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數千家港台企業破產撤離以及隨後更大的撤資潮，中國政府強自鎮定地宣稱這是調整產業結構、重新進行布局的結果，彷彿胸中已有應對之策，這話可謂半真半假。
何謂「半真」？因為近年來中國製造引起國際間貿易磨擦加劇，北京確實想通過提高稅收、調整產業布局將勞動密集型企業�擠�出去，同時再引進一些具有品牌、技術、資源優勢的外資。這類策略以前曾獲成功，如２０００年與２００５年中國發生的兩次外商撤資浪潮，都與中國政府調整產業政策有關。當時，中國政府對本國能源企業實行政策傾斜，最後迫使美國電力、賽德能源和西門子等國際電力巨頭黯然撤離中國市場。
但要說中國政府對目前的經濟困局有應對之策，卻是假話。因為當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破產撤離之際，中國政府預期的技術密集型的高端企業卻並未形成氣候。何以會出現這種「麻桿打狼兩頭空」的局面？這與近幾年中國調整外資政策以及外資對中國市場的評估有關。
中國希望引進高素質外企，所圖的是這類外企的資源、技術和品牌，因為這是中國企業缺少的幾大要素；而跨國企業在中國所圖的則是巨大的消費市場和銷售渠道。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與跨國企業缺少利益契合點。
中國方並無�雙贏�概念。從２００５年開始，中國一些經濟精英成功地利用了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影響了政府的外資政策。２００６年８月，中國商務部、國資委等６部委聯合發布《關於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的規定》，限制外資收購「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企業，在核電設備製造、發電設備、輸變電設備、造船、齒輪、石化通用設備製造和鋼鐵領域等７大重點製造行業中，限制外資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此規定一出，幾起籌劃多年的外資併購，如美國凱雷收購徐工，德國舍弗勒收購洛陽軸承集團，都因被指有害�國家經濟安全�而告擱淺。
與這條政策同時制定的還有今年開始實施的「兩稅合一」政策。提高稅率加大外資成本之舉已顯「成效」，大量港台資本撤資就是明證。但限制外資並購的規定卻有礙於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因為中國希望產業結構升級，但缺乏相應的技術實力，依靠本國企業的技術開發和生疏的國際市場營銷手段，根本不可能實現產業結構轉型。
外資想要中國的市場，但還得考慮在華投資必須付出的企業監管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費用與損失）和外部成本（比如知識產權的保護，商業信用等）。這兩類問題與政府行為密切相關。監管成本過高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所造成，外企為獲准一些業務需要不斷遊說政府，這種遊說耗費大量金錢與人力，加大了商務成本；更兼稅收與其它許多雜費的徵收永遠處於不透明狀態，讓企業無所適從。而所謂�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識產權一項來說明，美國近年來在知識產權方面與中國發生許多糾紛，花費極大力氣打官司，但即使如此，也無法解決中國企業持續不斷的侵權問題。德、法在華企業都遇到過被中方合作者偷竊技術另起爐灶之事。這也是外企為什麼一定要通過並購形式進入中國的原因，因為併購是消除競爭對手並接管市場的便捷形式，還可以降低監管成本與外部成本。
基於以上原因，中國不再被跨國公司視為「投資福地」。目前，中國面臨的困境是：過去，大量出讓市場，卻並未換來核心技術；現在，不肯讓出市場，卻使具有品牌、技術與資源優勢的外資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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