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奧馬搞不好，曾蔭權下臺"，對曾蔭權本人，增加了政治壓力。因為諷刺的是：奧馬這件"面子工程"，是前朝董建華撿回來的，曾蔭權不幸繼承了這個地雷。奧馬在香港，早已實行"高官問責制"，由唐英年領銜督師，愛國商家霍震霆、馬術專員林煥光，還有民政事務局局長，有一套制度執行監督。
中國現在忽然揪住曾蔭權個人來問責，不但間接否定了"高官問責制"，而且只要下面的大小主管，暗中松幾口螺絲，關鍵處故意疏忽，以香港特區政府連記者區的一塊假天花板倒塌也嚇破膽的脆弱心防，馬上可以陷曾蔭權於不義。
這等中國式政治的小動作，在中國官場打滾慣了的政治動物，敵對陣營或閉目養神，暗中破壞，或辦事故意矯枉過正，激發民間謗議，令最高領袖灰頭土臉，一定優於為之，曾蔭權的處境，到了其人"從政"以來最危機四伏的凶險時刻。
因為親中元老開出了條件：任何會損害中國或中國人顏面的事，都將構成"搞不好奧馬"的罪責，此一標準，相當抽象，不一定是疏於保安，恐怖份子襲擊，奧馬辦得冷冷清清，或一匹馬突失前蹄，運動員墮馬受傷，醫院失救，遭到國際傳媒訕笑或抨擊，以中國人極為激動脆弱的民族情緒，"奧馬面子無小事"，輿論起鬨，網民追擊，都可以升格為令十三億人民丟臉的大罪。
即使奧馬過後，由於國際油價急升、美元貶值、大陸和香港股市過熱、國際農產品價格飛漲引致的香港高通脹，曾蔭權本人也必須負責。更要命的是，九月立法會選舉前後，連曾蔭權視同己出的親中政黨和候選人，為了選票，也絕不會對曾蔭權先生捍護痛惜，發動反通脹、高燃油稅的大遊行，掀起對"母語學"的聲討，親中保皇勢力翻臉不認人，立心要踩曾蔭權的身軀上位，這就是為一個帶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當代理人而付出的人格代價。
在如此凶險的形勢下，曾蔭權政府為求一洗頹風，只能訴諸民間的同情支持。然而捐贈四川撥款一百億，卻激起民憤；新聞記者被逐，卻又一字不敢評論，"三權互相支持諒解"之說，引起司法界巨大質疑，特區政府也不敢澄清重申香港的核心價值。凡此種種，對曾蔭權未來四年的施政意志，都是極大的破壞，令人狐疑，曾蔭權及其政治化妝班子，比起兩年前虎虎生威的姿態，為何像突然廢了全身武功？
這種表現，即使不是"董建華症候"，也類似今日英國的"白高敦綜合症"──白高敦上臺之初，遇到倫敦"七七"恐襲，表現也勇猛果斷，但兩年以來，因為以財相的部門心智，無法統攝首相職責的政治大局，聲望大跌：增加汽車稅、內政部遺失公民電子資料，在北海道八國會，又提出空泛遠大的環保"目標"。
在白高敦積弱的時候，連俄國也來佔便宜，直欺上門，指摘英國收容異見分子，掀起間諜風暴，白高敦六神無主，民意壓力之下，被迫取消十便士的燃油稅政策。
弱政的形象一旦形成，即難扭轉，白高敦在北海道的八國會參加晚宴，八道菜從魚子醬到飯後餅一條龍，一面卻譴責全球浪費糧食，也成為公眾嘲笑的話題。白高敦的悲劇，說明在這個資訊高科技時代，任何政治領袖都可以是被高價沽售的股票，選民沒有耐性與高民望的政治家談戀愛。
曾蔭權比白高敦不幸之處，是白高敦的頭上沒有一個神明一樣的"阿爺"，周圍也沒有一群隨時詮釋神諭的祭司；比白高敦幸運之處，是英國的選民見慣三百年民主的世面，思想成熟，要求極高，不如香港人之容易討好擺佈；白高敦也沒有豐富的外儲備可以"開倉派米"。
曾蔭權大有選擇，只須學澳門特首的一點點江湖氣派，派錢、派錢、再派錢，把"為普選培養政治人才"的空話，包括再委任什麼副局長、政治助理之類自尋煩惱的舉動永久擱置，然後提出"港深大合併"、"珠三角大融合"之類的學術藍圖，交學者慢慢"論證"，穩住中共政府的焦慮情緒，再動用政治化妝師，向香港人講上一千次：香港的通脹，受國際油價和糧食影響，也受中國大陸的經濟股市牽制，香港沒有實業，董建華的"知識經濟轉型"又沒有完成，這一切都不是特區政府的責任。
香港人很容易洗腦，然後把"郵輪碼頭"和"西九文娛中心"這兩大"玫瑰園工程"不斷渲染，其他任何重大事項，包括勢必自找麻煩的種族歧視條例，一樣也不做，在無為之中，混過一兩年，再任由下屆特首的熱門候選人四出篡奪議題、騎劫施政，在未來的權力內鬥之中坐穩釣魚船，實現提早半歸隱，四年之後，香港往何處去，是晴空萬里，還是洪水滔天，一概不管，如果能避免為一個畸形的制度陪葬，大前提是，先寫好一封辭職信，妥善收藏，就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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