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名叫萊拉的黑人女性，逃亡在非洲、法國、墨西哥和美國等地。她的背包裡始終帶著一本書，法國著名思想家法農的《地球上苦難的人們》。這是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克萊喬小說中的故事。
十六年前，我從中國廣東大鵬灣，乘一葉小舟逃往香港，隨身攜帶的，是我在1989年六四後入獄幾年的日記。我不知道路在何方。香港郊外的荒山上，一步一回頭，心緒茫然的我，就這樣淒涼地告別了故國。
幸好，北歐的瑞典向我們慷慨地伸出了援手，給我們一家提供了一塊安棲的綠洲。這裡，一望無際的森林，星星點點的湖泊，以令人感動得熱淚盈眶的自然之美，安慰著心靈痛楚的異鄉人。
東歐的流亡作家曾教我們擺脫流亡心態，讓自己成為沙漠中的一粒沙，消失在人海之中。我倒是甘心情願地，化為瑞典森林裡的一片樹葉。
在陽台上遙望藍色的波羅的海、白色的船影，我有了一種寧靜知足之感。往日的坎坷和苦難，似乎被我收拾停當，擱置在一個被遺忘的角落裡去了。
偶然，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令人刻骨銘心的自問："我是否配得上我所遭受的苦難"--也會觸動過著安寧的教書生活的我，令我的內心不能安寧。於是，我在這些年裡為國內人權受害者代言，幫弱小的西藏呼籲，力圖揭開中共當局要摀住的傷口，我總是與滿腹冤屈的失敗者站在一起。
當《瑞典森林散步》一書即將在臺灣問世之際（允晨文化），秋色已染上門前的楓樹，正是劉禹錫的詩境，"數樹深紅出淺黃"。在這本書裡，滿懷感恩之心的我，力圖把這個北歐小國的方方面面，描繪得色彩斑斕。
來自一個閉塞的東方專制國家，我充滿驚奇地觀察這裡的一切：
為什麼瑞典人有那麼長的帶薪假期享受森林小木屋的樂趣？為什麼瑞典女性要和她們心愛的男人平分帳單？為什麼瑞典資本家被稱為"人道資本家"？為什麼只讚揚一句中國"政治穩定"，瑞典首相就差點被彈劾？瑞典國王為什麼不能發表對政治問題的看法？普通瑞典公民為何有權到政府辦公室查閱官員的收入和支出？為什麼瑞典願意讓附屬國挪威和平地獨立出去？瑞典的平民王后為何高貴？伯格曼的電影有什麼奧秘？影星嘉寶因何息影幾十年？......
瑞典在全球民主指數中排名第一，它創造了舉世聞名的"瑞典模式"，每年頒發大名鼎鼎的諾貝爾獎。在追索瑞典民族的理念及其歷史背景的同時，我也把目光投向連接斯堪地納維亞半島的大陸--歐洲各國，投向中國文壇。
我仍然在流亡。在無可彌補地失去故園之時，命運讓我變成一個作家。漢娜．鄂蘭曾說，最終能帶來拯救的是作家、詩人和講故事的人。在我的第二故鄉，我用我的母語講故事。母語就是祖國。放逐中的寫作，是精神上的回歸，是一種自我拯救。
克萊喬筆下的黑人女性在周遊各國後，終於決定回到她已經失去記憶了的摩洛哥鄉村。我還會繼續與瑞典森林為伴，直到那鐫刻六四受難者名字的石頭髮出召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