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當大部分中國媒體在歡慶京奧成功的時刻，一本發行量有50萬，名為《南方之窗》（Southern Window）的學術雙週刊卻獨樹一幟。在該雜誌8月11日發行的新刊封面上，既沒有刊登燈火輝煌的鳥巢的照片，也沒有任何51位奪金的中國運動員捧著金牌的照片。相反，登在封面的，是一幅一本司法教科書和一名教師舉著木教鞭，向一名商人和一名政府幹部說教的畫像。封面語是："法制從限制權力開始。"聽起來有點千篇一律？在中國，這幾乎是破天荒的。
在北京奧運會閉幕式上，前後兩代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和江澤民同在主席台上。（資料圖片）
時代週刊北京分社社長艾西門先生(Simon elegant)Simon Elegant從北京報導發回的報導"使命完成了，現在幹什麼"（Mission Accomplished. Now What?），該文章說，雖然，在這本新發行的雜誌中的文章，並沒有明確提出是針對中國共產黨的，但是，因為中共幾乎掌握著中國所有的權力，該雜誌刊文的意旨，顯然是在提倡削減中共無孔不入的權勢，給予中國老百姓一些自由的空間。
在中國，凡是涉及限制黨的許可權的話題，都是極其敏感的，而且，往往非常危險。因此，儘管全國各地仍然處在成功舉辦京奧的一片讚頌聲中，《南方之窗》敢於發表象《當行政權力阻礙司法時》和《給警察權力戴上拳擊套》，這類頭條文章的勇氣讓人欽佩。
《南方之窗》等於打響了，自閉幕式最後一束煙花升空的那一刻就開始的一場辯論的第一槍：現在中國應該何去何從？黨內的強硬派，是否會在目睹世界對他們在賽前大肆打壓異議的怯懦反應後，變得更加有恃無恐，繼續加強他們的獨裁統治呢？或者說，重現5月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努力所掀起的公益行動主義的精神呢？具有改革意識的黨幹部，例如這些贊同《南方之窗》這份特刊發行的官員們，能否在紓緩對司法和媒體等領域控制的努力中取得進展呢？
當然，並非所有中國人都在這一刻提出這些問題；很多人仍然沉醉在所有奧運金牌的耀眼和鳥巢煙花的余輝當中。儘管，京奧賽前發生了眾多爭議話題，從奧運火炬接力、3月間鎮壓西藏暴動的流血事件，到打擊西部偏遠省份分離主義份子的武裝力量，但是，整個北京奧運進行過程都十分平穩順當。現在奧運結束了，中國，在她動盪不安的近現代史上，又來到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許多學者和分析家說，中國社會已發展到了一個"維持社會現狀已經不再能夠成為一種選擇"的階段。
近年來，中國僅僅能夠勉強掩蓋住因為雜亂無章的經濟成長所造成的社會錯亂，雖然經濟成長給國家帶來奇蹟般的進步，但是，也給數百萬的人們帶來痛苦，他們在非人道環境下工作，或者遭受普遍的腐敗和官商勾結造成的迫害。雖然，很難進行準確的數據統計，但是，政府官員都承認，全國每天都發生大批所謂的"大規模群體事件"，也就是示威。這些心懷不滿的示威一爆發，往往演變成為暴力衝突，它們在京奧前被政府嚴格控制住了。但是現在，人們擔心這股不滿情緒遲早會沸騰。倡導政治改革的北京大學法律學教授賀衛方說："我們累積下一些非常嚴重的問題，包括像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問題，以及為了成功舉辦京奧而暫時強力掩蓋起來的社會問題與衝突。這些當地的問題是否會在京奧後立即爆發，我無法預測，但是，如果政府不採取措施解決好，那將是遲早的事。"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張文顯教授認為，適當超前的司法改革並不等於不符合中國國情，而恰恰能夠引領中國社會前進。（資料圖片）
艾西門先生的這篇報導寫道，過去，每到這種時刻，共產黨都會豁出去下大的賭注。為了生存，他們必須這麼做。當中國經濟因為文革弄得一團糟時，鄧小平拋棄了正統觀念，發起了全國的經濟改革。他的繼承人江澤民也下過一些大賭註：加入世貿組織，允許資本家入黨，以近乎莽撞的活力推動經濟開放。
到目前為止，現任主席胡錦濤在任期間，只辦了一件大事：成功舉辦奧運會。眼下，辦完了奧運，胡錦濤可能也沒有多少選擇了，只能下賭注放鬆共產黨對權力的控制。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面對國際目光的壓力，依然義無反顧地執行嚴酷鎮壓政策的北京強硬派相信，他們無須擔心激發反作用，可以繼續加強控制。但是，強硬派這種想法毫不現實，部分原因是要求改變的壓力並不完全來自弱小和邊緣群體，中國的都市中產階層也在要求政府給予更大的自由。他們越來越強烈的權利感是具有傳染性的。去年，廈門的數千名市民示威抗議在當地建造耗資數十億的化工廠，最終導致了該項目流產。他們的這個行為立刻在上海和成都帶出了模仿者，對當地類似的大型工業項目發動示威抗議。在紐約市的中國問題研究學者尼古拉斯－貝克林(Nicholas Bequelin)說："高壓鍋裡的壓力正在增加，而且，無處可泄。"貝克林相信，"黨內外都會有許多人呼籲進行某種程度的改革。"
悉尼科技大學的中國問題學家戴維－凱利(David Kelly)說，這些改革的第一步多半會從司法系統開始。凱利說："中國人民希望為他們所購買的和所居住的資產爭取權益。目前，他們無法通過法院得到這些權益。
而過去兩年裡，中國在通過司法系統解決勞工糾紛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大可以以此為例，規範其他如產權等問題的改革。凱利認為，共產黨也可以漸漸的允許擴展其他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有關的權益，例如，修改把民工視為二等公民的戶籍制度，讓這個農村來的打工者階層在新遷至的工作地，獲得正式居民權。凱利說，這些所謂的"公民權"並不像民主或者人權等問題那麼敏感，"它們也不像人權問題那樣是定性的，它們有商談的餘地。"
雖然，中國公民社會的演變在京奧期間擱淺了，但是，貝克林和其他人說，他們認為長期前景是光明的。貝克林說："這是一場中國人試圖把政府從自己背上推下來的鬥爭。這與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或者對他們政治體系的爭論完全無關。"他們要爭取的是獲取和交流信息的自由和更寬鬆的個人自由環境，他們要求獲得"中國人在一個市場經濟中生活所需要的一些基本道具。長遠來看，我不認為在這一方面的發展趨勢能被扭轉或者減緩。"
時代週刊的這篇報導最後指出，北京奧運已經顯示，在人權和民權社會等問題上，來自外部的壓力對北京並沒有多大影響。現在，世界將注視中國人民自己是否會承擔起這個重任，真正開始建造一個新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