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結束後，中華民族終於迎來了和平的曙光，人民期盼著能早日把中國建設一個民主繁榮的新國家，但沒想到一場延續三年的內戰竟又接踵而之。從那時起到今天，中共一直謊稱這場內戰是國民黨挑起的，但事實上挑起這場內戰的禍首不是國民黨，而恰恰是中共自己！
照理講，日本投降後，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戰勝國，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一個領導人民堅持了八年全面抗戰，並獲得了最終勝利的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其對敵受降的權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揮對敵受降的權力，亦同樣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正因為如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一宣布投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先生因立即考慮到中共勢將乘機謀亂，甚至乘機叛亂，故特別在他有關對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轄區敵軍，除接受（中國）政府指定之軍事長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繳械"，同時向全國各部隊發出了"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的命令。八月十一日，蔣介石委員長還就此項命令致電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稱："在今作戰地區境內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
然而，中共及其"養在深山、長在敵後"的百萬軍隊，卻將"對日受降"視作他們走出深山、席捲敵後、直至奪取全國政權的"非常歷史機遇"，抗戰一結束就如猛虎出山般地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同時，又因爭奪受降權而開始了它的"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八年來，他們寧願不抗日、假抗日、陰謀擴張直至陰謀賣國，亦就是在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夜，當延安意外獲悉日本投降和蘇俄對日宣戰的消息後，毛澤東在延安立即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對日本"實行廣泛進軍"的命令。這個自八年抗戰開始以來，由毛澤東對自己軍隊發出的第一個"抗日"命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的軍隊"擴大解放區和縮小淪陷區"。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時內，毛澤東向他的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發動二十萬大軍以奪取中原"。為此，毛澤東命令各地中共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強行"佔據及破壞全國各地交通要道"，"收繳日軍武裝"，並"將反抗的中國人當漢奸處分"，同時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擅自指定受降地點，命令日軍司令岡村寧次向中共軍隊投降"。
八月十一日，朱德在接到蔣介石關於由政府統一籌劃受降的命令後，竟公然回電反駁，稱蔣的命令是"完全錯誤"的，甚至威脅說："如果你不公開承認你犯的錯誤，並公開撤回你這個錯誤的命令，我便徹底反對你的命令。"其囂張氣焰可見一斑。與中共及他本人在抗戰初期對蔣的歌頌相比，實為天差地別。
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又在為新華社所寫的社論中顛倒黑白地說："我們要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解放軍抗日軍隊有在朱德總司令指揮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和軍事管理日本的權利。要不是這樣做，中國人民將認為是很不恰當的。"中共除於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強行對日受降以外，還曾對三萬拒絕向中共投降的日軍實行進攻、包圍和繳械，對日寇打了一場八年來從來沒有打過的"大戰和運動仗"，獲得了八年抗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抗日戰果"。同時，華北綏遠的集寧、清水二縣為政府軍受降不過五日，即被八月十二日自河北、山西一帶急行軍而來的三萬中共軍隊所攻陷。九月十一日，抗日名將馬佔山的東北挺進軍由綏遠進至察哈爾受降時，竟被中共軍隊圍殲三千餘人。十月十七日，中共又開始調動軍隊，對歸綏的傅作義部展開包圍......。
日本投降之際，中共開始"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的成果是驚人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即日本投降僅兩個星期，毛澤東就在他起草的對黨內通知中得意地和赤裸裸地說："日寇迅速投降，改變了整個形勢。蔣介石壟斷了受降權利，大城要道暫時（一個階段內）不能屬於我們。但是華北方面，我們還要力爭，凡能爭得者應用全力爭之。兩星期來，我軍收復五十九個城市和廣大鄉村，連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個，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華北方面，收復了威海衛、煙臺、龍口、益都、淄川、楊柳青、畢克齊、博愛、張家口、集寧、豐城等處，我軍威鎮華北，配合蘇軍和蒙古軍進抵長城之聲勢，造成了我黨的有利地位。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以期儘可能奪取平綏線、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晉路、道清路，切斷北寧、平漢、津浦、膠濟、隴海、滬寧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暫時也好。同時以必要力量，盡量廣佔鄉村和府城縣城小市鎮。例如新四軍佔領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間許多縣城和江淮許多縣城，山東佔領了整個膠東半島，晉綏佔領了平綏路南北許多城市，就造成了極好的形勢。再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對大部分，熱察兩個全省和遼寧一部。"
兩天以後，毛澤東就帶著這一"開始全面抗戰和立即發動內戰"的巨大成果，赴重慶談判"建設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去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的發動內戰的命令，卻沒有因為他的赴重慶談判而終止，甚至是變本而加厲。有統計顯示，從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兩個月間，包括毛澤東在重慶 "談判"的四十天，中共軍隊一共搶佔了三百座縣城。另一個統計顯示，從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十一日的一個月內，即至毛澤東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軍所佔據的城市已達二百座。在膠濟、津浦、隴海一帶，平綏、北寧、德石、平漢、道清各鐵路沿線，中共軍隊均控制了一些據點，以蓄意阻撓華北和華中的鐵路交通要道，並威脅自山海關到杭州灣的海岸線，自垣曲到武涉的黃河沿岸，以及蘇皖兩省的長江沿岸和運河線。
遵照毛澤東臨赴重慶談判前所發出的指示，為切斷鐵路幹線，搶奪要道，奪取"府城縣城小市鎮"，阻止政府軍受降，中共甚至還成立了"交通控制隊"，在華北與華中破壞鐵路與公路。據統計，僅一九四五年十月一個月內，平漢鐵路即被中共破壞十七次，津浦路被破壞十八次，膠濟路被破壞十次。一九四六年一至八月份，津浦、平漢、膠濟、北寧、正太、隴海、同蒲、平綏等鐵路均遭嚴重破壞，各線被撤毀車站一百四十餘處，被炸毀的橋樑達二百零八座，被撤除的鐵軌五萬七千餘節，被毀掉的枕木達二十三萬餘根，被剪掉的電線十三萬餘公尺，被毀掉的車輛八十餘輛。一九四五年十月間，中共軍隊甚至於河南決黃河，於江蘇、山東決運河，在河北決永定河、子牙河，同時破壞工廠和礦山。由是，中共借爭奪受降權所發動的叛亂實已首開內戰的端緒。
二
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東三省，向來是侵略者和異志者們的必爭之地和必儲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澤東，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議將東北籍的同志選入中央委員會，理由就是"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和將來的前途看，如果我們把現在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誠然，東北大地對於一個一心想逐鹿中原、再建專制王朝的毛澤東來說，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為了搶佔東北，抗戰結束後中共立即派出大量幹部進入東北，以造成思想、政治和群眾工作先行的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不得不赴重慶談判前夕，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通知"。毛在該通知中稱："東北三省在中蘇條約規定的範圍之內，行政權在國民黨手裡，我黨能否派軍隊前去活動，現在還不敢斷定，但是派幹部去是沒有問題的......派千餘幹部由林楓率領去東北，萬毅所率軍隊仍需進至熱河邊境待命，可去則去，不可去則不去，在熱河發展，造成強大的熱河根據地。"毛澤東顯然已經擬定了"幹部先行，軍隊後行，以建立熱河根據地為軍隊大舉進入東北作準備"的策略。
隨後，中共中央又命令李運昌部以配合蘇軍作戰為名，相機進入東北，然後命令冀、熱、遼軍區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配合蘇軍進攻山海關，更於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東軍區派出一個營的部隊，由呂其恩、鄒大鵬率領乘船從煙臺渡海，以試探武裝搶佔東北的可能性。
在獲得蘇俄對搶佔東北的陰謀的支持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將"要以二十萬大軍藉受降而爭奪中原"的計畫，立刻轉變成為"向北發展和向南防禦以全力搶佔東北"的計畫，並決定將長江以南的部隊撤往江北，將江北的部隊撤向山東，將山東、蘇北的部隊主力和晉、察、冀部隊一部立即派進東北。這才是毛澤東願意在"雙十協定"裡寫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個解放區"的"底牌"。中共十幾萬主力部隊與兩萬多幹部，遂立即改稱"東北人民自治軍"，穿便衣，走小路，水陸兼途，馬步兼程地開始了強佔東北的急行軍。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軍隊已有十一萬多人搶進了東北。先後搶進東北的中共中央委員，包括候補委員就有二十餘人。林彪遂被任命為東北地區的軍事指揮員。
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經搶進東北的中共軍隊又改名為"東北民主聯軍"，總兵力已達二十七萬多人。他們在蘇聯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現代軍事裝備，而且收編了數十萬原漢奸軍隊，還留下了八千侵華日軍，以補充他們這支旨在中國打天下的隊伍。這對於提高中共農民造反軍隊的現代化水平和增強中共農民造反大軍的現代化作戰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內戰早已開場，大戰更無可避免。在對日抗戰中養精蓄銳八年的中共賣國軍隊，終於懷著他們早已鐵定的打天下決心，在蘇俄的陰謀支持下，搶奪了祖國的東北"寶地"。一場由斯大林改寫的"由蘇軍引兵出關"而奪取中華民國江山的新編歷史劇，就要在萬里狼煙中上演了。
三
日本長達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華戰爭所帶來的極大破壞，使中國滿臉是淚，渾身是血，遍體鱗傷。當是之時，任何一個愛國者，愛民者，或曰任何一個有著起碼的良知者，都不會、也不願意在這一場人類浩劫剛剛結束之時，為了一己的私慾而立即開啟一場內戰，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慘境地。
當時當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由於在抗戰前期就已經在實際上開放了黨禁，在抗戰期間又開始了對戰後民主憲政的準備，並宣布要在戰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代表大會"；由於在戰時即已徵求意見，並曾組織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黨各派力量以數度修改"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於上述一切"民主進步"的景象，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各國中實為絕無而僅有；因此，如無其它特殊的原因，戰後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建設非但應該能夠順利進行，而且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成功，即軍政、訓政的結束，和還政於民的實現，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持續八年假抗日、真擴張的賣國行徑知之甚深，又對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期間就已經立即表現出來的內戰慾望和內戰行徑有所瞭然，因此，倘使說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竟絲毫沒有一舉解決中共叛逆的願望，非但不符合事實，而且也不盡乎情理。其在不得不打的情勢之下，也只好打打談談，甚至在忍無可忍之時，亦想一舉殲滅中共以"絕我民族大患"的事實，恰是這種心態的說明。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基於國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為了避免內戰和利於戰後恢復，曾對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讓步。之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中共和談、協商，主動地和一再地籲請國際社會調停和幫助，甚至數度對中共虛位以待，直至做出種種過分的讓步，雖已表明瞭她的真誠，但是，最能說明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之真誠希望避免內戰的，卻是戰後立即開始的民主憲政建設。其根本目的，固然是在結束訓政，走向憲政，還政於民，以完成民主建國的歷史性目標，同時，亦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她期待中共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願望，更希望藉此來避免內戰的發生和擴大。
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力圖中共能夠參加戰後中華民國憲政建設的願望，實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因為，一是由蘇俄扶植的中共，其意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和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的目的，從來就不曾改變。二是中共在蘇俄指使下一心要顛覆中華民國的目的，從來沒有變更。三是由於毛澤東曾一再地告訴他的黨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所以，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意在中國發動一場農民戰爭以打天下的慾望，早已是根深蒂固。四是中共決策日蔣火拚和一心一意借抗日以擴張的陰謀，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為內戰作準備。五是在抗戰結束時中共已經擁有了打一場內戰的本錢。六是毛澤東借搶奪受降權而已經開打的內戰，和它在蘇軍陰謀配合下迅速搶佔東北的行徑，都已經證明了中共要搶天下的決心。
也許有人會說，中共也曾在抗戰勝利後高喊過"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口號；也許還有人會說，中共曾經反對過內戰，要求過和平，甚至於有過要求建立"聯合政府"的願望和設想。或許，這都是"事實"。但是，真正的事實是，它們不過是中共所慣用的"革命的兩手策略"罷了。因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與反內戰，是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話，那它就非但不會反對和破壞戰後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建設，而且只會積極投身這一建設。因為，倘若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得以順利推進和實現，則毛澤東旨在"打江山"的目的，也就只能是付諸東流了。後來，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專制制度的歷史與現實，自然已經證明了它對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進行阻撓和破壞的目的。
中共在用武力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曾一再地向人民宣稱，中共是要和平的，是國民黨才要打內戰。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毛澤東曾"不顧個人安危，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毛澤東主動是假，被動是真；和談是假，內戰是真。
首先，雙十會談的起因來自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本人。因蔣曾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內，就連續向毛澤東發出了三次和談的邀請。二是蔣介石因毛澤東"顧慮安全問題"，而親自敦請美國大使赫爾利親赴延安陪同毛澤東同機往返渝、延。三是斯大林亦因蔣介石的請求，而於八月二十日致電毛澤東，要他赴重慶談判。如果說上述三條原因使毛澤東沒有了不赴重慶談判的理由，那麼，最根本的理由是，如果毛澤東仍然拒絕赴重慶談判，則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就在全國人民面前完全喪失了他們"要和平"的欺騙性。再加上彼時的毛澤東，一因沒有得到斯大林對中共發動內戰的明確支持，二因企圖搶佔東北尚未得手，三因發動內戰尚不能穩操勝券，因此，為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亦為大打內戰作準備，更為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他與中共對和平的"誠意"，毛澤東才在向他的軍隊和黨人發出了"繼續發動攻勢"的指示之後，"不顧個人安危地和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去了。誠如毛澤東自己後來所說，"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
其次，如前所說，毛澤東曾於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午後，為爭奪受降權和為"配合"蘇軍進軍東北，而向養在深山的中共軍隊發出了七道命令，要求他的軍隊一要奪取中原，二要探詢蘇軍可否同意他們配合進軍東北，並在赴重慶談判前兩天又向黨內發出了"繼續發動攻勢"的指示。因此，毛澤東是否有"和平談判與談判和平的願望"，也就可想而知。同時，正因為在和談期間，毛澤東已得知蘇軍決定陰謀支持中共搶佔東北，所以，在決策"改變搶奪中原而為搶奪東北"之後，和談中的毛澤東才會 "大度"地同意從江南八個"解放區"撤兵，以表現他"希望和平"的誠意。這個陰謀，在當時，非但世人不知，而且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亦同樣不知。因此，所謂毛澤東在和談中的誠意表現，亦無非是毛澤東在和談時所耍的的陰謀手段罷了。
再者，從表面上來看，雙十和談既是國民政府、國民黨和中共在戰後的第一次談判，又是一次在表面上產生了積極效果的談判。因為，從和談的結果"雙十協定"所達成的十二方面協議來看，起碼，關於"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協定條文，在事實上乃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因為上述條文於嗣後被寫進了政協會議的決議、特別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中，無疑是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具體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個民主國家所必須遵循的政治原則。然而，在協定簽訂僅僅三天之後，剛剛回到延安的毛澤東即下達了對"蔣管區"進行全面進攻的命令。就不用說，當上述政治協議、政治原則和憲法條文在今天的臺灣已經全部得以實現之後，在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又有何人敢再言上述協議、原則和條文。如有，便有殺頭和坐牢的危險。由是可知，中共對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阻撓和破壞，實是從破壞《雙十協定》始。
由於毛澤東"打天下"的決心不可能改變，由於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僅僅是為了證明"中共是要和平、要團結的"，由於重慶和談成功之日就是毛澤東再一次命令"發動攻勢"之時，所以，由雙十會談所決定下來的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協定"，在中共，就無非是一場"政治作秀"罷了。其目的除掉仍然要攻擊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只要內戰是"謠言"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協商會議前後，正值中共搶佔東北和必須鞏固東北之時，毛澤東和中共需要時間來穩定他們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因為，也只有穩定和鞏固了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他們才不僅擁有了打內戰的本錢，而且擁有了進可以打江山，退可以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敗了也可以逃往蘇聯境內尋求庇護的保證。顯然，只有明白了這個至關重要的癥結，我們才能夠瞭解毛澤東與中共之所以同意召開、並參加政協會議的根本原因，才能夠理解毛澤東為何要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東北局的指示信。該信指示說："我黨現時在東北的根本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該指示信甚至一再地強調說："建立這種根據地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必須經過艱苦奮鬥。建立這種根據地的時間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內，必須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創建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毛澤東為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還向他的黨人和軍隊發出了七條具體的指示，並將它們規定為中共在一九四六年的根本任務。由是可知，中共參加政協會議是假，而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才是真。也就是說，中共有心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是假，而積極地和堅定不移地破壞憲政和發動內戰為真。
歷史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上述結論的正確。因為政治協商會議不僅達成了諸項完全有利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協議，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和禁止一切黨派在軍隊裡有公開或秘密黨團活動"的條款，議定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軍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馬歇爾為主、和以張群及周恩來為輔的"軍事調停小組"，拿出了整軍方案，達成了停火協定。顯然，這對於解決戰後各派政治力量間，特別是政府和中共之間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消彌內戰和推進民主憲政的進程，實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由於上述一切不可能適應中共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以發動內戰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就為了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軍事根據地，而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第三條：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搶佔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第四條，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佔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
這關鍵的兩條雖然是中共的真要求，因為對他們建立和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有利，但也不過是他們要存心設計一個發動內戰的藉口罷了。因為承認與不承認，對已經搶佔東北成功，並在東北擁有了十數萬軍隊的中共來說，都沒有太大的關係。所以，在他們的要求不能達成之時，並在馬歇爾回國述職之後，中共就立即將剛剛召開的政協會議和它的"和平建國綱領"扔到了一邊，為建立和鞏固他們的東北根據地而立即發動攻勢，大打出手，並於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由是，一場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遂只能以中共在東北所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作為它痛苦的歸結。
雖然中共在雙十會談和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均按照既定方針立即將上述民主成果焚於內戰的戰火之中，但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採取了一條"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所以，按照政協會議的決議，中華民國政府仍決定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首先召開"制憲國民代表大會"。
然而，在本階段，由於中共在東北的內戰中打得"順手"，所以，它便要求於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它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並且沒有達到滿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單。由是，國民政府只好將制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
嗣後，為打破僵局，順利召開制憲國民大會，蔣介石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戰勝利週年紀念日發表文告，提出六項主張，既表示對於"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政府"的要求，"務求迅速實現"；又再次提議"關於政治紛爭，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並接受馬歇爾建議，於三人小組之外再成立五人小組，商談政府改組及國民大會問題。此時，中共雖然要求在會前改組政府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但為了進一步刁難政府和破壞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又提出必須在四十名政府委員中，由中共佔十席，民盟佔四席，然後再將一名無黨無派者的席位撥給中共推薦，以求穩獲三分之一票以奪取否決權，藉以阻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同時，中共還在張家口集結重兵，明確表示對蔣介石所提出的"政治問題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不屑一顧，企圖將東北的內戰烽火燒向華北，以威脅召開在即的制憲國民大會。
由於國民政府沒有接受中共的無理要求，政府軍又在張家口挫敗了中共的軍事攻勢，中共才在戰況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參加制憲國民大會的名單，以行緩兵之計。但是，當政府為召開國民大會而單方面宣布張家口停戰十日，中共於張家口的不利戰況已得以解除時，中共又為奪取否決權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員中佔十四名不可"，並要求政府軍於關內恢復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戰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時要求馬歇爾轉告美國政府，不要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從中國撤兵。
最後，當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已達開會期限，中華民國政府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參加會議，不僅於十一月八日再次頒布全國性的停戰命令，而且再次將會議延後三天，專門以待中共，甚至於大會五十四名主席團成員席位中留下九名，對中共虛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後會議已經開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參加會議，並且於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正式發表聲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黨包辦"的制憲國大，二是要求將"侵入解放區"的政府軍撤走，三是於十二月三日由周恩來致電馬歇爾，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四是以"國民大會既已經召開，政協會議已被破壞"為藉口，宣布要籌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十二月十六日，即在制憲國民大會召開之時，中共在南京的發言人已經宣稱："我軍已於各地先發制人，並準備奮鬥到底！"
歷史的嘲弄在於，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後所召開的歷次"人民代表大會"和歷次"政協會議"，又有哪一次會議不是由中共一黨絕對包辦？又有哪一次會議的代表和委員--不論屬於"何黨何派"，都必須由中共的各級組織部所"選定"呢？由是，只要稍加比較，我們就能夠十二萬分地清楚，究竟誰才是"包辦"，究竟誰才是真正的獨裁了。
歷史的悲劇是，中共雖然沒有成功地破壞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但由於它的蓄意阻撓和破壞，而使得中共及其軍隊成為中華民國制憲國民大會之外的政治反對力量和軍事破壞力量。所以，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也就必不可免地陷入了隨時都可能因為內戰而灰飛煙滅的境地。歷史的結局正是如此。
在接下來的三年內戰中，中共為了盡快奪取政權，使用了以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蠻、最不人道的人海戰術。中原野戰軍圍住黃維兵團時，鄧小平給毛澤東打電報，拍胸脯一天就拿下黃兵團，誰知碰上了國軍的火焰噴射器，仗打得不理想。不過火焰噴射器難不倒共產黨的軍隊，反正有的是人。鄧小平命令部隊不斷頂著火焰噴射器硬往上壓，倒下一批再上一批，一定要壓上去。結果，因為消耗太多，黃兵團最後沒有汽油了，火焰噴射器打不響了，中共部隊終於衝上去了。就這樣，以成百上千年輕戰士的慘死為代價，中共的中原野戰軍方才取得了勝利。打濟南時，宋時輪、許世友也是不斷地把部隊往國軍的槍口上壓，以至河溝裡到處填滿了屍體。事隔半個多世紀我們再來回顧當年的那場內戰，中共雖然靠"人海戰術"贏得了勝利，但這個勝利分明是建立在成千上萬來自農村的年輕戰士的屍骨上的。說穿了，在中共眼裡，他們的生命並不值錢，充其量不過是自己奪得江山的工具而已。
結果，由中共挑起的三年內戰，不但葬送了中國來之不易的和平民主希望，更將大陸拖進了專制復辟的苦難深淵。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