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寧與何頻的看法顯然不同
"靠中共本身制度性的改革，過程、結果都會使這個制度強化，擴張的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延長的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壽命，而且會軟化領導人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制度的動力和力量，從而傷害中國持續增長力和社會公平、和諧。"何先生認為，"多維判斷"的真正意義就在於"使人們清楚的認識到：這個制度已制度化到了何種地步，而中國的未來就鎖在這個硬化的制度之中"。
那位頗為敏銳的冼岩，看來也有同感，他寫道，"十七大區別於以往的最大特徵就是，‘規則'的份量越來越重，個人意志的影響越來越小，無論這一個人是誰。正如何頻先生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所說，中共這架政治機器似乎已經甦醒過來，突然擁有了自我意志，其運行不再以參與者的意志為轉移。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意志只能在規則下發生影響，在規則的框架內製造一些變化"。
王力雄也有類似的看法，他這樣說，"打著黨內民主旗號的‘黨建'，使中共集團更趨於自利，對政治改革更為保守。如果存在著掌握絕對權力的寡頭，還可能按其個人意願，或是進行毛澤東那種文革式的顛覆，或是做出蔣經國那種解除黨禁的突破。而‘黨建'消除了寡頭，領袖從此不再是為所欲為的‘主子'，只能為本黨利益服務。當前中共的自我謀利趨勢，一定程度也是因為寡頭的弱化，黨內高層和各級負責人要受黨的機器制約而致"。
不過，劉軍寧對俄國"普京之驚"的一番議論卻更值得注意，他寫道，"民主政治是憲法下的常規政治，沒有什麼驚世之處"，"民主政治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政府的有序更迭"，而"政治領袖最好是中等智慧的人。這樣的人當政，誰都可以發現他的錯"，"他所掌握的權力就不再具有神秘性和最高性，領袖也將暴露出其公僕的身份。沒有紅太陽的國家，才是民眾之福"。在這個意義上，"對比‘普京之驚'，中國這些年在政治方面最大的進步就是，由於飽受鞠躬盡瘁之苦，功成身退的觀念逐步深入人心，限任制的制度安排逐步得到確立。此中的意義將會在歲月的推移中日益顯現出來"。
從過去頗具個人魅力的寡頭掌握絕對權力，到現在缺乏個人魅力而凸顯黨機器之掌握絕對權力，從這個角度想一想，倘若中共的運轉越來越顯現出一架機器的特性，那麼，對這架機器作預測，多維網的"預測結果"一次次地空前準確，就應該說還算是正常。然而，面對這種非憲政體制下的變化，何頻的注意力顯然不是在預測本身，他認為"需要的是對新的領導人的呼喚"，而劉軍寧的看法顯然不同，因為更有意義的顯然不是"紅太陽"式的領導人，而是即使非憲政體制下，也推動類似憲政的制度安排。
筆者以為，這裡的問題，應該認真對待。
從毛式專制到共產黨專制
在這裡，可以先看看家族企業。
一位傑出的創始人，可以領導他的家族企業取得輝煌的成就，使其成為著名企業，然而，這種企業內部往往任人唯親，企業權力傳承一旦出現問題，權力落到平庸的家族後代手裡，甚至落在家族裡的紈絝子弟手裡，則企業的沒落指日可待。
一般的看法，認為家族企業這種企業制度比較落後，但是人們發現，世界上許多的企業，許多著名的企業，都是家族企業。要造就這樣成功的家族企業，一般的看法是，要實行"兩權分離"，即企業所有權與其管理權分離，聘請職業經理人掌管企業，使其管理職業化。不過，近年來大陸企業界出現一種新的觀念，人們以現實為依據，認為以企業管理職業化改造家族企業之路很難走通，因為問題在於家族企業的社會化，應當從企業分配權的社會化入手，創造出某種比較公平的企業環境，則管理權的社會化或職業化很容易實現。這時，企業所有權實際上會受到這種社會化進程的影響，但即使企業仍維持著家族控制的格局，對於企業的有效運轉、在市場上取得成功，並沒有實質的阻礙。
經濟學家們指出，企業在市場上競爭，然而企業本身的組織制度，卻並非市場制度，亦即並非根據市場規則，而是通行著等級制的規則。不過，社會化的趨勢終究會影響到企業制度，迫使其注重對人的激勵，注重人的自由和創造精神。國外那些成功的家族企業，許多實際上已經脫胎換骨，而中國的家族企業，可以借鑒它們的經驗。
企業是如此，政治的組織又是如何呢？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政黨，不是家族企業，但是，在毛澤東掌權時期，一度出現了很明顯的家族控制的趨向，甚至到了家族繼承權力的邊緣，與古巴、朝鮮的情況很有些類似。葉劍英華國鋒組織的政變挫敗了毛氏家族的控制慾望，但把握絕對權力的專制體制仍然延續下來。權力分配在少數高層的圈子裡醞釀、博弈，直到最後決定，實際上仍然具有家族控制的基本特點，而同時，由領導人子女掌握黨政軍權力的"接班"，以及由他們掌握國有大企業而維持國有經濟的壟斷性，也確實在進行之中。
這種黨專制"家天下"或"黨天下"的最顯著的特徵，是國家軍隊仍然控制在中共一黨手中，規定其為一支"黨軍"，頑強地抵制著軍隊國家化的世界性趨勢。
在毛澤東時代，不僅出現最高權力向其家族成員集中的趨勢，在較普遍層面上的"家族制"特徵，則表現為幹部的實際"終身制"。改革開放時代，最高權力的圈子從家族式的"領袖信任"圈子，變化為更赤裸裸地依恃派系實力的少數寡頭圈子，與此同時，幹部終身制受到很大衝擊，政界及其它各界之間的流動也已在相當程度上為社會接受，幹部的"能上能下"，以及問責，也有所體現。這種種變化的背後，則是黨政體製作為一架龐大的機器，逐漸地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了。
黨政的基本制度，都是代表大會。黨代會的代表，許多都是黨的幹部，人代會的代表中，政府官員也佔相當的比例，而他們一般都是中共黨員，同時，軍人在黨代會、人代會中都佔據相當的比例，他們基本上也都是中共黨員。中共通過其組織部門把握、操縱著這一局面，它的宣傳部門則力圖使人相信，這就是所謂"社會主義的政治民主"，亦即所謂"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中共嚴密地控制著國家，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它本身也國家化了，黨的官僚控制著黨機器，官僚為人處世的"潛規則"瀰漫於黨政官場。
毛澤東一手堅持他與其親信的專制，一手造就中共的專制，但他對中共黨政專制體制下的官僚作風極為不滿。他刻意表現出不受官僚體制約束的個人意志或獨立性，甚至鼓動"小官僚"造"大官僚"的反，他的"繼續革命"，則集中體現為把黨政官僚作為"走資派"打倒的"文革"實踐。他煞有介事地評論《水滸》中梁山好漢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而一旦發現人們批評他的親信之矛頭實際上是對著他，他就毫不客氣地發動大規模"反擊"，絕不允許他的權威受到任何挑戰。不過，他無論怎樣"無法無天"，其"文革"意圖畢竟難以實現，官僚政治頑強地顯現出韌性，打倒了能幹的官僚，就不能不任用平庸的官僚。
極端的毛式專制遭到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更趨規範的共產黨專制。
"矯枉過正"的跡象出現在中共十三大，但是，中共官僚保守勢力早已盤根錯節地蔓延開來，並通過六四屠殺而重新佔據了上風。於是，這架龐大的黨政機器，避開了"家族企業社會化發展"的前途，向著專制保守的方向全力開進。
與過去相比，這樣的現狀，是更好了，還是更壞了？
但是，這樣的設問之本身，是否過於簡單了？
官僚機器的"政治"
對這架機器，冼岩這樣描述，"在後集權時代，除了貪腐案發、年齡、健康等原因外，沒有人能夠令有資格參與決定最終分肥方案的高官退出，即使江、胡也不行。而依據‘反貪不涉常委會'的潛規則，能夠令常委退出的只剩下年齡、健康原因。年齡不到，鬼神沒轍；年齡一到，仙佛難留，這就是規則"。
這樣看來，後（個人）集權的時代，主導中國共產黨權力分配的規則標準，有貪腐案發、年齡、健康等等，卻缺少"政治"這個看上去應該最為重要的尺度或者過程。
過去，毛澤東說，政治路線正確與否決定一切，現在，黨機器"與時俱進"地更換其理論的政治的包裝，口號式的理論概念應有盡有，但"左派"竭力挑起政治理論與路線之爭，卻白費力氣，黨機器對此根本不感興趣。
看看各國的選舉，無論是政黨的黨內選舉，或政黨之間對決，競爭者的思想理論與政治觀念、方針政策主張，都要向選民廣泛宣傳。過去，報紙雜誌平面媒體的宣傳相當重要，後來，電視成為更好的平臺，競選者在電視攝像鏡頭前同臺辯論，唇槍舌劍，成為競選中的重頭戲。近來網路也插手其中，引起更多的關注。在這樣的競爭中，年齡、健康，以及家庭，當然會受到關注。倘若有人有醜聞曝光，就更是熱鬧。然而，"政治"不會缺位。競選者缺乏政治與政策主張，或者這些主張缺乏獨特性，就很難避免失敗。
在現代民主政治中，這是常態。政治中免不了有幕後操作，但是，有遵循民主規則的公開的政治，幕後操作的空間就受到很大的制約。
中國的情況則不同，是以幕後操作為主導。公開的政治淪為政治表演，在共產黨外必須是擁護共產黨、頌揚共產黨，在共產黨內則必須是擁護中央、頌揚中央，表演的最高原則，是與共產黨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共產黨控制了國家，凌駕於國家之上，它付出的代價是自身不能不國家化，成為一個官僚化的政黨，官僚習氣壓倒政治家風範。特別是毛澤東的"文革"實踐失敗以後，人們厭倦了共產黨的"革命"政治，官僚"政治"正好取而代之。還是一樣地限制公民權利、限制人們參與政治的空間，但畢竟相當程度地開放了經濟空間，政治的集權與幕後操作彷彿成為經濟自由的必要代價。企業運營、理財吸引了眾多的社會精英，成為民眾施展創造力的廣闊空間，那麼，官僚們如何保持其支配力量，如何顯示其平庸，就與民眾的日常社會生活更為隔膜。即使中共十七大仍然據說是"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人們的實際感覺卻與過去大為不同。在市場經濟浪潮湧來的歲月裡，人們厭倦了傳統的集權政治，黨政官僚如何表演、如何幕後操作，大體上，就只好隨它去。
於是，官僚機器的"政治"在民眾的政治冷漠中迅速成長起來。其特點，一是順應市場經濟的浪潮，甚至順應市場經濟全球化趨勢，一是堅定地保持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相比之下，計畫經濟時代的官僚，其特權與特殊待遇再多，也未免寒酸，同時，對國家民族的政治熱情時時地會有所表現。而改革開放開啟了市場經濟發展之路，官僚機器對於支配市場、攫取財富，顯示出高度的敏感，它以"發展"為號召，以"政績"為"硬道理"，忙得不亦樂乎，同時，它很清楚，儘管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本性相適應，卻不利於保持它所需要的這種"中國特色"，則本能地予以抵制。這樣，它對於政治的理論、路線之類，看來是失去了真正的興趣，對民間的興趣與熱情也只是冷眼旁觀，只要不是鋒芒畢露而威脅到它真正關注的"穩定"，一般地也還能夠容忍。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高層權力分配過程為派系實力所支配而"政治"缺位，似乎還不難理解，但是，人們的恐懼在於，這樣的專制機器似乎再次顯示出其"超穩定"的性質。
中國社會曾長期處於一種"超穩定"的結構之中，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將其瓦解，而今，市場經濟也被中共專制機器套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籠頭，市場化改革釋放的能量都被當做這架機器的成就，結果，它如同經過了"涅盤"一般，再度輝煌起來。
市場經濟是否能夠，以及如何能夠將其瓦解，不是理論的問題，吾人只得拭目以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