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中國近代史教科書，第一章總是清朝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卻總缺乏鴉片在中國傳播史的必要介紹。所謂義憤不能代替科學，僅僅譴責鴉片流毒，很難清楚說明鴉片怎會成為加劇滿清腐敗過程的毒品。
著成於明萬曆六年（1578）的《本草綱目》穀類藥物部分："李時珍曰：阿芙蓉，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雲是罌粟花之津液也。"其實，作為鎮痛藥，早在唐文宗開成（836-840）年間，鴉片（又譯阿片），便在藥舖有售。但曾任宮廷太醫的李時珍，顯然不知罌粟花原產西亞，由它的嫩果汁液凝結的阿芙蓉，大約通過拜佔庭與唐朝的貿易，傳入中國。不過，他說"近方有用者"，至少有一個病例，即他去世（1593）時已胖得難以動彈的萬曆皇帝，可能患痛風而服鴉片丸成癮。
可是，將鴉片混合菸草裝入煙袋吸食，即俗稱抽鴉片煙，應在美洲印第安人用菸斗吸菸草的習俗被西班牙人傳到遠東之後。據魏菲德說，這樣的吸毒方式，是1620年（明泰昌元年）臺灣人發明的。（見《劍橋中國晚清史》中譯本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183.）
美洲菸草於明中葉傳入中國，很快吸食成風，以致嘉靖、萬曆間王世貞嘆道："三尺童子無不吸菸矣！"然而很奇怪，儘管臺灣人多閩粵移民，儘管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已征服臺灣鄭氏政權並解除海禁，吸鴉片煙的風氣卻似乎在大陸傳播很慢。直到八年後的清雍正七年（1729），滿清三世皇帝才下詔禁鴉片入口，說明這時鴉片已由藥材變成毒品。
作為毒品的鴉片煙在中國蔓延，說來也是滿洲統治者釀成的問題。原來，康熙、雍正父子，都曾禁菸草，並非關心臣民健康，而是因為種菸草與種糧食爭地，非但妨礙稅收，還可能因為菸草種植區缺糧而發生民變。效應呢？自晚明至清初近二百年，藉名貴菸草煙具爭奇炫富的東南紳商紈絝子弟，忽然發現臺灣發明的鴉片煙吸食法，更新奇，更刺激，又是合法進口的"洋藥"，怎不競相學樣而追求煙膏煙具品質？
早就苦於用白銀換取中國絲綢、陶瓷、茶葉等精良產品的歐美商人，發現中國出現日益增長的毒品市場，怎不抓住商機？馬克思的《鴉片貿易史》（1858年發表），曾追究英國東印度公司頭目，如何與從土耳其販運鴉片來華的葡萄牙商人爭奪這個市場，強迫印度孟加拉邦農民改種鴉片，力求壟斷對華鴉片走私貿易。清嘉慶元年（1796），自封太上皇的乾隆帝再度宣布取締鴉片進口，反而更刺激內外官商勾結的鴉片走私。尤其是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被取消對華貿易壟斷權，鴉片走私轉入私人企業手中，美國等毒品販子也更賣力競爭。結果不過三年，走私入華的鴉片就增加十倍。
前已指出，中國是貧銀國。但自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開始實行以銀為主的復本位幣制，商品流通和國庫收入所需白銀，主要來自農工產品出口貿易吸納的域外白銀。全漢升對此有過詳盡研究，曾指出從明隆慶五年到清道光六年（1571-1821）那兩個半世紀，單是經過西班牙人輸出的美洲白銀約四億西元，便至少有一半流入中國，以致明末有一名西班牙海軍軍官驚嘆："中國皇帝能夠用來自秘魯的銀條來建築一座宮殿！"（詳參全著《明清經濟史研究》，臺北聯經，1987.）
正是越來越猖獗的鴉片走私貿易，導致支持滿清帝國富甲天下的白銀，由內流變成外流。清道光十八年（1838），鴻臚寺卿黃爵滋請禁食鴉片的奏章，是打動鄙吝的道光帝傾向禁菸的由頭，不妨再引一次："蓋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紈絝子弟習為浮靡，嗣後上自官府搢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粵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據清末王之春《國朝柔遠記》卷八略引。）據記載，道光三年（1823）以前，滿清出口盈餘仍有銀二千六百萬兩左右，至此卻反而外流至少四千萬兩，換來的是"槁人形骸、蠱人心志、喪人身家"的鴉片。當然，銀貴錢賤，不加賦而稅增，不漲價而貨昂，民窮財盡，比起老百姓造反還是最好的前景。
不消說，黃爵滋的這道奏章，數落鴉片危害的層面，漏掉了皇親國戚、八旗子弟、宮女太監，而此類正是揮霍國帑的煙鬼主體。他們率先造成的貪污腐化，怎樣掏空了滿清的府庫，不是更值得追究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