫和構想打算，而且這些計畫也確實會收到實際的效果，因而他們不會採取措施從根本上禁止這種爭論，這樣就使爭論能夠持續下來；人們提出自己的各種理論和觀點，在各種官方的和個人私自建立的媒體上發表自己對社會未來發展的預想和打算，提出和以某些實際行動來爭取實現自己的那些預想目標，進行各種方面的探索、研究和嘗試，因而這種爭論也就形成了比較豐富和繁多的觀點和學說的現象，也決定了當時的社會思想控制能夠具有比較寬鬆的局面，造成了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中期的思想文化的相對繁榮局面。這種爭鳴使社會思想領域分成許多個不同的陣營，例如官方內部的正統派和改革派，以及改革派內部的正統改革派（鄧小平為代表，主張在保留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改革）和自由改革派（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代表，主張以實現民主的方式進行改革）等，其中一個重要的結果，是出現了要求在中國實行徹底的資本主義的「自由化」主義者的思想派別及其領導的民主運動，八十年代後期，當制度的根本問題或侷限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初步暴露的時候，為抗議官倒和官僚腐敗，以及當時的通脹引起的物價的上漲，全國範圍內普遍爆發了以集中在各大城市的請願事件為代表的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抗議運動，在具有民主思想和要求的一些知識份子的領導下，演變成一場要求實行社會民主的人民革命運動，最終引起了以北京的六、四軍隊武力鎮壓為代表的屠殺事件，六、四事件的發生以及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的失敗，標誌著這一時期結束。2）中期 這是改革開放的中期階段，相當於江澤民整個統治時期，1989年江澤民上臺後，政治上恢復了社會主義的正統思想的地位，加強了對社會的控制，同時也保留了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發展的框架性政策和社會即成結果，併進行適度調整，社會開始趨於穩定，生產在此期間獲得了一些新的發展，由於經濟規模的擴大和社會生產新的發展對資本積累需要的不斷增加，導致統治階級不斷以限制、壓低人民正常收入為資本積累和社會公有消費即國家消費的來源，致使人民收入水平增長緩慢，逐漸變得跟不上個人生活資料和各種必要支出——如就醫、就業培訓、就學等——增長的需要，逐漸形成了下層人民生活的貧困，1995年後，在這種中下層人民貧困日益增長和逐步普遍化的背景下，出現了法輪功組織，當權者和下層人民逐步走上彼此分裂的發展道路，此後，社會矛盾日益發展、逐步擴大，逐漸形成政治、經濟和社會諸多方面的一些問題，官僚統治的社會政治思想逐步陷入僵化、保守、乃至觀念停滯的狀態，使之本身逐步陷於政治、經濟和制度發展的全面困境，與此同時，社會的物質發展成果只限於和逐步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形成了社會差別的急劇擴大和少數人的特權地位極度發展的不平衡現象，這一階段是它的經濟發展的由改革開放後的高峰逐漸出現和面臨著各種困難、因而制度和統治發展逐步由強轉衰的時期，也是它的官僚階級極端特權化狀態最終形成和由此而導致的特權腐敗極度發展時期。在這種條件下，以實際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為決定基礎的官僚政治特權逐步破壞和最終取代了早期的社會主義的那種政治上的平等觀念，由此而形成了官僚階級對社會的高度專制統治和政治上逐步走向腐朽的狀態。隨著社會本身的積累資源的進一步的惡化乃至逐步枯竭，中共開始進一步大規模地引入更多的外國資本來作為經濟發展的途徑，進入中國的外資逐步增多，佔據了更多的中國市場，形成更多的國內企業的破產倒閉和人員失業的現象，破壞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並增加和進一步擴大了原有的社會矛盾。3）後期 這是它的瓦解階段，這是指胡錦濤統治至今的一段歷史時期，這一階段目前還在進行中，這是它的發展的最後階段和改革開放的末期階段。這一階段是它的制度的由極度腐朽最終陷入病入膏肓不治而逐步走向經濟崩潰、社會矛盾尖銳化引起社會革命從而制度的消滅、瓦解時期。在這一時期，官僚腐敗問題更加突出嚴重，專制特權也沒有得到根本的合理改善，由於許多新出臺的規定的實行只停留在口頭上，而沒有實際實施，因此造成的現實後果，是使社會矛盾沒有得到實際的有效治理，而處於進一步的發展中，社會矛盾本身由於脫離管理的及時治理解決而表現得更加尖銳，由於或由於事實上許多問題得不到合法途徑的正常解決，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許多規模和組織形式日漸增長擴大的群體性的自發的群眾抗議事件。由於推行擴大出口和貨幣貶值以及壓低群眾消費乃至必要社會保障的社會政策，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內資本和公共消費的不足問題，反而會造成外資過多的湧入和貨幣（游資）過剩現象，以及國內消費的持續縮小等現象，從而引起通脹和物價的上漲以及群眾生活惡化的現象，從而使它開始陷入更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中。由於上述的社會矛盾和抗議活動的進一步加劇，也醞釀了新的社會改革和革命的各種主、客觀形勢要求，因此，在中期相對沉寂的自由化運動，在這一時期也逐漸復甦起來，在官方人物中，出現了在體制內改良的鼓吹民主制度要求的新西山會議派和隨後的這次會議的參加者高尚全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的有關《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這篇文章中言論和事件，另一方面，不僅經濟和制度的這種公共性問題需要解決，大規模的群眾維權和鬥爭需要也需要有更大規模的更強有力的組織形式和領導人，海外的民運活動也隨之發展起來，同時，由於經濟的衰敗和對外依賴嚴重性的進一步增加，國內也出現了一批外國企業和資本乃至政府的政策代理人或喉舌，一部分上層精英分子開始同外部勢力勾結起來，共同從事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活動，這些都從內部削弱了中共的統治和統治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進入中國的外資，從2006年開始對中國企業展開了大規模的直接併購，使中國喪失了大批有重要經濟和國家戰略安全意義價值的高技術企業，進一步削弱了中共的統治的物質基礎，所有這些，都使中共面臨著統治的更加深刻的整體範圍內的根本性的制度危機，特別是上述那些具有根本致命性的嚴重的經濟上的問題和困難，也使中共的統治更加難以支持，從而使中共難逃必然命運地必然導致統治的最終瓦解。
至於這個制度為什麼會表現一種專制狀態，這是因為，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是這個社會的當前生產力階段下的本來形式，而這種人為的理論上提供的生產方式模式則不是，因此，由於上面的原因，它是不可能以自己的這種方式獲得普遍的其他社會集團或個人的認可和使自己穩定地存在的，而必須採取自己的一黨獨裁形式，通過人為的強制方式來維護自己制度的形式，這就形成一種專制的狀態。但是，這種專制制度的形式本身並不是它的制度危害的全部表現，這種制度的危害的最根本表現在於，它的上述性質的維護自己制度的要求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由和平等的逐步擴大因而建立和必須採取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因而會妨礙社會本來進步趨勢的要求的實現，從而對社會的發展會起著根本性的破壞作用。這由下面的分即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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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可起迄於1949年，雖然在這之前，它的制度的建立者——中共——在國內就已經存在過獨立局部的軍事割據政權，但是，全面地掌握整個國家的事務，則是在上述年代以後事情，我們這裡論述的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就是指它在1949年以後的歷史。這種發展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正統社會主義制度時期：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以後，首先實行了土地改革，取消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跟著，實行了工商業改造，從而基本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從這一時間開始到中期改革時代止，我們把這一階段稱為早期社會主義階段，早期的社會主義階段的社會實質是完全按照或力圖完全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所說的方式建立的社會制度形式，它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政權和制度形式和特徵表現最充分的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具有最典型的理論上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形態，同時它也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最初階段。對於中國，這一階段起始於1949—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這一時期，包括毛澤東統治的整個歷史時期到華國鋒統治初期這一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相應地，官僚特權也不十分發展，社會經濟差距相對平等，官僚特權表現為以政治特權為主要形式，官僚階級同人民大眾的階級矛盾相對緩和。但是在中國，這一階段走得並不完全徹底，鑒於蘇聯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以及問題和取得的理論認識，很多舊制度的經濟方式沒有經過大的改變即被保留下來，例如商品經濟和個體的私人勞動等，另一方面，對私人資本家的個人財產也沒有實行徹底沒收的政策，而是採取公私合營的方式暫時予以從事經營的權力。
早期社會主義階段並不穩定，政治制度上取消了階級，並不意味著階級的物質基礎也被實際取消，除非像塔利班政權那樣對社會經濟進行一番徹底的破壞，否則它就會或多或少地以自己的固有方式或者叫做先前的歷史遺留方式存在著，正像共產黨的理論自己說的那樣，社會的物質基礎是不能由人們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進行選擇的，對於這個時代的人們來說，它是一種客觀的歷史存在的東西，正因為如此，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它隨時可能新的、進一步發展了的方式復甦和擴大起來，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勢力藉以存在的一種物質基礎，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早期階段，圍繞著這種階級復甦和國家政治制度應該採取何種態度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鬥爭，形成了一系列的社會政治事件和衝突，形成執政的共產黨同各種黨外以及黨內之間的各種派系、個人不同意見的鬥爭，其中有反右、文革等大規模的政治衝突和社會事件。
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在於，它從形式上看是激進的和進步的，是一種領導者發動的群眾對官僚和官僚階級特權者的鬥爭，但實際上通過這場運動，它摧毀了中國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破壞了中國社會當時的進一步的向更高階段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條件，因此使它的階段性發展受到限制，而繼續保留在比較原始的初期階段上，使整個官僚特權階級沒有像蘇、東國家領導階層那樣在以後的發展中迅速走向極端腐敗和喪失整個活力，因而為這一制度贏得了以後的喘息和修整的機會，使它能夠渡過蘇、東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普遍危機時的國內民主化運動的衝擊，而被穩固地保留下來，一直延續到今日，因此，根本地講，它的歷史作用並不是進步的，雖然我們也不否定它在某些方面確實具有一些積極的、有值得可取或借鑒意義的東西，例如以群眾力量對官僚特權的某些反對等——雖然這種反對也常常是妥協的和很不徹底的——相反，而是在進步的外表下掩蓋著的保守的和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動的、有組織的社會破壞活動，這種破壞的目的，從上述方面來說，當然是對當權的共產黨有利的。
改革開放時期：1）前期 1976年，毛澤東死去，華國鋒接替了他的職務，成為中共新一屆領導人，兩年後，召開了十一屆叁中全會，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進入了它的第二階段，從這一時期開始，政權實際上開始逐步轉移到鄧小平手中，這標誌著文革中曾經一度由於在官方領導下的群眾運動衝擊而遭到削弱的官僚勢力的重新恢復和開始確立自己的統治權力。這一階段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中期階段，是社會主義政權在國內遇到經濟、政治上的困難，進行初步改革的階段，對於中國，這一階段是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至1989年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止這一時期。在這一階段中，社會形態逐漸脫離馬克思的正統理論所說的標準形態，初步開始向著資本主義的形態回歸，由於改革，它的生產力在這一階段也獲得了進一步發展，這種發展，使社會各階層特別是毛澤東時代長期處於生活簡樸、貧困的中下層人民普遍獲得好處，但是社會各部分的發展並不平衡，在一般群眾獲得一些經濟利益和地位提高的同時，官僚特權也有所發展，官僚階級逐漸走上脫離一般人民的獨立的特權發展道路，發展為初步的特權階級，官僚統治同人民大眾的社會矛盾開始逐步發展。另一方面，有關社會性質和發展方向或制度選擇乃至有關的早期的那種階級本身的發展的爭論並沒有停止，而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仍然以各種新的形式存在著，由於受當時經濟發展階段的限制，社會發展深層的制度侷限性問題還暫時沒有完全暴露出來，因而從理論上還很難就上述這些方面問題得出確定的結論、從而對未來情況作出估計和判斷，官僚階級本身還有能力採取自己認為是可行的措施來制定對社會發展的計畫和構想打算，而且這些計畫也確實會收到實際的效果，因而他們不會採取措施從根本上禁止這種爭論，這樣就使爭論能夠持續下來；人們提出自己的各種理論和觀點，在各種官方的和個人私自建立的媒體上發表自己對社會未來發展的預想和打算，提出和以某些實際行動來爭取實現自己的那些預想目標，進行各種方面的探索、研究和嘗試，因而這種爭論也就形成了比較豐富和繁多的觀點和學說的現象，也決定了當時的社會思想控制能夠具有比較寬鬆的局面，造成了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中期的思想文化的相對繁榮局面。這種爭鳴使社會思想領域分成許多個不同的陣營，例如官方內部的正統派和改革派，以及改革派內部的正統改革派（鄧小平為代表，主張在保留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改革）和自由改革派（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代表，主張以實現民主的方式進行改革）等，其中一個重要的結果，是出現了要求在中國實行徹底的資本主義的「自由化」主義者的思想派別及其領導的民主運動，八十年代後期，當制度的根本問題或侷限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初步暴露的時候，為抗議官倒和官僚腐敗，以及當時的通脹引起的物價的上漲，全國範圍內普遍爆發了以集中在各大城市的請願事件為代表的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抗議運動，在具有民主思想和要求的一些知識份子的領導下，演變成一場要求實行社會民主的人民革命運動，最終引起了以北京的六、四軍隊武力鎮壓為代表的屠殺事件，六、四事件的發生以及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的失敗，標誌著這一時期結束。2）中期 這是改革開放的中期階段，相當於江澤民整個統治時期，1989年江澤民上臺後，政治上恢復了社會主義的正統思想的地位，加強了對社會的控制，同時也保留了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發展的框架性政策和社會即成結果，併進行適度調整，社會開始趨於穩定，生產在此期間獲得了一些新的發展，由於經濟規模的擴大和社會生產新的發展對資本積累需要的不斷增加，導致統治階級不斷以限制、壓低人民正常收入為資本積累和社會公有消費即國家消費的來源，致使人民收入水平增長緩慢，逐漸變得跟不上個人生活資料和各種必要支出——如就醫、就業培訓、就學等——增長的需要，逐漸形成了下層人民生活的貧困，1995年後，在這種中下層人民貧困日益增長和逐步普遍化的背景下，出現了法輪功組織，當權者和下層人民逐步走上彼此分裂的發展道路，此後，社會矛盾日益發展、逐步擴大，逐漸形成政治、經濟和社會諸多方面的一些問題，官僚統治的社會政治思想逐步陷入僵化、保守、乃至觀念停滯的狀態，使之本身逐步陷於政治、經濟和制度發展的全面困境，與此同時，社會的物質發展成果只限於和逐步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形成了社會差別的急劇擴大和少數人的特權地位極度發展的不平衡現象，這一階段是它的經濟發展的由改革開放後的高峰逐漸出現和面臨著各種困難、因而制度和統治發展逐步由強轉衰的時期，也是它的官僚階級極端特權化狀態最終形成和由此而導致的特權腐敗極度發展時期。在這種條件下，以實際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為決定基礎的官僚政治特權逐步破壞和最終取代了早期的社會主義的那種政治上的平等觀念，由此而形成了官僚階級對社會的高度專制統治和政治上逐步走向腐朽的狀態。隨著社會本身的積累資源的進一步的惡化乃至逐步枯竭，中共開始進一步大規模地引入更多的外國資本來作為經濟發展的途徑，進入中國的外資逐步增多，佔據了更多的中國市場，形成更多的國內企業的破產倒閉和人員失業的現象，破壞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並增加和進一步擴大了原有的社會矛盾。3）後期 這是它的瓦解階段，這是指胡錦濤統治至今的一段歷史時期，這一階段目前還在進行中，這是它的發展的最後階段和改革開放的末期階段。這一階段是它的制度的由極度腐朽最終陷入病入膏肓不治而逐步走向經濟崩潰、社會矛盾尖銳化引起社會革命從而制度的消滅、瓦解時期。在這一時期，官僚腐敗問題更加突出嚴重，專制特權也沒有得到根本的合理改善，由於許多新出臺的規定的實行只停留在口頭上，而沒有實際實施，因此造成的現實後果，是使社會矛盾沒有得到實際的有效治理，而處於進一步的發展中，社會矛盾本身由於脫離管理的及時治理解決而表現得更加尖銳，由於或由於事實上許多問題得不到合法途徑的正常解決，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許多規模和組織形式日漸增長擴大的群體性的自發的群眾抗議事件。由於推行擴大出口和貨幣貶值以及壓低群眾消費乃至必要社會保障的社會政策，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內資本和公共消費的不足問題，反而會造成外資過多的湧入和貨幣（游資）過剩現象，以及國內消費的持續縮小等現象，從而引起通脹和物價的上漲以及群眾生活惡化的現象，從而使它開始陷入更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中。由於上述的社會矛盾和抗議活動的進一步加劇，也醞釀了新的社會改革和革命的各種主、客觀形勢要求，因此，在中期相對沉寂的自由化運動，在這一時期也逐漸復甦起來，在官方人物中，出現了在體制內改良的鼓吹民主制度要求的新西山會議派和隨後的這次會議的參加者高尚全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的有關《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這篇文章中言論和事件，另一方面，不僅經濟和制度的這種公共性問題需要解決，大規模的群眾維權和鬥爭需要也需要有更大規模的更強有力的組織形式和領導人，海外的民運活動也隨之發展起來，同時，由於經濟的衰敗和對外依賴嚴重性的進一步增加，國內也出現了一批外國企業和資本乃至政府的政策代理人或喉舌，一部分上層精英分子開始同外部勢力勾結起來，共同從事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活動，這些都從內部削弱了中共的統治和統治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進入中國的外資，從2006年開始對中國企業展開了大規模的直接併購，使中國喪失了大批有重要經濟和國家戰略安全意義價值的高技術企業，進一步削弱了中共的統治的物質基礎，所有這些，都使中共面臨著統治的更加深刻的整體範圍內的根本性的制度危機，特別是上述那些具有根本致命性的嚴重的經濟上的問題和困難，也使中共的統治更加難以支持，從而使中共難逃必然命運地必然導致統治的最終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