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辦人胡錦濤，上臺之後即將任滿一屆。儘管中國人權狀況持續惡化、政治體制改革完全停滯，大部分海外媒體仍然對其「網開一面」，很少像昔日批評江澤民一樣批評之。雖然大部分人對「胡溫新政」的夢想已經瀕臨破滅，但人們在絕望中仍存有微弱的幻想。直到今天，還是有許多海外主流媒體和國內外的著名知識份子在一廂情願地設想：胡錦濤之所以未能大規模地展開民主化的進程，乃是因為江澤民及上海幫的仍然相當強大，胡錦濤心有餘而力不足；一旦胡錦濤的權力鞏固之後，他還是有可能邁開改革步伐的。
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天大的誤會。其實，胡錦濤早在三年前江澤民辭去軍委主席的那一時刻，便已經全面執掌了黨、政、軍大權。無須等到十七大，胡系人馬已經佈滿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個顯要位置。江澤民不是毛澤東和鄧小平，他根本不具備在戰爭年代的血與火中形成的、絕對忠誠的嫡系人馬及個人聲望。對於毛、鄧這樣的「開國元勛」而言，其個人實力和魅力遠遠溢出其職位的範疇，因此毛能夠輕蔑地對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說，我用一根手指頭便可以將你打倒；而鄧在並不擔任任何職位的情況下，卻能夠通過一次「南巡」一舉改變整個國家的經濟走向。但是，對於江來說，其職位則重於其個人勢力和魅力。江在任上的時候，尚可以通過加官進爵來籠絡部下，卻不能獲得部下無條件的忠誠。所以，江澤民在卸下全部重要的職位之後，根本不可能繼續實施「垂簾聽政」。當然，江澤民退休之後依然保有一定影響力，並不會像歐美國家的元首一樣，一旦退休便完全變成一名普通公民。但是，其影響力相當有限，他根本不可能繼續左右政局的走向和最高階層官員的人事任免，最多也就是確保其家族及心腹群體的部分特權而已。
江系勢力的衰微，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來。比如，山東省副省長、青島市市委書記杜受成是江提拔起來的官員，為討好到嶗山求仙拜佛的江澤民，他以最高規格接待之，甚至在宴會上聲嘶力竭地喊出「江主席萬歲」的口號。這些舉動頗得江澤民好感，卻觸怒了胡錦濤。於是，胡錦濤迅速以貪污腐敗的名義將杜受成撤職查辦，江澤民亦無可奈何。而上海市市委書記陳良宇的落馬和上海幫大將、政治局常委黃菊的病逝，也都顯示出江澤民的勢力已然日薄西山。所以，今天中國的政治制度日漸深陷於專制獨裁的泥沼之中，不是出於江澤民派系的干擾和制約，乃是出於胡錦濤本身的毛主義原教旨主義的本性。這一層窗戶紙必須捅破。
胡比江專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以動用武力殘酷鎮壓底層民眾的非暴力抗爭來看，江澤民時代除了大規模迫害法輪功的醜聞之外，一般很少直接動用武力鎮壓工農的遊行示威活動。一般性的民眾抗爭，江澤民傾向於以疏導為主，將其解決在萌芽階段。他比較在意國際輿論的動向，主動邀請美國著名的電視節目主持人華萊士對其進行採訪。即便華萊士當面諷刺他是說謊者、是跛腳鴨子，他也不動聲色、一併笑納。可見，江對國際輿論尚有一定的畏懼心理。
相比之下，胡錦濤對西方的敵意遠甚於江澤民，根本不顧國際輿論，在處理重大事件的時候，往往一意孤行、心硬如鐵。在這一點上，胡錦濤更接近毛澤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風格。胡比江更有「膽量」和「魄力」對民眾動用武力。近年來，震驚中外的四川漢源事件、廣東太石村事件、浙江東陽事件等，均釀成武裝警察悍然向無辜民眾開槍、致使若干人員傷亡的慘劇。這些血案均發生在胡錦濤全面掌權之後。按照中共極其嚴密的控制系統，動用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並賦予其「開槍權」，非得經過最高權力者的授意不可。即便是省一級的封疆大吏，亦無權調動軍隊和武警，更不敢輕率地下令前線官兵開槍鎮壓。中共的軍隊和武警另外有一套自上而下的、獨立的指揮渠道，根本不受地方黨政系統的控制。以上多起血案，是「六•四」屠殺之後十多年以來，中共當局「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本性的全面暴露，也顯示出在屠戮人民這方面，胡錦濤比江澤民更加心狠手辣。一九八九年胡錦濤在擔任西藏省委書記的時候，就曾親自穿上軍裝、戴上鋼盔指揮軍隊，血腥屠殺西藏的僧俗群眾。這也正是胡錦濤被鄧小平看中的重要原因。對於一個凶手來說，既然已經殺過一次人，再殺第二次、第三次，就不會再有任何心理障礙，乃是順理成章的了。
其次，再來看新聞出版的控制。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事件、新聞出版署禁書事件，當事官員之蠻橫、受害人及民眾反彈之強烈，均是江澤民時代所沒有過的。江澤民時代對新聞出版實行嚴密控制，讓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趙紫陽當政時主導的寬鬆的輿論氛圍和知識份子相對的創作自由及學術自由，成為遙遠的、美好的回憶。但是，江澤民時代的新聞出版控制畢竟存在一定的彈性和縫隙。一般來說，上半年的控制比較嚴厲，因為上半年有兩會、「六•四」等「敏感」的時間節點，但下半年往往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寬鬆，那些「有刺」的新聞報導和文學藝術作品，便利用下半年的鬆懈出籠。而到了胡錦濤時代，新聞出版的控制變成鐵板一塊，毫無彈性和縫隙，下半年和上半年一樣，沒有空子可鑽。胡錦濤任命的主管文宣和新聞出版的高級官員，全部來自內地偏僻地區，教育程度不高、思想觀念僵化。這批人物控制了中宣部、文化部、社科院、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要害部門，竭盡全力打造「萬馬齊諳」的局面，忠心耿耿地充當胡主席的看門狗。
以我本人為例，在江澤民時代，從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四年秋天，我先後出版了十多本書，在《南方週末》、《羊城晚報》、《博覽群書》、《書屋》等比較有活力的報刊雜誌上還能開設專欄、發表文章。儘管大部分著作出版之後都會引起中宣部注意，並悄悄下令不准評論、不准加印，但中宣部時常充當「事後諸葛亮」的角色，他們固然能讓正版書脫銷，卻又造成盜版書的熱銷。我本人雖然損失了應得的版稅，但我的文章中所表達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卻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我的名字多次出現在中宣部的黑名單中，碩士畢業的時候在中宣部部長丁關根的「關照」下失去了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職位，也曾有過被國安人員客氣地約請喝茶聊天的經歷，但個人生活並未受到更加惡劣的影響。比如，我應大學的文學社團的邀請到大學演講，一般而言還比較自由，也可以到全國各地舉辦簽名售書等活動。
到了二零零四年底以後，我的個人處境明顯惡化了。在長達三年多時間裏，我沒有出版過任何一本新書，即便是二零零六年再版的、愛情題材的長篇小說《香草山》和從舊作中編輯的抒情散文選本《沉默的告白》，在出版之後不久便迅速遭到中宣部的查禁。被多次整肅之後的「新銳報刊」群，早已失去了銳氣，再不敢刊登我的任何文章，至多偶爾以筆名刊登我寫的文學評論。我到大學去演講幾乎變得不可能，在三年多的時間裏，只有寥寥兩三次的「例外」而已。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被北京警方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傳喚，遭到通宵審問。審訊者承認這是來自最高當局的命令，並恐嚇說要讓我「人間蒸發」。此後，我在國內任何地方旅行，都會受到安全部門明目張膽的監視和騷擾。例如，二零零七年五月，我從北京回成都老家探親，剛剛抵家，便有兩名當地派出所的警察和一名便衣上門來「查戶口」，他們企圖用這種辦法來騷擾和恐嚇我的家人，真是無恥之尤。
在胡錦濤時代，中國監獄中關押的良心犯和言論犯的數量，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江澤民為討好西方，先後釋放了諸多著名的政治犯，如魏京生、吳宏達、王丹、王軍濤、徐文立、王有才等人，雖然他們赴美之後再也無法回中國大陸，但畢竟不用繼續在監獄中飽受折磨。「六•四」之後幾乎所有被提前釋放的政治犯，都是江澤民對西方外交中使用的籌碼。這種「人質外交」的手段固然卑鄙，但對於獲得自由的當事人來說，還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到了胡錦濤時代，即便是在美國總統布希訪華和胡錦濤訪美這樣重大的外交活動前夕，中國方面也拒絕釋放任何一名重要的政治犯。例如，雖然美國國會議員多次呼籲釋放人權活動家楊建利，中方始終置若罔聞。直至楊坐滿了刑期出獄之後，中共當局仍然在簽發護照方面製造種種難題，使之遲遲不能回到美國與家人團聚，其殘忍與冷漠令人髮指。為了給美國一點面子，中共當局所做的讓步遠比江澤民時代小。比如，他們僅僅是讓被非法綁架和拘禁的「良心醫生」蔣彥永的處境稍稍得以改善，這種改善經過了兩個階段：在布希總統訪華前夕，當局將蔣彥永從被拘禁的賓館釋放回家，但不准出門；後來在美國國務卿賴斯訪華前夕，又准許蔣彥永像正常人一樣出門。也就是說，一名人質被利用了兩次。
據記者無疆界、大赦國際等人權組織調查統計，目前中國被關押在監獄中的記者、作家和其他異見人士的數量，高居世界各國之首。近年來的陳光誠案、李長青案、楊天水案、師濤案、嚴正學案、力虹案等，大部分判決遠較江澤民時代為嚴厲，諸多當事人在獄中還受到更為殘酷的虐待。正是這些斑斑劣跡，胡錦濤被西方公眾投票評為名列全球第四位的大獨裁者。胡錦濤不僅拒絕任何民主化的步驟，即便有限的黨內民主和基層選舉，也堅決不允許實行。他不是一個可以扶起來的「胡阿斗」，更不是願意撬動自己權力基礎的戈爾巴喬夫。
對胡錦濤的幻想和期望，於今可以休矣。我們不應當繼續浪費時間和精力，去揣測胡錦濤及中共高層是否具有改革意向；而應當從此時此刻開始，踏踏實實地爭取點點滴滴的民主、自由和權利。當我們每一個公民都成為公民的時候，當我們每一個人都站起來捍衛我們的權利時候，中國的變化才有可能真正發生。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四日，華府，旅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