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阜陽2004年爆發的劣質毒奶粉事件導致12名嬰兒死亡，200多名嬰兒的健康受到終生影響。阜陽毒奶粉事件在官場掀起了一場問責風暴，大約有15名失職、瀆職官員的烏紗帽紛紛落地。
安徽阜陽劣質奶粉"大頭嬰"
*阜陽毒奶粉事件下臺官員紛獲新職*
然而，當中國民眾對阜陽毒奶粉事件仍然記憶猶新之際，這些下臺官員中的大多數卻已再次受到重用，易地重新做官。阜陽市原市長劉慶強受到行政記大過處分後，安徽省政府便於一年後的2005年任命他為省環保局局長；阜陽市衛生局原副局長丁麗玲被責令辭職後，被調入阜陽一家市直屬機關任副調研員，於2007年被任命為該局副局長；阜陽市工商界原副局長楊偉被撤職後，現已調往安徽另外一個城市任市工商局副局長；阜陽原工商局局長周毅生被責令辭職之後，現已重新回到安徽省工商局機關工作。
中國的齊魯晚報以"阜陽奶粉下崗官員復出令人憂"為題的文章說，當食品安全監管失職的傷口尚未癒合之時，"我們反而看到失職、瀆職的官員竟體面的重拾被問責風暴掀落的烏紗帽，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香港太陽報以"中國的問責制如休假制"為題發表文章，質問為什麼"在劣質奶粉事件中死去的嬰兒，他們的生命只有一次，而這些害人於無形的官員，他們的政治生命卻可以重生"。文章說，如果這些官員真的像當局所稱的那樣"人才難得"，要給他們一次機會，"那誰又能給那些死去的嬰兒重新活一次的機會呢"？
*中國急需官員問責制立法*
阜陽毒奶粉事件在中國官場刮起的問責風暴看起來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收場了。北京法律公益研究中心的郝勁松律師說，實際上，中國根本就沒有建立起問責制度，所謂問責制不過是一些官員正在討論的理論而已，所以中國急需有關立法。
他說："當務之急就是需要立法，對公務員問責的這一塊要專門做出規定，具體到某些細節，比如說多少年之內不准從事公務員工作，就像泰國選舉一樣，你在幾年之內不准執政。我覺得這種用制度性的框架來約束這些公務員。"
郝勁松律師說，中國實際上已建立有關公務員的法規。他說，身上帶有政治和行政污點的人已經喪失了公務員必須具有的誠信品質，不應再為官。
他說："按照公務員法，包括有關公務員的規定，這樣一些犯了錯誤的，受到黨紀或者政紀處分的人，不能在短時間內重新走上崗位。你已經喪失了民眾對你的信任度，你就不應該再從事公務員的工作了。"
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教授張同新說，從阜陽奶粉事件下臺的官員重新做官的現實看，現在的中共幹部制度顯然與民眾的期望存在差距，需要改進："我認為不排除現在共產黨的組織用人政策上有進一步改進的必要，因為從群眾的要求看，是希望這些人不應該再任用了，因為出了這麼大的事情，到其他地方是不是還會出現旁的事情呢？這個誰也不敢保證。可是現在看來我們的幹部政策還沒有這樣的規定，這跟群眾的要求之間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不過，張同新認為，中國的幹部任用制度由來已久，涉及面廣，幹部隊伍龐大，如果給幹部選拔任用制度來個急煞車，恐怕帶來的問題比解決得還要多。
據中國官方新華社報導，自2004年以來，中共製定了一系列的幹部任免規定，到去年7月，已經有6千8百24人自願辭職、引咎辭職或責令辭職。但安徽阜陽奶粉事件下臺的官員復出看上去並不符合中共目前的幹部制度改革政策。
香港太陽報星期四的文章認為，導致他們復出的最大可能是當地盤根錯節的裙帶關係。官員結成龐大的利益集團，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北京法律公益研究中心的郝勁松律師說，中國官場的腐敗，賣官現象的氾濫確實衍生出一批不怕民眾投訴，不怕暫時丟烏紗的官員。他說，阜陽這批失職、瀆職官員之所以能夠復出再受重用，說到底是他們頭上的烏紗帽不是老百姓授權給予的，而是更高一層的領導給予的。
他說："中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就是因為官員不是民眾選舉產生的，他們是不對民眾負責的。民不選舉，官不為民。如果老百姓能用手中的選票選出這些官員，那麼下一次，我就可以把你選下來。"
被中國網民稱作"史上最牛縣委書記"的遼寧省西豐縣縣委書記張志國因為在今年初派警察進北京抓記者而被撤職。不久前曾經短暫復出，遭網民披露後再次消失。因此評論人士認為，隨著輿論監督的加強，阜陽的這批失職、瀆職官員恐怕早已被中國媒體的網民盯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