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殺人不再是罪惡,當悼念需要理由
"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捂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而真理在心中/傷痛在胸口/還要忍耐多久?/還要沉默多久?"
"六四"十九週年的紀念活動在 "歷史的傷口"的歌聲中結束, 人群漸漸散去.
要不是因為我想在那十九支大蠟燭旁再呆一會兒，要不是因為我擦眼淚的時候回了一下頭，我就不會看到T一個人在那裡淚流滿面、孤孤單單.
我們就那樣默默地站在燭光晚會的兩個角落。跟那些最近在天安門廣場振臂高呼"中國加油"的後89一代相比，我們在1989年就學會了用沉默來表達悲傷。當長安街頭槍聲不斷，當天安門廣場坦克轟隆的時候，我們的悲傷只能是沉默。
我連過去安慰他一下的勇氣都沒有。十九年來，他一直希望找到那個六三晚上死在他懷裡的孩子的父母。那個被他送到兒童醫院後死去的孩子的屍體, 因為沒有家長認領, 最終被政府收走統一處理了。他曾經在一個採訪裡告訴我，本來他想給那個孩子辦後事的。"當時真的在那裡我就哀求醫生說：'這個孩子是我送的，如果找不到家人的話，我替他辦後事。" 那時候城裡都在捉人，醫生知道他是學生，勸他不要再管這件事。"我去求那些醫生，他們卻反過來勸我，我們就一起在那兒哭。" "我到現在真的可以清清楚楚的記得他的相貌。我心裡面一直有一個願望，將來有一天，不管用什麼方式，不管要等到什麼時候，只要我還在世的話，有一天能把他的家人找出來。我要告訴他們他是在哪裡死的，他死的時候我在他旁邊。"
我不知道這位孩子的母親是如何走過這十九年的。在地震後的幾週裡，我們看到那些"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孩子們的父母是如何地絕望；我們讀到那位一定要把 孩子的屍體背回家的父親時是何等心酸。可是，那些在1989年失去孩子的父母們，連公開"尋屍"的機會都沒有, 連公開悼念表達傷痛的機會都沒有。多少孤兒寡母，因為恐懼，十九年來，忍辱偷生。
蠟燭在漸漸地熄滅。L帶著年幼的女兒準備離去。大概因為 L說過今天是為一些哥哥姐姐而來，小女孩整個晚上一遍又一遍地問："媽媽，哥哥姐姐在哪裡？哥哥姐姐在哪裡？"小女孩不知道，十九年前，在歷史博物館前，一個少年曾經伏在她媽媽的肩膀上不停地哭叫："哥哥！哥哥！" 這位要給被軍人打死了的哥哥報仇的少年，後來也倒在血泊裡，由一名工人抱著從L眼前經過。
我想,對於我,T和L這樣的人來說,我們的身體裡面有一個鐘,每年進入四月十五號,我們就會被一種情緒籠罩，越接近六月，這種情緒越強烈。我們需要跟有同樣的"鐘"的朋友們一同悼念排解悲傷.六四屠殺後，全國處於白色恐怖當中，我和家人朋友尚且關起門點燃蠟燭哀悼死難者，我從來沒有想過：十九年後，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裏悼念手無寸鐵的被殺害的平民百姓還需要理由。
可是,今年的紀念活動,從主辦單位開記者招待會開始,就被問到地震後舉辦六四紀念活動是否合適。從籌辦到活動的整個過程當中,主辦方在不同場合要不斷解釋 有沒有給地震災民捐款,捐了多少; 解釋這次地震的傷亡不只是天災,還是人禍; 解釋19年前的反腐敗訴求與豆腐渣教學樓是有聯繫的;解釋我們反對的是中共政府而不是中國人民,解釋就算是二十年的所謂穩定也不應該以人命為代價。曾幾何時,國人不再把殺人看成罪惡, 而悼念死難者卻需要理由.
倘若人們真地需要一個悼念六四死難者的理由，我會列出L的89見證：
"我在廣場的救護站中醒過來。醫生和護理員知道我是香港的學生，雖然明知我並無大礙，仍堅持送我到醫院。我身邊躺著一個滿身鮮血的學生。他的脊背血肉模糊，身體已不能動彈，但仍不停地說："要堅持到底！要堅持到底！"第一輛救護車來到時，我沒有上，第二輛，我仍然掙紮著不肯上。一位女醫生握著我的手，哭著用英語跟我說："你一定要平安回到香港，讓全世界知道這裡發生的事，知道嗎！"
殺人滅口十九年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號前後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後來全世界都知道了，但大部分的國人卻不知道；世界各國的青年人都可以瞭解，唯獨中國的新一代不瞭解。要是說屠夫們在1989年殺了人，那麼他們在過去的十九年就在滅口；為了滅口接著殺人，然後再滅口。
為了滅口，他們不讓中國人民大學的死難者吳國峰的父母把兒子的遺體運回四川老家，他們把他右胸、肩膀、肋骨和手臂都中槍，肚子被刺刀刺了七八公分長連腸子都拉出來的屍體強行火化；
為了滅口，他們強迫全民表態，把天安門廣場變成秘密警察廣場；
為了滅口，他們非法沒收國際社會給天安門難屬的人道援助匯款，死難者王建平的雙胞胎女兒到了十五歲才因為奶奶收到的人道捐款而第一次在家裡看上電視；
為了滅口，他們長期監聽、監視、迫害要求給受難者討回公道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母親們在悲傷恐懼與憤怒中度過餘生；
為了滅口，他們軟禁前總理趙紫陽，逼死導報編輯欽本立，監禁為共產黨坐過國民黨大牢的王若望，中傷支持民主理念的方勵之，拒絕屠城見證人漢學家林培瑞入境；
為了滅口，他們把劊子手封為"共和國衛士"，把"愛國主義教育"變成愛黨主義教育，把反右文革六四的真相一筆勾銷；
十九年的殺人滅口與紅色洗腦之後，他們不再需要像對付喻華峰程中益李大同那樣去對付敢言的長平 -"愛國"憤青自然會群起而攻之；
十九年的殺人滅口與紅色洗腦之後，他們不再需要動用機槍坦克去鎮壓學生抗議，因為抗議者只反日反美反CNN，但不反共不反中央電視臺不反人民日報；
十九年的殺人滅口與紅色洗腦之後，"愛國者"學會了什麼時候需要揮紅旗的熱血，什麼時候需要視而不見的沉默。他們滿腔熱血地去砸"家樂福"，去監督批評別人的地震捐款數目，但卻漠視山西黑磚窯裡的奴工，漠視河南愛滋病村裡農家的新墳舊墓，漠視來自涼山的幼奴；漠視因 "讓領導先走" 而葬身火海的孩子們，漠視在絕望中老去死去的天安門母親。
與殺人滅口和紅色洗腦不"和諧"的異議聲音和民間的維權力量最後都要面對象對胡佳式的軟禁綁架；對李方平式的毒打；對艾曉明式的威脅；對廖亦武式的剝奪出國權利；或者乾脆像陳光誠、郭飛雄那樣變成監牢裡的犯人代號。沒有人會在乎他們是為了太石村那些土地被強搶的村民討公道；為了臨沂縣那些沒有結婚被迫作絕育手術的婦女討公道；為了那些因為貧窮而賣血不幸感染愛滋病的農民討公道；為了那些冤死的地主和上訪人士討公道。所有發出正義之聲的個人在紅色恐怖中全部被列為"賣國賊"，"漢奸"，全國得以誅之。
可是，一個連不同聲音都不能容忍的社會何來"大國"？一個連天安門難屬這些孤苦伶仃的母親妻子孩子都不放過的政權如何"崛起"？在一個公民沒有知情權、媒體不得不說謊、自由言論被懲罰的社會裏，民意從何談起，公民力量如何建立？一個靠有形的白色恐怖暴力與無形的紅色恐怖謊言維繫的新極權統治，何來大國崛起？
在我看來，因為替六四遺孤募集助學基金而被原機遣返美國的陶業與美國海關人員的對話是大國崛起的最大諷刺：
"進關時，海關人員問我，你在境外逗留了多長時間，我說兩個多小時，中國海關不讓我入境。你都幹什麼了？我說什麼都沒干。你一定干了什麼事，他們不高興了。我問他聽說過1989年在北京發生的事嗎？那當然。我告訴他，我和朋友們在幫助六四孤兒完成中學和大學教育。那是大好事啊，真不可思議。你是回去看望家人的嗎？是的，我的母親，她86歲了。她不能見到你，一定很悲傷。是的，我也很悲傷。現在你回家了。是的，這是我唯一可回的家了。 16日晚9點半，我，一個被譽為"不受歡迎的人"，回到了美國我唯一可回的家中。我心中並沒有將要客死他鄉的悲哀，但是，心裏抹不去對年邁的母親和姑媽們殷切的思念，以及無法為她們安排晚年的遺憾。"
作為80年代的留美學人, 陶業與他的同道們十多年如一日義務投入對"六四"受難者家屬的人道救援，幫助了五十多位"六四"死難者的遺孤完成學業。政府十九年前開槍，不但沒有對死難者家屬有任何撫恤賠償，還拒絕讓像陶業這樣的冒險幫助老無所依幼無所靠的天安門難屬的義工們入境。為了幫助的天安門母親，陶業被剝奪了回家見自己八十多歲的母親的權利。一個政權殺了人連受害者的母親妻子孩子都不放過，這是什麼樣的大國崛起？
贏了一天，輸了十九年
殺人者，總是心虛，就算掌握了所有國家機器的殺人者也不例外。縱然五星紅旗在全世界的"愛國者"手裡飛揚，縱然迎"聖火"的吶喊響遍全球，他們依然需要 "金盾工程"，需要網路警察，需要跟蹤騷擾異議人士。就算他們把所有的陶業都趕走了，把所有"天安門母親"網站都封了，把所有的胡佳都判了，把所有的《冰點》都查了，他們照樣掩飾不住自己的心虛。每年六四,當我看到當權者的如臨大敵，看到他們對流亡者的中傷, 看到網特們顛倒黑白地為屠夫們立牌坊;而同時又看到全世界紀念六四的點點燭光，看到像我這麼一個貪生怕死的柔弱女子都要扛六四這個課題，我就覺得：共產黨贏了一天，輸了十九年；哪怕他們把這十九年的紅白恐怖當成是贏了，他們最終也會輸掉歷史，輸掉歷史的最終公義。
今天晚上，香港維園的幾個足球場又將燃起點點燭光，為天堂的亡魂點燈。那點點星星之火，將會在歷史的長河裡燎原。願我們在每年的今天，都在內心點燃良知的燭光。
謹以此文遙祭死難者，並向所有拒絕遺忘的朋友致意。
2008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