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江青
張春橋
姚文元
王洪文
抓捕四人幫後華國鋒急派耿飈控制新聞媒體
就在剛剛拘捕了"四人幫"這千頭萬緒的時刻，葉劍英一邊和華國鋒安排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一邊徵得華國鋒的同意，急急派出兩位可靠的重要幹部執行特殊的任務──馬上控制中國的新聞傳媒。
那時，中國的新聞傳媒緊緊地控制在姚文元的手中。在策劃粉碎"四人幫"的時候，華國鋒和葉劍英就已經考慮到這一著棋──派誰從姚文元手中奪取輿論工具。
葉劍英向華國鋒推薦了耿飈、遲浩田、秦基偉。
1984年6月，耿飈曾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志談及1976年10月5日華國鋒約見他的情形：
抓"四人幫"的時候，要我出來，是葉帥推薦的，華國鋒也贊成。我和華並不熟悉，當時葉帥和華都在懷仁堂辦公，那是頭一天的下午兩點鐘，華國鋒把我找去(他那時住在現在西哈努克住的地方)。我到那裡後就談起來了，提到"四人幫"的事情，當時我已經估計到了，我已知道了一點情況，知道他們要把"四人幫"弄掉。我就說："你分配給我什麼任務，我都干。"華國鋒笑了笑說："看，我還沒有跟你說哩，還沒有給你分配任務麼，你知道我要你幹什麼？"我說："我已經有所察覺了，我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華國鋒說："那好吧，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講了，這幾天你在家裡不要離開，經常和我保持電話聯繫，有事我會給你打電話，我就直接打到你家裡。我的秘書或別人給你打電話，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親自打電話，你聽出是我的聲音，你才講話。我的聲音你能聽出來嗎？"結果，第二天下午(引者註：應為晚上)，華就打電話來了，要我馬上到懷仁堂去......
10月6日晚，在抓了"四人幫"之後，華國鋒便給耿飈打了電話，命令他火速趕往中南海懷仁堂。
毛澤東說過這樣一段名言：
要推翻一個政權，必須先抓上層建築，先抓意識形態，做好輿論準備，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顯然，葉劍英和華國鋒也深知這一點。所以，他們剛剛抓了"四人幫"，首先想到的是"抓意識形態，做好輿論準備"。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以其快捷的傳播速度，在電視還很不普遍的年月，顯得非常重要。《人民日報》則是中共中央機關報，是中國輿論界的"帶頭羊"，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當時，不論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還是《人民日報》，都在"輿論總管"姚文元的嚴密管轄之下。在這些重要的新聞傳媒，姚文元都安插了自己的羽翼。儘管姚文元已經被捕，但是，拘捕"四人幫"的消息一旦被姚文元的那些羽翼獲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廣播，只消幾分鐘，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了。
須知，當時僅僅拘捕了"四人幫"以及毛遠新，"四人幫"還有眾多的幫派骨幹在各地，還在各個部門。尤其是上海，是"四人幫"的基地，那裡的"四人幫"幫派骨幹，正在摩拳擦掌、調兵遣將，要求"江青同志擔任中國共產黨主席"......
葉劍英最初的打算是嚴密封鎖拘捕"四人幫"的消息，先保密兩個月，不讓外界知道。先保密兩個月，顯然是為了爭取時間，逐步解決各地、各部門的"四人幫"的幫派骨幹。
葉劍英說，這是按照"林彪跑時的辦法辦"。所謂"林彪跑時"是指1971年9月13日林彪突然逃跑，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毛澤東當時封鎖了消息，實行嚴格保密。葉劍英這時打算採用毛澤東當年的辦法。
葉劍英選擇了他最信得過的將軍去完成這兩項重大使命──奪取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人民日報》的領導權。
耿飈這人，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一文中，毛澤東這麼提到他：
我華北楊羅耿兵團以九個師包圍三十五軍三個師，是絕對優勢。
毛澤東所說的"楊羅耿兵團"，也就是楊得志、羅瑞卿、耿飈所領導的兵團。這個兵團是1947年7月在晉察冀新組建的野戰軍，司令員為楊得志，政治委員是羅瑞卿，而耿飈為參謀長。
楊得志曾這樣談及他的"老搭檔"耿飈：
我和耿飈同志相識多年了，我倆都是湖南醴陵人。長征到達哈達鋪，紅一團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一大隊，我任大隊長，他任參謀長。從此以後，在晉察冀野戰軍、在華北野戰軍二兵團、十九兵團，參加平津戰役、打太原、攻蘭州，進軍大西北到寧夏，直到抗美援朝出國作戰前期，我們一直在同一個單位，而且一直是我任司令員，他任參謀長。耿飈同志是一位出色的參謀長。他那過人的記憶力和大戰之中清醒的頭腦，是許多老同志所稱讚的。
耿飈在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此後他擔任過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師幹部教導隊隊長，第一軍團團參謀長、團長、師參謀長。在兩萬五千里長征時，耿飈是前衛部隊紅四團團長。在抗日戰爭中，他擔任八路軍129師385旅副旅長兼副政委和參謀長。1944年後，擔任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
耿飈和葉劍英結下深厚友誼，是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後：1946年1月，葉劍英作為"軍調處執行部"的中共代表前往北平，耿飈擔任中共方面交通處處長、副參謀長，與葉劍英共事。所以，耿飈成了葉劍英的部下。那時，耿飈隨代表團住在北京飯店，而葉劍英則住在東華門附近的翠明莊。精明的耿飈居然在葉劍英住處發現了國民黨特務埋在地毯下的竊聽器。葉劍英把國民黨代表約到翠明莊來，耿飈當場掀開地毯，挖出竊聽器，使國民黨代表十分尷尬......
在國共和談破裂之後，耿飈出任中共第19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耿飈是正兒八經的將軍，可是，後來耿飈卻奉命"改行"，去當外交官了。耿飈先後擔任了中國駐瑞典、巴基斯坦、緬甸大使，外交部副部長。
在"文革"中，耿飈被打入"牛棚"。
當中共九大即將召開時，外交部的中共黨員們選耿飈為九大代表，可是外交部卻有人藉口耿飈尚在"牛棚"，還在接受"審查"，把耿飈的名字從代表名單中劃掉。此事被周恩來獲知，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同意把耿飈列入中共九大代表名單。這下，耿飈也就結束了"牛棚"生活。
於是，在1969年5月，耿飈被任命為駐阿爾巴尼亞大使。
1971年1月，耿飈因病回國休養。病癒後，經周恩來提議，任命耿飈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耿飈為人正直，上任不久便得罪了江青。
本來，江青跟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沒有什麼工作聯繫。一樁小事，使她領教了耿飈的脾氣：
江青此人，頗愛攝影，又愛出風頭。她想在《人民畫報》上開一個她的攝影專欄，不斷發表"峻嶺同志"的攝影作品。"峻嶺"，也就是江青的筆名。
《人民畫報》是以多種文字向世界發行的雜誌，屬於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又屬外文局領導，而外文局則歸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管轄。由於江青的地位特殊，《人民畫報》打了報告向外文出版社請示，外文出版社把報告轉到外文局，外文局上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也就到了耿飈手中。耿飈認為，《人民畫報》無此先例，江青企圖憑藉她特殊的政治地位破例，不行！
消息飛快地傳進江青的耳朵。江青為此大大地生了耿飈的氣，以致有一回在春節團拜會上，江青逐一與參加團拜的領導人握手，等見到耿飈時卻一扭頭！站在耿飈旁邊的李先念發覺了這一"細節"，問起耿飈來，方知為了《人民畫報》的事，江青對耿飈竟一直耿耿於懷......
當然，《人民畫報》的事，只是小事一樁罷了。在江青看來，耿飈和外交界的姬鵬飛、黃鎮一樣，都是"周恩來的人馬"。所以，江青對他們很惱恨。
在粉碎"四人幫"的緊急時刻，葉劍英急調耿飈這位有著多年"文官"經歷的武將。
耿飈後來在1998年出版的《耿飈回憶錄》中這麼寫及：
(1976年10月)6日晚上8點來鐘，我家中的紅機子電話鈴響了，是華國鋒本人的聲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車，迅速趕到中南海懷仁堂。
一進中南海西門，我見到崗哨比平時增多了，有一種緊張的氣氛。走進懷仁堂，看見華國鋒、葉劍英同志正與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等在交談。
這時我才知道，華國鋒和葉劍英在徵得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同意後，已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幹實行隔離審查。
華國鋒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務："你和邱巍高(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去，要迅速控制住電臺和電視臺，不能出任何差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葉帥鄭重囑咐我："要防止發生混亂，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華國鋒同志問我："你要不要帶支手槍？"
"手槍不必帶了，"我說，"但是須有你的手令。"
他說："好！"當即提筆給當時的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寫了一道手令：
"鄧崗同志：為了加強對廣播、電視的領導，中央決定，派耿飈、邱巍高同志去，請你們接受他倆的領導，有事直接向他們請示。華國鋒。10月6日。"
"光我們兩個去還不行，"我說，"請你把守衛廣播事業局的警備一師的副師長找來，和我們一起去。"
出發前，華國鋒同志對我說："一切交給你去辦了。總的原則是可以採取處理林彪事件的辦法，內部已發生了變化，但外面不要讓人看出異常來。"
我、邱巍高和警備一師副師長王甫三個人到達廣播大樓時已將近晚上10點鐘了。
我們從警備部隊中挑選了20名戰士。
我帶著10名戰士直奔局長鄧崗的辦公室。
他看完華國鋒手令，好久不說話。
我見他在思索猶豫，就對他說："你如果想給姚文元打電話請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話中的含義，連忙說："沒必要了。"
我接著說："那好，請你把領導班子的人統統找到你辦公室，就說有事要商量。"
鄧崗召集來的廣播局核心小組成員有11位。在這個會議上，我把華國鋒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點40分，鄧崗又召集各部門領導的緊急會議，傳達了中央的指示。
接著，我給華國鋒同志打電話報告："已經控制住了，領導人都在我這裡，你放心。"
據邱巍高同志後來告訴我，他當時作了四項佈置：
第一是控制電臺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機房、制高點等，加強了崗哨和驗證；第二是保持電臺秩序的穩定，內緊外松，不要讓別人看出異常來；第三是保證所有進駐人員的安全；第四是對警備部隊進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廣播事業局內部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廣大幹部和群眾對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衷心擁護和非常高興的。個別人思想上比較緊張，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們奉命奪回在這個重要宣傳陣地的領導權，總的來說比較順利，取得了這場特殊戰鬥的重大勝利。
後來有的文章說耿飈帶了多少軍隊去佔領電臺，其實這是誤傳。
14日，黨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我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任務，隨後撤離了中央廣播大樓。
1984年6月，耿飈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採訪時，也回憶了1976年10月6日那個不平常的夜晚的不平常的經歷，其中有的細節是《耿飈回憶錄》中所沒有的：
我正在家等著，華國鋒果真來電話了，要我馬上到懷仁堂去。我知道開始行動了，放下電話就往懷仁堂趕。大概是9點左右到的。一看葉帥也在那裡。我問："解決了嗎？"葉帥點點頭："已經解決了。"我高興地說："太好了！"華國鋒走過來說："鬥爭剛開始，還不能太樂觀。"於是，他就讓我去佔領中央廣播電臺。葉帥伸手指著我，嚴肅地叮囑道："快去！一定要趕快控制直播室！"我望瞭望四周，問："人呢？我帶誰去呀？"華國鋒說："我這裡沒人，等一會兒衛戍區的邱巍高同志和你一塊去。怎麼接管，你倆想辦法。"說完，他又俯在桌上寫了張條子，遞給我說："你把這個交給鄧崗，就說這是中央的決定。"我接過紙條看了看，上面寫的大意是：鄧崗同志，為了加強廣播電臺的領導，現派耿飈同志前來負責電臺工作，你們要服從他的領導。最後是華國鋒的簽名。僅僅就這麼幾句話，向我交待完任務，華國鋒和葉帥就出去了。不一會兒，北京衛戍區副司令邱巍高來了。我把中央決定接管電臺的事簡單說了一遍。隨後我問："你帶武器沒有？"他說："沒有。"我說："不帶槍不行，你馬上找兩支手槍，咱倆一人一支。"他答應一聲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著兩支手槍回來。
我倆把槍挎在身上。邱巍高有些擔心地問："就咱們倆人行嗎？"我問："你下面有部隊沒有？"他說："衛戍區在電台大樓有一個營。"我又問："這個營屬於那個團？"他說："三團。"我說："你馬上把這個團的團長找來，讓他跟我們一塊行動。"於是，邱巍高又立刻打電話把一個姓王的團長找來了。我一看時間不早了，就帶著他們兩人乘一輛吉普車，直奔中央廣播電臺。在車上，我把考慮好的行動方案說了一下，他倆都同意。
近10點鐘，我們趕到了電台大樓。那個王團長先把警衛營的營、連、排幹部全部召集起來，下令聽從我指揮。我就說中央最近得到情報，有一夥特務要破壞電台大樓，我們要提高警惕，加強保衛。從現在起，沒有我簽發的通行證，誰也不許出入電台大樓。大夥一聽，情緒都很高。我挑選了20名戰士，10名由邱巍高帶著控制直播室，我帶著另外10名戰士直奔黨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鄧崗在值班，這個人我認識，在延安的時候曾一起在抗大學習過。
"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成"走資派"，我們又一塊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1975年四屆人大召開以後，由周總理提名他才出任廣播事業局局長。雖然他工作兢兢業業，謹慎小心，唯恐出一絲差錯，但姚文元對他仍很排斥，公開聲稱要"撤換"他。我走進辦公室來。鄧崗站起來吃驚地望著我。我就把華國鋒寫的那張紙條交給他。他仔細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著，似乎仍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我就說："派我來這裡主持工作是華總理和中央的決定，你要不相信，想打電話向姚文元請示也可以。但不許出去，電話就在這裡打。"他扭頭看了看守在門口的兩名衛兵，勉強笑笑說："我不打電話，沒有什麼要請示的，我服從中央的決定。"
我說："那好，那你就把電臺的黨委成員、各部室主任全部找來，先開個緊急會議。"鄧崗照我說的辦了。等把這些人都召集到會議室以後，我又在會議室門口放了兩名衛兵，任何人只許進不許出。我對他們別的沒有講什麼，只宣布說，我和各位一起在此辦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內，你們誰也不許離開這間屋子。吃飯、喝水，部隊的同志會給送來。你們都明白了？
這些人都忙不迭地連聲說："明白了！明白了！"
就這樣過了3天。一看情況還不行，我說，還要加兩天。一共關了5天。到第6天，我就允許一部分黨委委員回家了。臨走之前，我對他們說："這幾天這裡發生的事，你出去以後一個字也不准說，誰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來，什麼後果我不說你們也該懂得。"這些黨委委員都點頭表示："我們懂！我們懂！"
從10月6日晚上開始，我和電臺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這十幾天內，我鞋襪不脫，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個盹。
華國鋒和葉劍英是在和耿飈談話之後，這才乘上紅旗牌大轎車從中南海懷仁堂駛往玉泉山的。
耿飈只過了十幾天"鞋襪不脫"的生活，而葉劍英原定是"保密兩個月"。內中的原因便是本書一開頭就寫及的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韋德在1976年10月12日捅破了那層窗戶紙，於是全世界都知道"毛的遺孀被捕"，葉劍英再也無法保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