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一生充當工具角色：末代皇朝工具，日本帝國工具，中共統戰工具。工具意識深入腦髓，俯首帖耳成為慣伎，當了一輩子傀儡。略有不同的是，對日本帝國的控制心存芥蒂，保持警惕，對中共控制則亦步亦趨，隨遇而適。
所以有如此不同，蓋源於日本帝國只是武力脅迫，使之當了康德皇上，為侵略者搖旗，對其內心世界不予干涉。所以，御妃潘玉齡死後，日人獻上多名美女照片勸他續妃，終被婉拒，害怕中計。被中共特赦後，他與御弟溥傑常有來往，每當溥傑的日本妻子嵯峨浩送來佳餚，他總是客客氣氣收下，嵯峨一走，馬上倒掉，懷疑她是日本間諜，怕被嵯峨所送飯菜毒死。這是長期保留對日本帝國戒備心理的證明。
而中共對溥儀的改造則伎高一籌。不僅把他關在戰犯集中營，等待軍事法庭審判，有處決他的可能，而且，要他接受中共特有的洗腦系列，進行思想自新。這種雙重威脅在溥儀身上取得明顯效果，第一批特赦就被免予追究罪行而釋放，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溥儀的自新表現在：領到選民證，獲得選舉權，他興奮得睡不好覺，儘管正值切除腎臟、需臥床靜養，他還是掙紮著投了一票。1962年毛接見包括溥儀在內的數位統戰對象，他興奮地說：「這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最光榮和幸福的日子，給我以極大的鼓舞力量。」這都是洗腦成果。
如果認為他對新的意識要求心悅誠服，那是不確的。一次，一個遠房侄子突然遇見他，慌忙中立即跪下口呼「皇上」，他急了：「都什麼時候了，還來這一套！」表面看，這似乎說明他擺脫皇權觀念，是非分明瞭，其實卻是嚇得要命，對遺老給他磕頭請安，他說：「這可不得了，要是接受了他們磕頭，我就快沒命了！」恐懼，使他牢記新的社會關係規範和程式，一言一行害怕被人窺視而心神忐忑，不敢越距。有一則思想匯報的經歷很能說明這種情況。
一次，鄰居郎姓者請其歡聚。談話中，郎表示平生最佩服的人，一是淡虛和尚，認為他有先覺，二是江神童，據說5歲能背四書注，三是汪精衛。聽到這裡溥儀大驚：「他是漢奸啊！」郎說，「照現在說，他當然是這樣，可是從歷史人物說，他是了不起的。蔣介石逃跑，南京無人主持，他當時‘和平救國’，也是‘救國’呀！」這些話與溥儀獲得的新的社會認識當然是不同的，他認為不與這種人同吃同喝才是劃清界限，於是藉故躲避了人家正準備的飯菜。
他還為此做了自我檢討，認為消極躲避而不是積極批判，「這不是站在工個階級立場而是站在資產階級的所謂‘各掃門前雪’的思想立場。這的確是我學習改造的程度比黨和政府的期待距離得還很遠。」這類檢討就是他在戰犯集中營洗腦時慣用的格式。還有一項必不可少的程序：向組織匯報。「我回植物園把這件事告訴了我們組織。田主任批評了我，說應當進一步採取對落後幫助的態度，不應當躲避。」這位田主任的標準倒是不高，沒有把郎的私房話看作用「漢奸救國論」腐蝕末代皇帝並通知郎的單位廢品公司和相關派出所，算是減少了一次階級鬥爭風波。溥儀由於及時匯報而得到自我安慰：我已經向組織匯報了，證明我沒有與郎同流合污，誰揭發此事也可不必害怕了。洗腦把溥儀的思想洗到這種程度，就可以讓他時常露面而宣揚「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不必擔心會出什麼閃失。
延安整頓異己時也曾洗惱，把王實味當作典型，也曾把他推到中外記者面前，想讓他替中共吹噓一番，表白一下「黨的恩情說不完」，可是，偽造痕跡太重，只聽王實味生硬地直白：「我應該被槍斃一千次。但是毛主席寬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這樣做假就太露骨了，哪如溥儀說得那麼自然。所以，溥儀特赦後成了中共統戰部門擁有的一寶，時常拿出來展覽。
然而，對他還是不能完全放心。如果在他身上放一隻竊聽器，時刻監聽他的一言一語，豈不穩妥可靠！《竊聽風暴》寫的是東德安全部門的故實，其實，共產弟兄之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過，那樣做太物質化與現代化了，古老的東方文化，亞細亞的生產方式，自有竊聽的變通方式。如果把竊聽器轉化為活生生的人，讓這個人隨影逐形，時刻在身邊監聽，豈不成為人性化竊聽了嗎？您可能以為這是說派一名訓練有素的特工去。錯了！特工哪能晝夜追逐？溥儀要躲進小樓成一統，您還真不容易掌握他的行動坐臥。這個人必須與他同起居，同聲息，同悲歡，同命運，讓他毫無異感。難道是讓一個女特工做他妻子？您又錯了！溥儀既然婉拒日本人介紹美女作續妃，他不能不警惕中共這方面動作的可能性。他當全國政協委員時，有人推薦一位懂數種外語的標緻女士，該女士表示對他鍾情，但被他拒絕了。必須選一位絕對不會引起他懷疑而又為他所中意的女士。
可是，這樣的女人能夠完成監聽任務嗎？這方面，您可能太小看中共了。自從周恩來在上海創辦特科，中共在特殊戰線擁有十分豐富的經驗。具體說，為溥儀選擇妻子，要求社會背景是灰色的，不致引起懷疑，也不必發展為線人，免得中途叛變。藉助偶然機會，不露聲色，這位女士被發現了。她是北京朝陽關廂醫院護士李淑賢。她的頭任丈夫是警官，後被作為反革命判刑15年，兩人因此離婚，但女方這段反革命家屬身份是脫不掉的。此後，李與一日本大夫姘居，此人是潛伏的日本特務，被中共公安密捕，女方此段歷史當然就不易說清楚。有這兩點就足夠了，安全部門平時可以任李淑賢作為普通公民自由活動，不與她有任何聯繫，只有當必要時刻來臨，完全有能力讓她為黨國效勞，這在安保工作來說是易如反掌的。讀者諸君可能以為我在這裡是故弄懸虛，妄作推斷。不！這一切是有據可察的。
毛澤東十分關切溥儀成家一事。1962年接見溥儀時特別把他拉到身旁，關注說：「你還沒有結婚吧？可以再結婚嘛！」「要找一個合適的，因為這是後半生的事，要成立一個家。」周恩來也非常關心此事。1961年接見溥儀時就提及他的婚姻問題，另一次接見又提及：「你是皇上，不能沒有‘皇娘’ 喲！」周還向全國政協委員沙曾熙打招呼：「是否認識醫藥衛生界的大夫或護士？」懇切地要求沙曾熙為溥儀物色一個合適對象。一個黨主席，一個總理兼政協主席，為一個統戰人士的再婚熱衷到如此程度是不同尋常的。溥儀成家問題成了需要毛、周親自過問的大事，以前何曾有過？王海容身為外交部副部長，何曾見到他們關心她的獨身問題？
不久，溥儀與李淑賢相識，全國政協馬上派人瞭解李的歷史情況。由於李很少暴露自己的複雜經歷，她的單位對此瞭解不多，全國政協還要求溥儀重點瞭解她的婚姻史，溥儀追問後向政協領導作了匯報。不僅如此，還驚動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申伯純，1963年2月28日，他鄭重寫信給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和公安部副部長薛子正：「最近有人替溥儀介紹了一個對象，名李淑賢，現年36歲，在朝外醫院當護士。李對溥甚為積極，溥要求我們代為瞭解，表示如無問題當繼續來往一個時期再看。然我們瞭解李過去的第一個丈夫已被鎮壓，本人不夠進步，亦未發現什麼問題。我們認為，本人既無何問題，似可將這些情況告知溥儀，讓他們繼續來往一個時期再看。妥否，請示。」這裡所說「溥儀要求我們代為瞭解」純係編造，溥儀從未提出這種要求。此信實質是請示公安部對李作為溥儀妻子是否認可。一個全國政協委員要成家，居然需要得到公安部批准，也就是要受到安全部門的監視、控制，對此，您還有什麼異議嗎？
溥儀與李淑賢夫婦的故事至此仍未結束。婚後李淑賢發現，溥儀完全不具備性生活能力，這使李一心生育子女以盡母愛的願望落空。為此，兩人大吵。溥儀跪地求饒，以允許李自尋男友為條件而要求保持現有婚姻關係，不然就以用菜刀抹脖子相要脅。溥儀臉上被抓傷。這樁婚姻關係岌岌可危了。
溥儀這種病是當宣統皇帝時宮廷的荒唐生活所致，他與后妃均無性關係，病情深重。婚前，全國政協組織曾出錢為他治療，以後問起來，溥儀只是含混敷衍過去。當時忙於完成毛、周交待的幫助溥儀成家的任務，誰還有心思關心他的病情。一次，地礦部長遇到李，悄悄問：「你和溥儀在一起生活習慣嗎？能生活到一塊嗎？」「我說什麼好呢？我有苦難言，只能低著頭，含含糊糊地回答說：‘湊合著吧……’見我這種態度，何長工明白了，也就不再追問了。」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去過溥儀家，他問：「你們新婚之後，怎麼樣啊？」「我心裏難受，可表面不願說。婚後的尷尬，這可怎麼對人說呢？……我把肚裡的話嚥了回去，只是違心地說：‘挺好，挺好……’」溥儀在旁一直沉默，廖沫沙僅坐了一會兒就告辭了。
情況被詳細匯報到周恩來處，周表示：不能離婚！於是，全國政協秘書處連以農處長去做說服工作：「你和溥儀結婚這件事，國內外都知道，在國際上也是有影響的。你們夫妻之間鬧矛盾的事，我都知道了──溥儀有病，他也正在治療。在家庭裡，你就算做他一個‘保衛工作者’吧……」這叫什麼話？「國際影響」：人家只是把末代皇帝再婚看作稀罕新聞，誰會同意無性能力的夫妻關係必須保持？做他的「保衛工作者」：為什麼不配備解放軍戰士晝夜站崗，一個女人能保衛什麼？
連以農這番傳達上峰旨意的話，充分顯示中共為了自己的監控利益而毫無人性觀念的野蠻性質。在他們看來，李淑賢並不具有「人」的起碼價值，她只配做共產黨的工具──溥儀身旁的「保衛衛作者」，隨時隨地將溥儀言行錄影錄音以備黨的審查。1963年11月10日，周恩來親自出馬，召見溥儀夫婦。臨別時，周對他們說：「你們夫妻要互敬互愛，互相幫助。聽說你們倆身體不是太好，不能生小孩兒。我不是也沒有小孩兒嗎？全中國的小孩兒都是我的小孩兒嘛……」溥儀無話可說，李淑賢以後再也不敢提離婚了。可是，「他根本沒有這方面能力，害得我婚後神經衰弱，吃了不少谷維素都沒有用，長期失眠，弄了一身病。最後沒辦法，才切除了全部子宮……」。
溥儀和李淑賢的晚年為中共的洗腦和監控提供了生動寫照。請記住：中共就是這樣一個不講人性、只圖私利的野蠻政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