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上海武漢等多個地區牛奶漲價"，這是今天（2008年1月18日）門戶網站轉載中國新聞網的一則消息。
而我身邊，食品價格上漲，已經是全方位的啦，更可怕的是，昨天晚上，位於勁松東口的海文華堂這個具有日資背景的大賣場，售貨員手裡攥著一大把已經製作好了的價簽，準備更換，來到這裡的顧客詢問，得知今天開門就要全面漲價。這下，顧客無不趕緊掏錢，盡量多採購食品。
實際情況是，現在除了國民個人的性命的價格不漲，其他所有的都在漲。
通貨膨脹真的是到來了。
而且，比人們預想的要更可怕。
現在，官方媒體連句實話都沒有，比起1988年的價格闖關、以及1993年的高通脹時，人心已經大大壞啦壞啦的，當局與國民生存環境狀況惡化程度的輕描淡寫甚至隻字不提，更加劇了全社會（如果在國家社會化的局面裡還能夠這麼說的話）的人心惶惶。這種恐慌氣氛，並不是什麼別有用心的敵對分子製造出來的，而是人們對周圍物價變化的真實感知，是越來越多的被官商勾結而不得不貧困化了的國民被當局製造的通貨膨脹這種"合法印假幣"和"不見面的搶劫"繼續強取豪奪的切膚之痛。當局利用宣傳粉飾太平，媒體上紅彤彤一片歌功頌德，更是與越來越多的中國家庭的慘淡經營形成了鮮明、尷尬而凶險的映襯，使得馬太效應下的黑暗無以復加。
其實，涉及到通脹，現如今有著民間版本的喋喋不休。將通貨膨脹視作頂級殺手者，更是大有人在。其中，北大宋國清、周其仁等等，就是與類似國家統計局高輝清之類的官方"專家學者"口口聲聲通脹屬於結構性、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的御用說辭分庭抗禮，高調而且旗幟鮮明地祭出通脹巨大危害的把式的。
周其仁對通脹也是振振有詞。
中國改革與發展
周其仁
10月份中國物價指數創新高的時候正好是弗裡德曼去世一週年，這就提醒我們世界上有些經濟學家是不可以隨便忘掉的。也提醒在座各位對學術中一些重大的還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我們應該保持長久的關注，投入研究的精力。因為看物價指數沒有什麼了不得，年初的時候CPI是兩點幾，到了8月份的時候達到了6.5%，9月份降到了6.2%，10月份回到6.5%，11月達到6.9%。這當然是一組統計數據，但它的含義是什麼呢？我想我們研究經濟的人無論是政府的報告、統計數據，我們關心的是人的行為和行為當中包含的邏輯。因為這個統計數據代表了很多人的行為，因為很多人就會買下明年都用不完的東西，比如炒菜的油。一個人沒有關係，如果有1億的人都有這種行為那麼我們就會推斷後面會發生什麼，它會影響廠商，工廠生產多少油合適呢？這麼好的市場當然要多生產油了，但是他又擔心未來油的銷量會下去，因為你買過一個量以後他要慢慢放在家裡天天炒菜用，我們還要觀察其他方面的行為，一個人過多地買了他當期的生活品，他對其他人會有影響，這就是剛才畢主任講到要防止恐慌心理的蔓延，因為所有通貨膨脹的研究都表明，它不是純粹的算帳的因素，它也包括心理的因素、人群當中的互相影響，這個事情我想是我們關心的。
在關心這些問題的時候，當我們不依不饒的問為什麼中國在經濟增長這麼幾年我們一直講叫高增長、低通脹，這種宣傳言猶在耳，但是這個局面怎麼好像一下子就結束了，至少是出現了新的局面，我想我們要回答這樣的問題、要探索這樣的問題，除非我們在座哪一位是天才，一定要藉助於學術傳統，因為價格現象看起來很簡單，真要把它理解清楚，並不容易。
我所知道的有兩個傳統。一個傳統是我剛才說到的弗裡德曼，因為是他帶進中國的，因為他三次訪問中國，非常有意思，這三個年份都是中國的物價指數高漲的三個年份，我們沒辦法知道是因為通貨膨脹指數高所以我們就把貨幣主義大師請來了，還是貨幣主義大師看到中國物價指數高，他覺得他的學術在中國大有用武之地，所以他來了。但是這三個年份回過去看都是中國物價指數漲得比較高的三個年份，大家可以看到1980年弗裡德曼到上海、到北京，跟包括經濟學的學生做交談時候那些記錄，第一次介紹了貨幣主義的思想學術傳統，這個傳統從來不是就物價談物價，從來是把物價的大幅度的持續上漲看作一個貨幣現象，換句話說，通貨膨脹這個"貨"不是商品、不是服務、不是具體的糧、豬、肉，而是貨幣。當物價的整體形勢不是個別物價發生階段應變動的時候，我們應該到貨幣量裡頭去尋找原因，弗裡德曼的著作就是大規模的翻譯介紹中國，80年、88年，凡是現場聽過弗裡德曼在北京、上海演說的中國政府官員，我認識其中一些人，都認為對他們認識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是有幫助的，因為他開闢了另外一個思路，這個思路是不是就物價談物價，一定要到貨幣裡頭去尋找原因。所以貨幣主義有一個概念很簡單：通貨膨脹是一個貨幣現象。
那我們就問貨幣多了物價才會普遍上漲，為什麼貨幣會多呢？這就涉及到貨幣是怎麼發行的，在這一點上貨幣主義的傳統，認為在這個領域裡市場是有一點失靈的，不能要求市場自發的形成一個穩定的、沒有通貨膨脹效果的貨幣，一定要有中央貨幣當局，這也是一個政府機構，在美國叫聯儲，在中國改革以後叫央行，這都是政府機構，是由政府來決定貨幣的發行量，這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因為政府的官員集中了這麼大的權力，是有可能出錯的，無論動機如何、願望如何，而這件事情只要一出錯，市場當中的人：家庭、個人、企業、地方都沒有辦法，因為它是基礎信號的歪曲，它會帶來很多行為的歪曲和紊亂。所以弗裡德曼的主張我們大家讀過都知道，他認為有一個叫做貨幣準則，因為他相信他老師講的一句話：要讓準則、規則高於權威。當一個貨幣機關成立以後，權力非常大，一定要有些規則來限制這個權力機關行為的範圍和方向。當然，弗裡德曼提的這個準則很簡單，就是正常的經濟增長超過5%，那麼貨幣每年增發的量就不能超過這個數，所以他提個一過4%，他甚至提出不要搞什麼中央銀行了，就搞一個中央計算機系統，讓計算機系統每年就給貨幣增發4%，來保證物價形勢的平穩。
當然，在擁護弗裡德曼這些經濟學家當中也沒有人同意這樣的政策見解，因為中央計算機系統也是蠻危險的，萬一它當機了怎麼辦，誰去修，誰決定這個程序？所以最後這個機械設置的機制還是靠人，也許那個時候不是央行行長很厲害，而是中央計算機系統那個電腦工程師就變成最厲害了。所以，這也是不可靠的。
至於弗裡德曼當年建議按照貨幣數量論的理論，建議僅僅控制量，不要管利率，這個在美國戰後的歷史上有一任央行行長做的實踐，就是70年代，但是那個實踐的結果很不妙，使美國的利率漲到21%，完全不可接受，所以從七十年代以後，聯儲歷代的主席重新回到弗裡德曼當年不贊成的調控利率，針對銀行的利率、市場利率來進行公開市場的操作，以此來調節貨幣量。這個傳統我相信裡頭還留有一些沒有解決的問題，這個傳統對人類一個很大的貢獻就提請注意通貨膨脹，不能小看這個東西，因為通貨膨脹是對所有人財產的剝奪，通貨膨脹剛剛起來的時候是非常甜美的，剛才有個同學問到，豬肉漲了價，糧食漲了價，農民收入不就高了嗎？對的，所有人收入都會因通貨膨脹而提高，包括我們教書的時候，我最近在一些商學院任課，收入漲得好高的，但是經濟學當中有一個東西要當心：每一個賣家同時都是買家。這個傳統經濟學的分析當中你們如果讀過楊小凱住過之前寫的那本書，就會覺得一個本土成長的經濟學家會畫出那麼怪的圖，供應方和需求方是一方，是一個自我拐過的圈，這本書在所有經濟學教科書裡面是沒有的。一方叫供，一方叫求，但是在政策實踐裡頭，我們在座每一個人又買又賣，農民賣豬的時候豬價漲他收入高了，他買東西的時候怎麼辦？他要不要買飼料，他要不要買其它的輔助材料？他要不要支付人工？所以，通貨膨脹開始是一部分人賣東西變貴了，尤其政府是最高興的，因為這裡頭就收了一個通貨膨脹稅，我們財庫這兩年這麼好，裡頭有國民經濟、有稅收政策，也有通貨膨脹的貢獻，因為我們財政收入是以現價計算。所以，開始的時候大家會不警惕、不警覺，通貨膨脹會像甜藥一樣，但是只要貨幣量供應過大，這是弗裡德曼貨幣主義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它或遲或早，或者以這個形式，或那個形式推遲整個物價上漲水平，而導致整個交易費用的上升，就是我剛才講的工廠怎麼做決定，下一期的生產決定怎麼做，紊亂就要開始，而更重要的，通貨膨脹是一個很糟糕的分配手段。
我最近看一些我們的村莊、集市，豬肉價格一漲，豬肉的消費量就下降，因為農民就減少吃肉的次數，這個看起來沒有關係，就是說不會一下子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把收入分期的背景放進去，我們就要非常當心，你看這幾年如果你只拿工資吃肉的，以肉為本位算你的收入，你的收入實際上沒有漲多少，但是如果你參與了房地產的投資，參與了股票的投資，這個收入就會漲得非常高。我是不贊成一個社會，特別是轉型當中的社會以經濟係數來說話的，因為經濟係數裡面有兩種，一種是分配不公帶來的差距，一種是生產率貢獻運氣帶來的差距，通貨膨脹帶來的差距是什麼差距？在我看來是分配不公帶來的差距，因為任何個人、任何一個利益集團他是沒有辦法決定貨幣的供應量。
當國家看得見的手一定這個量，物價形勢發生的變化，而在各個領域變化的程度不同的時候，我們這個社會的收入差距會因為這個因素大幅度拉開，我們周圍找兩戶人家隨便做調查，你還不要看統計數據。03年以後買房子的跟03年以來沒有買房子的家庭去做比較，你要算家庭財產他會拉出一個很大的缺口。所以，這些問題我認為是弗裡德曼貨幣主義的貢獻，雖然他的政策見解，包括對貨幣供應量這個理論分析裡頭還留有大量的問題。
第二個傳統可能不那麼流行，是同樣堅持自由、繁榮這個理念的經濟學派，就是奧地利學派，他們跟弗裡德曼一樣，認為一個自由繁榮的經濟要有一個穩定的貨幣，要有一個無通貨膨脹的貨幣系統。但是，他們認為市場可以提供這樣的貨幣系統，他們找到了根據或者他們的理論主張就是金本位，要以貴金屬為本位的票子。
第二個是在這一個學派裡頭有更往前走的經濟學家，包括哈耶克，包括在他的老師米塞斯，他們認為要搞自由銀行制度，什麼叫自由銀行制度？其實就是傳統的中國的制度，任何一個票號、錢商，可以根據銀髮票子，你把銀子存在我這裡我就發一張銀票給你。自由銀行制度、自由准入、互相競爭，爭取聲譽，用聲譽機制來保證不濫發票子。我第一次讀這個我都覺得難以想像，一個現代社會怎麼可以自發呢？誰發票子得行。這也說明二十世紀大政府、計畫經濟這種經濟模式不但窒息社會的活力，也會窒息人的想像力。其實倒過去看金本位的時代很長，金本位的時代沒有通貨膨脹這回事情，因為貴金屬的增長量由於它的資源開採技術的限制，它不可能突然上來，它跟現在國家政府大筆一揮可以多印票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的文明在很長時間內實際上就是哈耶克他們想像或者建議的那套制度的原形。當然這個學派也留有大量的問題，因為貴金屬的一個問題是對於國家而言，貴金屬大量的突然流進流出，它也會對經濟造成損害，中國歷史上的太平天國，包括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以後的中國革命，其實都跟白銀的流動有某種聯繫。所以，以貴金屬為本位的票子會有其它的問題。當然，這一派經濟學家也在不斷修訂他們的認識，比如提出以商品為本位的貨幣制度。像我們最近閱讀到的，最鮮明有這個主張的就是張五常，他認為人民幣要對一種商品的價格掛鉤，也就是說一個貨幣要有一個錨，不能讓貨幣變成無矛的飛彈，這個是理論上的探索。
當然，這兩個學派當中都會留下一些問題。我為什麼要在今天這個會上去扯到這兩個學術傳統呢？因為我們現在浮到台面的物價指數的上升背後絕不簡單，當然，剛才畢主任的分析代表了今天政府的官方的正式分析。我想我們應該對這種經濟現象允許有不同的分析，它可能不僅僅是由於石油或者生豬帶來的價格上漲，因為如果是一樣商品發生了價格上漲，只要貨幣總量沒有增加，那麼這個東西貴了其它東西就會顯著下跌。所以，當我們說物價指數，因為物價指數已經做了結構加全處理，很多研究這個領域的行家會懂，中國的物價指數這種設計和統計口徑就非常浪費事情，因為我們好多東西沒有記入指數，比較我們的房，房價是不進去的，進去的是房租的價格，而目前我們市場的房的出租大量是暗下操作，政府收集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收集到物價CPI裡頭的房和住的指數沒有完全反映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看到的物價指數，你把房放進來看可不是糧食今天漲才漲，我們的物價上漲早就開始了。
提出這樣的問題它還有一個大的麻煩，我們今天仔細看，我們的貨幣偏多不是因為中央政府像四十年代老蔣的政府一樣，為了打仗濫印票子，最後是一敗塗地，我訪問過季羨林先生，他說他當學生的時候很幸運，一個月七塊大洋生活得很好，等他當教授的時候就慘了，就是因為金元券的通貨膨脹，飛漲，工資一個月要分四次拿，拿到就要跑步去買米，跑慢和跑快的米價都不同。教授那個時候全部是寫管文章的，不寫書的，因為寫了文章就發表就領稿費就買米，寫書的全部完蛋。這就是當年教授們的生活對那個時代的記錄。我們今天沒有這個因素，80年的中國通貨膨脹，88年的中國通貨膨脹，93年的中國通貨膨脹，還都有這個因素。我們過去有一個詞叫"超經濟發行"，就是政府需要了就多發票子，這個因素是朱鎔基上臺以後，從政策、制度上解決了，不准中央政策再超經濟發行。那問題就來了，我們今天物價指數上漲，按照貨幣主義的分析一定是貨幣出了問題，那這個過多的貨幣哪來的？這個現象非常值得我們在座的研究。因為我們今天是大幅度開放的經濟。剛才包括深圳市長的講話，包括畢主任的介紹，全部背景情況，完全跟過去的經濟體不同，尤其是深圳市的介紹情況，他講四個圈，我當時在聽的時候就說幸虧那三個圈不到深圳的一半，因為那三個圈都跟深圳一樣大，中國的出口還要不得了
出口為什麼跟國內的貨幣形勢有關係？這是關鍵問題所在。這裡頭最重要一條，朱鎔基殺住了惡性的通貨膨脹，把人民幣和美元一挂，這在當年是挂得非常好的，因為這一挂就把中國自己體內的因素，想濫發票子加了一道保險槓。但是這個貨幣制度看來遇到了另外一個因素的影響，這是我自己的看法，也是我幾位同事的看法。因為我做實際調查做得比較多，你就看兩個三角洲，尤其是跑深圳看，中國在改革開放到九十年代中以後，出口部門的生產率的增長率是驚人的，就以剛才市長講到的華為，我也看過好幾年，早年中國是沒有會造交換機的，全部是進口，然後就仿製，然後自主開發，現在去市場上拿3G定單，成為世界上主要的電信設備供應商。這就是我們研究生產率和增長率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進步好快，我們不是說一個中國工人現在的生產率過於美國工人、德國工人、日本工人，還做不到，但是生產率的變動率、進步率高於它。昨天一個美國工人生產十個單位的東西，中國工人生產一個單位，今天美國工人生產了十一個單位，中國工人生產了2個單位。從增長率來說他是10%，我們是100%。這就是現實。這個現實就帶來了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掛鉤的匯率反映不了兩個國家或者多個國家相對生產率的變動，你本來生產率提高了，你的份額就增加了，你交換別人產品和服務的籌碼就增加了，但是掛鉤的匯率沒有反映這個現實。就是我們認識到的低估，低估的結果這是價格原理。只要這個產品服務質量在提高，價格又低估，國外的需求一定增加，這樣就形成了中國巨大的源源不斷的對國際市場的出口，形成了源源不斷的貿易順差，貿易順差進入中國，每一塊錢進中國的銀行全部要八塊多錢的人民幣付出去，人民幣不斷地付，就是我們這一波物價普遍上漲的基礎。
今年2月份一次報告，央行行長助理易剛講得非常清楚，實際上這兩年中央銀行根本就不是在發票子，這兩年中央銀行就是在收票子都收不完，當然這個話是形象的講，它不斷要對沖，把商業銀行已經發出去的票子收回來，收不乾淨的部分就會變成市場上的價格形勢。這裡頭也是有貨幣主義沒有研究清楚的問題，當貨幣總量過多的時候，它怎麼傳導呢？目前看來，我們當然相信裡頭有規律，我們試圖找到這個規律，但是現在看來是非常難找到，它受到很多供求彈性的影響，還受到很多偶發事件的影響。中國開始從通脹出來的時候開始就在生產領域、投資領域顯得過熱，這裡頭最有名的就是當年中央去調控鋼鐵、電解鋁、水泥，然後逐步調查到房地產，開始都認為是這些行業投資偏高、偏熱、太猛，但是管理了這幾個部門之外，這個巨大的量就會轉移，就在體內漫遊，然後房地產價格就起來，你就壓，房地產價格沒有壓出名堂，股市又直衝，這裡頭都有一些實質因素的好的消息導致了這些資產價格的上漲。比如股市的改革從原來是不全流通，變成把這個蔽障打通。它一定有別的因素在裡頭，我們是不是把它看作那塊從其它領域趕過來的購買力，貨幣量開始衝擊這個領域。在座各位如果仔細看資產市場，看非正規的，每一樣可以投資的東西價格都已經離譜，你看我們搞文物，明清畫，當代畫家，國際同行都看不清楚，畢加索的畫你可以炒，因為他所了，他的畫就這麼多了。中國現在的錢多到炒活的畫家，四十歲的畫家的作品可以幾千萬，這個東西是好大風險的，因為他如果價格一看好拚命畫，你怎麼辦，他可以畫五十年哪！但是錢多就不管，現在已經不光是炒當代的名畫，開始炒照片，攝影作品可以作為投資對象，如果我們對日常的經濟生活，深圳就有一個油畫村，你去看看價格，對研究經濟的人這是很好的教室、實驗室。
這個巨大的力量在今天的年初就開始衝擊中國的食品。中國連續四年大豐收，溫家寶總理這個班子對農業一直是抓得很緊的，減稅、補貼、服務，四年農業生產這麼好，食品價格為什麼上漲？所以，不要老到生產裡頭去找物價上漲的原因，這是我在北京工作那麼多年，我認為我們過去分析物價形勢經常會走到這條歧路上去，生產沒有問題，如果農民的預期變了，就今年秋糧來說話，每個農民減少、推遲給你賣糧，你看看這個糧食形勢，生產量擺在那裡，他不賣給你，他為什麼不賣給你？糧食就是農民的投資品，只要是三個月以後價格他期望更好，他幹嘛現在賣給你，農村蓋了這麼多房子，每個農民放幾袋糧食，你找都找不著，容易得很，價格一起，市場就會起很大的波浪。
所以，我今天想講我們要把貨幣、物價開放，但是這就涉及到匯率了，我們形成了見解包括經濟學界主流，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包括國際名流全部說人民幣不能升。相反的意見我到目前為止看到兩個，第一個是2003年9月，我的同事宋國青教授就做了一個系統報告，中國通貨緊縮之後未來前景怎麼樣，我們組織過小型的討論會，也向有關決策會提交過文本，但是看來沒有引起注意。這份報告講得非常清楚的，中國會面臨一個通脹的壓力，而通脹的根源就是因為匯率的誤差。我們不是光替美國人想，好像他在壓我們，問題是我們自己擺不擺得平，這個失衡了，因為鴉片戰爭以來受過很多欺負，所以在國際打交道的時候我們有時候還有很多情緒，你讓我升我就不升，年輕人都有些義氣，我們要從自己利益出發分析問題，大國就是先把自己問題想清楚，這方面美國是榜樣，他需要躺下就躺下，這麼大個國家，美元這麼疲軟，他才不管對你的影響呢，他就把自己擺平，因為個子大的傢伙自己站不住誰也幫不上，你幫誰誰就倒霉。中國應該把這個邏輯想清楚，我們人民幣匯率上來，出口部門會有壓力，但是我們做過第一線調查的會知道，我們的廠商叫是叫，做是做，他會叫，你升值了，因為政府在升值，但是他會調整，出口下來進口就上來了，內需就上來了，我不大同意現在說國內什麼內需投資太熱，我不同意，我不是短期不同意，我是長期不同意。你去世界各國走走，中國投資怎麼會熱，中國投資早著呢！美國從工業革命到現在用掉100億噸鋼，中國從86年到現在用掉30億噸鋼，中國人口是美國好的幾倍，中國得好好投，投個幾十年，問題是總需求怎麼辦。出口這麼大，出口不想調整它，只好壓國內投資，只好要國內消費，所以內需喊了多少年。
匯率問題的誤差，我所知道北京的學者一個宋國青，一個就是世界經濟研究所的余永定，其他人多數都是不同意見。沒有關係，經濟學上的是非不數人頭的，有可能多數人對，有可能少數人對，但是我認為都應該檢驗，如果預言的效果出來了，你去讀宋國清教授2002年的匯報。現在通脹起來了我們是不是可以重新檢驗我們當時的推斷？所以在這裡我們要對我們的經濟學學風發表一點批評意見，我們中國這麼大，轉型當中當然要政府的領導，政府的政策非常重要，但是我不認為因為今天局面這麼複雜，不能說政府任何動作我們學術界就說他做得不可能再好，我們僅僅就是喊好，我們僅僅就論證這個政策就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我認為這不是對國民經濟負責的態度。
所以，要講清楚不是今天政府機會主義亂髮票子導致的通貨膨脹，中國今天通貨膨脹講到底是好出來的。改革開放學習成本降低，整個國家各個階層的學習曲線上升，凝結到一點，就是生產率的提高率增加了。我們現在是認識、機制、體制適應不了這麼一個成就。現在的矛盾在我看來就這個矛盾。所以它跟我們93年以前的通脹情況不同。93年叫全力貸款，任何有點關係給銀行行長搞定，貸款就出來的，根本沒有中央銀行，根本就是濫發票子。朱鎔基把這個口子斷掉，貨幣供應量一但管住，當年官方報答的27%第二年降到10%，第三年降到2%以內。今天我們總體來說不是這個問題，當然我也不敢打包票商業銀行的每筆貸款都貸對了，但整體而言，是我們這麼一個強大的生產力的增長率，我們跟美國經濟、日本經濟、歐洲經濟發生了失衡，這個事情躲不過去的，我們15000億的美元儲備，現在講起來還是認為很大的成就，是成就，但是大家注意溫家寶總理這次在新加坡的講話，說他覺得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壓力，什麼道理呀？因為美元如果疲軟的話我們15000億的外匯資產，裡面相當的比例是美元資產，我們天天在損失。你想想看，這是中國人的財產，天天在那裡貶，人民幣就按現在慢慢升，美元資產就相對貶了4-5%，所以央行行長很策略，成思危委員長說要改思路，所以到紐約去宣布，說我們是最希望美元，是強勢美元的，這是為中國利益打算盤，問題是你讓他強勢他就強勢嗎？你看他的儲貸危機，美元的強勢不是說馬上強勢起來，我們這麼多資源放在國外，然後要承受貶值，我們國內投資要壓，房地產要壓，我們很多在校學生找工作都困難，這個東西明顯是加不起來的嘛，明顯是可以通過經濟理念的調整、政策的研究、運輸條件的研究，可以來改善的嘛。
所以，我今天講的這些東西，因為我通常也不是研究這個領域的，我引起對這個領域的注意，一個切入點就是制度成本。貨幣沒有他用，這是張五常強調得非常好的，就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我這兩年看到什麼呢？我看到由於匯率和貨幣機制不對頭，整個社會在市場經濟這條路上的制度成本又重新上升。典型的表現就是政府行政的管制措施出臺越來越密集，越來越多，調查組、審查組、辦案組，然後利用到衛星照片各種手段，然後各種各樣的審批條款，我們去掉一批又上來一批。我是80年到杜潤生先生那裡參加中國經濟調查研究，第一次是到看守所做經濟調查，因為看守所裡面關著鐵粉的老闆叫戴國芳，主要搞清楚為什麼要上那麼大一個項目，微觀上怎麼想的，怎麼跟宏觀形勢就衝突了。現在倒過來看，整體貨幣形勢的不穩會給很多市場當中的人在微觀上有可能帶來無妄之災，微觀上他那個項目我到今天也是這句話，我自己寫過文章，所以我也不怕媒體報導，我不認為他的微觀決策投資是錯的，2002年上那個鋼鐵項目一點錯都沒有，至於土地違規，把一個大項目分成幾個小項目報，這是另外一回事情。從經濟看，上這個項目就拿今天鋼鐵市場的價格看，戴國芳那個項目是可以投資回來的，最後差不多是家破人亡，人現在還關在看守所，既不判，也不說無罪，也不放，這就是我們轉型當中的現實。
雖然我們的《憲法》已經寫上要保護私人財產，國務院發了"36條"，但是有時候宏觀形勢不穩定的時候，我們的整個治國理念還是犧牲小的服從大局，我們還做不到保護每個人的合法利益才能保護所有人的合法利益，我們一時半會兒做不過去。所以我最近老跟企業家講，中國的企業家在轉型時期要有一點宏觀意識，我們雖然鼓勵你專業的在你的領域裡好好工作，可是如果你對大氣候變動失衡了，沒有敏感的話，它會影響很多公司的命運，影響很多員工的命運。話說回來，作為經濟學家，我們能夠對這個經濟增長、改革發展，剛才田國強講的大番話，我們唯一能做貢獻的不是靠我們的願望，是靠我們對知識的探索，這個知識的探索永遠是沒有止境的。貨幣主義的兩個傳統就像我所知道的一樣，到今天還留下很多重大的課題，如果放在開放的情況下，未來的貨幣制度、匯率制度怎麼定可以讓我們這個國家可以長期平穩的發展，我相信在座很多年輕人是應該至少一部分立志往這方面做點研究，因為現在貨幣現象公認是複雜的，你說QQ，QQ系統裡的Q幣，到底算M3還是算M4？你不要笑，這可能是大現象。
我們的貨幣已經不是前輩們研究過的貨幣了。所以，這個領域是一個開放的領域，我想我們關心當前的實際政策問題，有國務院、有政府各個部委、當前的政策，我們相信他們會很好的處理。但是作為學界應該積累相應的知識，對這個過程作出我們的貢獻。謝謝各位！
（本文系作者在中國經濟學年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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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周其仁的說法，我並不完全同意。比如，對於人民幣幣值問題，是不是應該加快、甚至一次性升值到位，有著太多的說辭與建議。迄今為止，我所看到的相關意見，都還是侷限於經濟學本身的範圍內。這恰恰是現如今中國經濟學家的軟肋。實際上，類似樊綱所謂人民幣快速升值，將會引發嚴重社會問題的說法，並不是空穴來風。而在根本上，至少從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從來不存在什麼單純的經濟問題，特別是到了現在，經濟體制改革先易後難的順序已經到了盡頭，無法從純經濟層面入手解決任何問題，本屆委府親政後，向舊制度回歸，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今天的消息說，衛生部部長陳竺表示，新醫改方案將於3月份公布。而對於這種醫改，坊間認為是向計畫經濟的倒退。顯然，這已經遠遠不是經濟學能夠解決的事情了。因此，類似通脹治理的經濟學視野，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越來越大的侷限性。周其仁及其贊同者們給出的藥方，就顯得有些脫離實際的泛泛而談意味了。
不過，我認為，他、以及宋國清，至少比高輝清們那樣的委府供養的文人（我在央視做經濟學家演播室訪談節目時，法國巴黎百富勤總經濟師陳興動在與我聊天時，將中國的經濟學家分作政策經濟學家、學院經濟學家和商業經濟學家，他自認為屬於後者）要來得客觀中立得多。
（我提及的這幾位，都能夠收到我每天一篇的如此文字；其中，有些則是參與過我的節目。如果說法有何冒犯，涵養則個。）
與委府御用文人們的粉飾太平不同，委府倒是將通貨膨脹及其可能造成的社會動盪當作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進入今年沒幾天，委府在對通脹出重拳方面毫不吝嗇。央行在剛剛進入今年，就上調了存款準備金率，試圖抑制每年開始之際信貸大干快上的情勢，使得經濟保持平穩，此舉被坊間譏笑為賊走關門；國家發改委採取了價格臨時干預措施，規定這能漲那不能漲，被官民對立背景下的民間指責為行政干預力度加大，使得2002年新一屆委府親權後所表現出來的類似頒行《行政許可法》等限制權力的進程嚴重受阻、並有倒退回1978年之前的體制的態勢。
王力雄認為，本屆委府在理論上的毫無創造性，使得其不得不藉助毛澤東的既成框架，來為自身提供合法性支撐。
而這也是現如今民間廣泛流傳與毛澤東有關的內容被默許的大背景。
國家發改委對價格採取臨時干預措施，更是引發了企業界的極大反彈。如果說，改革開放到了現在，企業連自身產品定價權都要被剝奪或者收回，那麼也就別談什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二者的結合本身就是驢唇不對馬嘴）了吧。
因此，當局不得不臊麼搭眼地出來進行表白。今天網上看到，新華網消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司司長曹長慶17日說，隨著國家發展生產，增加有效供應，臨時價格干預等一系列經濟、法律措施開始發揮作用，發展改革委"有決心、有信心"遏制價格過快上漲等價格違規行為。
這種官員的胡說八道，咱們聽得太多了不是？奶奶的，周邊物價已經失控，官員們還人模狗樣地歌舞昇平呢，號稱可以遏制價格違規行為。
牛皮吹得太大了吧。誰要是相信這個，那才是瞎了眼呢。別的不說，最新的消息是，國內房地產價格同比上漲10.5%，使得房地產市場價格出現拐點之說不攻自破，更是讓頻頻出現的各地房地產價格鬆動乃至下跌的報導成為滑稽內容，昭示著房地產開發商集體假摔的中國特色制度性騙局；而中國財政收入增長率超過30%，這怎麼著也應該與通脹挂其鉤來，換言之，高賦稅、高收費、高官厚祿、以及高腐敗，才是導致通脹的根本原因。老郎（咸平）不是說了嘛，咱們只要消費，就必定為腐敗支付不少於20%的成本。就這，發改委能夠遏制價格違規？啊呸！
這位腦滿腸肥的官員還信誓旦旦地說："對企業的正常提價，在合理的幅度內，我們是不干預的。非法的、不合理的漲價我們是不允許的。對於企業來講，只要自己約束自己行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對企業來說影響不是很大。如果是違反國家的規定，想趁機發財，這個是要受到制約的。"
他娘的，這叫什麼話？
首先，企業自己約束自己的行為，自覺承擔社會責任，這都是什麼狼心狗肺的說辭？眾所周知，在現如今中國的責權利結構當中，呈現出上行下效的尷尬模式。人家企業當然會說，讓企業自己約束自己的行為，自覺承擔社會責任，那好，你委府是怎麼做的？你是不是自己約束自己的行為了呢？你是不是自覺承擔了社會責任了呢？別的不說，至少企業比委府強在，企業還（不得不）依照政策法規行事，還有個被政策法規管束的界線，你委府有嗎？連委府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責任都推卸得一乾二淨，遑論什麼社會責任了。委府連自己分內的事都不做，卻讓企業自我約束自覺攬責，吃飽了撐的，沒事兒吧？
其次，聽起來，這似乎是給企業提價鬆綁，好像在告誡躁動不安的企業主們，"聽我的，沒錯的"。但是，其中的狼子野心在於，委府從來都沒有將企業主看作是自己的同盟軍，而是被整治修理的對象。換言之，現在的問題，並不是什麼貧富差距，而是官民對立。越來越多的現實情況表明，委府對富人也實施搶劫。從上海周正毅案件判決時，周正毅怒目圓睜地在案件上寫的那兩個血淋淋的大字"報復"上，我們就可以體會到中國富人不過是當權者手中的玩偶而已。因此，企業主被繩之以法，那是太稀鬆平常的勾當了。
再說了，翻翻中國的法律，哪條上有過企業"正常提價"、以及"合理幅度"的規定？什麼叫做正常提價？什麼叫做合理幅度？正常與不正常的界線在哪裡？合理與不合理的門檻在何方？
全都是語焉不詳吧。
按理說，對於民間而言，法無禁止就是可行；對於政府（在中國是委府）來說，法無規定就是禁止。可是，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變成了對民間來說，法無規定就是禁止，甚至法有（可行）規定也是禁止（比如公民四權）；而對委府而言，法無禁止就是可行（比如企業提價是不是正常、幅度是不是合理的裁定），以及法有禁止也是可行（比如剝奪公民四權、苛捐雜稅、等等）。
治理通貨膨脹，應該是個看上去不錯的傢伙吧？但是，在現如今無官不貪的情況下，連這也變成了委府搜刮民脂民膏的舉措了。具體而論，既然法律沒有規定什麼是企業提價的正常和幅度合理，那麼就完全取決於委府行政執法過程中的見風使舵了，換言之，委府給自己設定了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套用那個老生常談是怎麼說來著？說你正常你就正常，不正常也正常，說你不正常你就不正常，正常也不正常。同理，提價在合理幅度也可以以此類推。
於是乎，治理通脹也就變成了又一次的洗劫國民財富。
對此，咱們除了對現如今貪官污吏們將所有改革都淪為委府作為強勢利益集團對由於強取豪奪而致使越來越多的人貧困化而變成弱勢群體的幾乎全體國民的新一輪的劫掠在制度設計與供給方面的豐富想像力和異想天開的本事嘆為觀止之外，還能夠做什麼呢？恐怕只有忍氣吞聲老老實實掏腰包的份兒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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