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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要謝謝你，你是目前為止唯一用信件正式回應我的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的領導人和此次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優秀報告文學評獎的參評委員。我把你的回應既看作學會的態度，也看作你本人的態度。
我在上封簡短的回信裡說："你是我尊敬的報告文學評論家之一，而且如你說，我們應該是朋友--報告文學理念的同道者。還有一位評論家，我們在這裡要向他致敬。他就是我們共同的朋友周政保。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是第一個提出‘報告文學是知識份子的寫作'的評論家。我對你們的尊敬至今沒有改變。"
你說到了學會的苦衷："考慮到現實的政治意識形態環境，為了不致使一件有利於報告文學，有利於報告文學作家的有益活動流產，只好無奈地迴避了我們心中一直崇敬的兩位作家。"
你批評說，我的信認為"學會的這次評獎是在參與造假，言重了"，我把學會"希望你配合"等同於"警察要求的配合，就更是一種很不適當的聯繫"。
我在簡訊中進一步申明瞭我與學會領導人以及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優秀報告文學評獎專家委員們妥協底線的很大差異，拒絕了你為學會的辯護，對你的批評也提出了商榷。你說，我們是"多年的朋友"，我同意，只是還要補充，真摯的朋友還應該是諍友。我說，有可能的話，將來我會系統闡述我的意見。
在兌現我的諾言--給你寫這封信之前，我做了一些調查工作，跟幾位作家、參評委員電話和電子郵件交換了意見；通過百度搜索到了2009年2月26日（也就是我《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的信》寫完發出的當天）《文藝報》關於這次評獎的消息及其披露的三十篇獲獎報告文學作品的名單。不僅印證了我《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的信》（以下簡稱《信》）中所涉及的內容，而且對這次評獎活動還有新發現。
《文藝報》消息稱："評選活動自2008年啟動後，先後收到全國各地報告文學作者報送來的近萬餘篇（部）作品，組委會經過初評和復評，最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評選出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黃宗英的《小木屋》、胡平和張勝友的《世界大串連》、趙瑜的《強國夢》、黃傳會的《希望工程紀實》、何建明的《落淚是金》、楊匡滿和郭寶臣的《命運》、陳祖芬的《祖國高於一切》、理由的《痴情》、李鳴生的《飛向太空港》、楊黎光的《沒有家園的靈魂》、梅潔的《西部的傾訴》、程樹榛的《勵精圖治》、喬邁的《三門李軼聞》、李延國的《中國農民大趨勢》、袁厚春的《百萬大裁軍》、徐剛的《伐木者，醒來！》、邢軍紀的《商戰在鄭州》、王宏甲的《中國新教育風暴》、張鍥的《熱浪》、賈宏圖的《解凍》、鄧賢的《中國知青夢》、盧躍剛的《以人民的名義》、李新烽的《非洲踏尋鄭和路》、呂雷和趙洪的《國運--南方記事》、杜耀峰的《秦道》、楊守松的《昆山之路》、朱曉軍的《天使在作戰》、魯光的《中國姑娘》、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30 篇（部）優秀作品。"
在此，我要鄭重聲明，未經我的允許、授權，把我的作品《以人民的名義》列入參選、獲獎名單公布，是一種侵權行為。在我口頭向負責評選的學會副會長表達了不同意見並申明要向學會提交正式信函，學會已經清楚地瞭解了此次評獎已有分歧的情況下，仍然把早先的獲獎名單交給媒體發表；我的《信》在網際網路發表一個星期後，仍然有主流媒體發表包括《以人民的名義》在內的獲獎名單，學會沒有及時採取措施的行為是相當不嚴肅的。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獲獎名單。我相信，其中的門道，沒有中國新時期三十年報告文學經驗的人是看不出來的。如果按照學會公布的評獎時間跨度以及"優秀"的標準以及"可以理解的原因"，以我有限的經驗和一孔之見，這個獲獎名單，概括起來大致有三大特點：1、避重就輕；2、刪重取輕；3、以重托輕。
先說"刪重取輕"。
我被告知，這次評獎主要是現實題材，不評歷史題材寫作，這就剔除了一些諸如錢鋼、張建偉這樣的作家和有份量的作品。但是，鄧賢的《中國知青夢》顯然是有現實由頭的歷史題材報告文學。誰都知道"知青"是一個歷史符號，只是問題累積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發生了知青圍攻政府、上訪、回城等一系列事件。為什麼只評鄧賢，不評錢鋼、張建偉？張建偉寫晚清，歷史還遠點兒，《唐山大地震》的歷史顯然比"知青"的歷史近得多。錢鋼的《唐山大地震》1986年發表時，離地震剛十年！
《唐山大地震》是中國災害報告文學的開山之作，1986年發表時，可以說是洛陽紙貴，舉國震動，是那一年、也是新時期文學最重要的文學和社會事件之一，而且 2008年5月12日發生了四川汶川大地震，，受災人口4600萬以上，近十萬人罹難、失蹤，截止於2008年底的報告文學評獎，極而言之，忘掉任何一篇報告文學都可以，不可以忘掉《唐山大地震》。
靜下心來檢索三十年中國報告文學走過的道路，按照現在評出的結果為標準，可能也挂一漏萬，我發現此次評獎雖聲稱有近萬篇（部）報告文學參加評選，"忘掉 "（是不是"忘掉"還存疑）的作家、作品還是很多，除了錢鋼的《唐山大地震》，還有麥天樞《西部在移民》、《活祭》，賈魯生《丐幫漂流記》、《第二渠道》，岳非丘《只有一條長江》，沙青《依稀大地灣》，馬役軍《黃土地，黑土地》，高耀潔《中國愛滋病調查》，朱凌《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文壇紀實》，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伶人往事》，張慶洲《唐山警示錄--七·二八大地震漏報始末》，南香紅《王選的八年抗戰》，潘毅《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
都是題材重大，創作嚴肅，理性冷峻，深刻反映中國社會變遷並引起廣泛影響的好作品大作品，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水平和影響力遠在此次一些獲獎作品之上。為什麼就被中國報告文學界你們這些老江湖給"忘掉"了呢？這些作家（記者）這些作品，你們有的熟有的不熟，熟的，"忘掉"？生的，活該？熟的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評獎本身？這是不是像中共選幹部那個順口溜，"說你行......，說你不行......"？
"刪重取輕" 此其一。其二，獲獎作家的作品，故意選了調子比較高，色彩比較積極、明朗，政治上比較貼近主旋律，麻煩比較少比較次要的作品，迴避了題材重大、具有社會批判精神和社會影響力的重要作品，譬如胡平的《中國的眸子》（以下簡稱《眸子》），理由的《元旦的震盪》，陳桂棣的《中國農民調查》，趙瑜的《馬家軍調查》、《革命百裡洲》。
相比於《眸子》，不知道胡平是否同意我的觀點，他與張勝友合作的《世界大串聯》根本就不是一個量級的作品。《眸子》講述的是江西女子李九蓮的故事，她因為反感文革，懷疑文革的正當性，講出了自己真實的想法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1977年12月，也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前一年被判死刑，臨刑前，舌和下顎被竹籤穿過被固定而不能言，幾近張志新割喉、史雲峰縫唇。為李九蓮伸冤的烈女子鐘海源也以"現行反革命"被判死刑，更殘忍的是，行刑時，她被槍擊右胸，"活體取腎"，為一個權貴子弟進行腎移植。
為什麼偏偏要選《世界大串聯》？2005年，理由出了一筆錢，資助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十位報告文學作家的選集，其中有我和胡平，我的選集書名是《以人民的名義》，胡平的書名是《眸子》，可見胡平自己也特別看重這部作品。我的《以人民的名義》得到恩寵，為何胡平的《眸子》一邊稍息？你是參與編選並作"總序"的人，你是瞭解情況的，沒有站出來力爭？
我注意到了胡平的合作者。我聽一位評選委員說，當初這位合作者要求參評他的一個歌頌鄧小平、歌頌改革開放專題片的電視解說詞，評委們說不合適，電視解說詞不是報告文學。這位合作者是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中國報告文學學學會副會長，是不是他提出要求，不評也不好，拿胡平墊背，跟他"合作"一下，既有了胡平這位不可或缺的作家作品，又降低了胡平作品的份量、風險，最後更照顧了張勝友，一舉三得？
理由和陳桂棣的情況相同。相對於理由 "小說式"的報告文學《揚眉劍出鞘》、《痴情》等，《元旦的震盪》更像是一部非虛構作品，更有份量，1988年評上了"中國潮"一等獎。陳桂棣《淮河的警告》是部好作品，作品發表後，我出席過作品討論會，會上還跟一位小說家就環境與發展問題有激烈爭論，但是與《中國農民調查》相比較，影響力就差得太遠了。
你說不選劉賓雁、蘇曉康是一種"無奈的迴避"--也就是我說的此次評獎的第一個大特點--避重就輕，但是，選取獲獎作家份量較輕的作品，刪隱他們的重要作品，恐怕就不是你說的"無奈的迴避"吧？
初看刪隱的重要作品，我百思不得其解：無論從哪個的角度（包括最挑剔最惡意的新聞、思想檢察官的角度）看，讓那些重大題材重要影響的篇目參評並獲獎，都不會有任何問題，畢竟都是過五關斬六將，不同時期公開發表的著作嘛！諸位評委，有的還是這些名篇的責任編輯。那麼問題到底出在了哪兒？害怕？如果害怕，害怕什麼？算日子，查臺曆，似有所悟。今年"節日"特別集中，可以說2009節日大聚會，"五四"九十年，"六四"二十年，西藏五十年，國慶六十年，這些作品集中到一塊兒，顯然與今年喜慶勁兒悲傷勁兒不"和諧"。展現改革開放三十年報告文學的成就，又不讓"陰暗面"給幸福祥和、緊張敏感的空氣添亂，必須拿捏其中的分寸？
我被告知，"你的《以人民的名義》是唯一一篇批判性的獲獎作品"。盧某何德何能，享受"唯一"？為什麼只選一篇批判性的作品？抑或只是拿這篇作品做這次評獎活動的裝飾音？
" 避重就輕"好理解，我在《信》中說了，主要是迴避劉賓雁、蘇曉康，製造了一個沒有劉、蘇二位的三十年"優秀"，同時也製造了"回顧和表彰報告文學在中國 30年的改革開放中所作的積極貢獻"的虛假歷史。"刪重取輕"，理解也不太難，可以避免陰暗面大合唱，"上面"不高興。第三大特點--"以重托輕"同樣不堪。
仔細分析獲獎名單，也許我孤陋寡聞，有一些我非常陌生的面孔和篇目，請教知情人，告訴我，這次評獎，陝西方面的贊助商有條件，要求評上他們指定的一些作者和篇目。"你可以看，裡面有些大家不熟的人名、篇目就是。"
也就是說，贊助商用錢在報告文學學會和各位評委的那裡購買了三十年"優秀報告文學"的名額、標準。我問："為什麼不抵制？"答曰："不那樣人家不給錢。"我問："那不是降低了標準？"答曰："那沒辦法，社會都那樣。報告文學學會還算好的。"我問："社會都那樣，我們就要那樣？"答曰："評總比不評好。"
活脫脫一個侯寶林的相聲--"關公戰秦瓊"嘛！只是管飯的由韓復榘變成了贊助商，表演者由關公、秦瓊變成了中國報告文學學會。
因為我從未閱讀過，我不敢說被贊助商指定並被各位評委投票評選出來的某些獲獎報告文學是濫竽、魚目，但是我敢說，這些被金錢指定評出的報告文學肯定不能代表中國三十年報告文學的最高成就，也很難與同時獲獎的其他作家比肩，更不能與你們刷掉的劉賓雁、蘇曉康、麥天樞、賈魯生、沙青、戴煌、張建偉、馬役軍、章詒和、陳徒手......等作家作品同日而語。
你說不客觀不公平不權威吧，還有那麼些有些兒臉熟的名家名篇托著，抵擋著可能的社會質疑；你說有名家名篇托著吧，又發現那些名家名篇個個都耷拉個腦袋，在一個總體的評獎氛圍裡，像是被打斷了脊樑骨。而且，如果那些數出來的好作品評進來，被金錢指定的作品肯定會被擠出去，對於評獎者和某些獲獎者來說大不利。
向金錢妥協，嚴格講，報告文學學會不算是最糟糕的，一些所謂中央級的大報（包括我至今供職的中國青年報）出賣新聞版面，甚至出賣頭版頭條的版面，不是新聞。在我看，庸俗墮落，這只是輿論一律、新聞管制，掩蓋事實、歪曲歷史的另外一極。
評獎評到這個份兒上，已經很難看了。權力摻和進來了，金錢摻和進來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政治，也不能承受之輕--平庸，於是輕重搭配，不敢得罪權力，不敢得罪金錢，權力和金錢的面目清晰了，中國報告文學及其作家們的面目混沌了，歷史也就扭曲了。於是，避重就輕，刪重取輕，以重托輕，三管齊下，一場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報告文學"最高水平"的莊嚴評獎，就大大打了折扣，成了米蘭·昆德拉式的《玩笑》。
其實這些門道大家都知道，只是不說破罷了。我知道，我扮演了指出國王裸體的"小男孩"角色。這是"小男孩效應"：國王突出了，小男孩突出了，看熱鬧的也突出了。我看見了驚詫而埋怨的眼光。請注意，問題的深刻性在於，得罪國王還是次要的，真正得罪的是心知肚明、心懷恐懼、僥倖或沉浸在幸福裡不願意澄清事實的圍觀者！問題轉化了：1、誰都看見了問題，誰都不敢也不願意提出問題；2、小男孩存在本身是問題；3、人們不喜歡國王，更不喜歡小男孩。相對於國王，人們是"群體"的抽象的存在，是可以隱藏的，或有唏噓，瞬即可以銷聲匿跡；相對於小男孩，人們是"個體"的具體的存在，大眼瞪小眼，有名有姓的。此時的威脅，可能不是國王，而是小男孩。此時，基於自身的利益，或潛意識，或表意識，已經沒有是非了，人們可能更願意站在國王一邊，真的把空氣看作"國王的新衣"，把小男孩給消除掉。
我在《信》中指出，學會和警察要求的"兩種‘配合'間有一種內在的同構的邏輯"，你不同意。你的意思是說，一種基於"善"--讓作家和報告文學事業受益的" 配合"要求，怎麼能與便衣警察"代表政府"半夜三更闖進無辜公民的家--基於"惡"的要求"配合"相提並論？而且秉持一種善意怎麼可能"參與造假"？
我們來恢復一下那位作家被便衣警察夜半三更敲門入室的現場。三名便衣警察晚上敲開了他家的門，說是代表政府找他談話，勸阻這位朋友不要參加明天一位敏感學者的葬禮。有搜查證嗎？沒有。有傳喚證嗎？沒有。有拘留證嗎？沒有。夜半敲門入室，沒有任何法律手續，只是根據可能參加第二天的葬禮這樣的猜測，代表政府對這位作家（法律名詞叫"權利人"）進行威脅性談話，並在第二天十幾個便衣警察三層防衛，對這位作家實施強制"配合"。
兩種"配合"扯一塊兒，我的理由很簡單：1、就未經當事人同意和允許造成了既定事實--侵權而言，兩種"配合"要求的情景和氛圍是同構的；2、兩種"配合"的要求雖然都有商量的口氣，卻都有強制性，雖然學會要求的"配合"的強迫是間接的，政治背景化的，便衣警察要求的"配合"是赤裸裸的專制；3、沒有"法"（法律、規則），沒有"理"（倫理、禮數、道理）；4、都代表著某級某個組織，雖然他們代表組織的性質有差異；5、它們給我的內心製造了同樣的感受：恐懼。
結果往往與動機無關。研究歷史、現實，動機很重要，然而動機不可考也不可靠，只能相信眼睛，根據事實、結果說話。舉例如1960年的"信陽事件"的主要責任者、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與二戰期間執行希特勒消滅猶太人計畫的納粹猶太處長艾克曼。路憲文秉持著"善"的動機、目標--"為人民服務"、大躍進、建設社會主義，在出現了大飢荒的情況下，不開倉放糧，不准離家要飯，檢查私人信件，封鎖災害消息，拷打不聽話者，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活活餓死100多萬信陽人民；艾克曼秉持"惡"的動機、目標，讓數百萬猶太人進了毒氣室。相對於大惡而言，放到日常生活裡，他們只是"庸常的人"（漢娜·阿倫特語）。但作為蔑視並傷害人的生命的符號存在，"善"的"路憲文"與"惡"的"艾克曼"豈止同構，甚或孿生兄弟！
基於這樣的認識和感受，我沒有選擇。你說不能因為劉賓雁、蘇曉康而"使一件有利於報告文學，有利於報告文學作家的有益活動流產"。我的簡訊說："我們的觀點在這個問題上恰恰相反。我以為學會排除劉賓雁、蘇曉康搞什麼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評獎，不會有利於中國報告文學和報告文學作家，反而會損壞學會和作家們的聲譽。如果說‘有益'，誰獲益，我不清楚。我本人沒有獲益的感覺，九年前沒有，今天也沒有，否則不會忍無可忍，違忤各位熟人。"
錢鋼跟我有同樣的感受。我的《信》發給錢鋼後，他回信說，他也在九年前以幾乎和我同樣的理由拒絕了"中國二十世紀報告文學重要作家大系"，而且前不久，國內的一家出版社編輯出版中國優秀報告文學讀本，要選收他的報告文學《海葬》，他還以"不能刪一個字"拒絕了邀請。他告訴我，他的意思是不能刪文章裡面的"趙紫陽"三個字。他堅信，要是在大陸出版《海葬》，一定會刪 "趙紫陽"。他說，如果發現獲獎名單裡有他的話，他也會拒絕領獎。他不知道，既定的評獎標準已經把他剔除了。
你為學會辯護說："中國報告文學學會，雖然名義上是個民間群眾文學社團，可是，在今天這樣的環境，又有幾個能夠名實相符的群眾社團組織呢！只有政治規範和管理是真實的。你在報社，不就難以實現你的個人意志嗎？"
你的意思是說我不瞭解中國國情，低估了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在一種壓迫下做的有價值的工作。我同意你對中國人生存處境的事實陳述，甚至也同意其潛含的意思：你在報社也不過如此，你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沒有名實相符的群眾團體，也沒有名實相符的黨報黨刊黨臺。都是黨的工具。
不過，五十步與一百步還是有些區別。我在報社當要聞版編輯，被迫幹過不少文過飾非的事兒，有一段時間還代表報社到中宣部開通氣會，聽喝聽令，蠻橫、霸道、矯情，真理在手，仇恨在胸，一大堆大話空話套話廢話，回去都一字不漏地傳達。誰要我們吃的是這碗飯呢？不同的是，我從來都沒有認為這種"名實不符"，戕害人們心靈，敗壞社會風氣的情形合理過；為改善生存處境，沒有放棄過個人的努力，為此還付出了一點小代價。2004年寫的《致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致團中央第一書記周強、常務書記趙勇的抗辯信》，2006年《冰點》被迫停刊整頓的聲明，以及我二十多年來發表的一兩百萬字的非虛構作品的基本傾向可以證明。這些你知道。
對現有制度不合理部分的質疑、抗爭，是每一個善良公民和嚴肅作家行為選擇的應有之義。這方面，我不如王力雄（註：《漂流》、《黃禍》、《天葬》的作者）。2001年初，王力雄公開聲明退出中國作家協會，其理由就是中國作家協會第一把手以及中國作家協會集體的"平庸"、" 荒誕"。
他統計，那位從某直轄市宣傳部長任上調任中國作協的一把手，剛上任的一次書面報告裡面："黨，24次；江澤民，8次；總書記，3 次；鄧小平，6次；丁關根，2次；中宣部，2次；中央，5次；宣傳部長，6次； "三個代表"，6次；馬列主義，2次；毛澤東思想，2次；先進文化，6次；重要思想，5次；指導思想，2次；偉大旗幟，2次；旗幟，3次；高屋建瓴，4 次；領導，4次；指導，7次；倡導，2次；指引，1次；指南，2次；方向，10次；導向，2次；方針，4次；政策，3次；貫徹，4次；政治，9次；大局，12次；穩定，3次；宣傳，2次；社會主義，10次；主旋律，5次；任務，4次；獻禮，2次；"雙百"，2次；"二為"，2次；抓好，2次；狠抓，1 次；抓，2次；高舉，3次；奮鬥，6次；落實，6次；學習，9次；講話，9次；認真，8次；加強，4次；堅持，12次；責任，3次；意識，7次；思想，15次；形勢，8次；組織，2次；陣地，1次；核心，1次。其全文共4468個字，上述詞彙總計字數為666字，佔全文總字數的14.9％。"
他說："看了這些東西，我想起一個故事：一個東北人訓練一隻鸚鵡，拉它的左腿，它說‘你好'，拉它的右腿，它說‘再見'。某天東北人突發奇想，要是同時拉鸚鵡兩條腿，它會說什麼？結果那麼一試，鸚鵡對他說：‘媽拉個巴子，你要撂倒誰呀！'"
王力雄說："奇怪的是我們偌大中國集中了幾乎全體最善文字者的‘作家協會'，怎麼就只會說這種殭屍般的語言？"
王力雄迂。哪是殭屍呀，人家是活靈活現死乞白咧，是茶餘飯後的笑料，當今政治的活寶！那位市委宣傳部長到作協來陞官（作協跟和尚、道士一樣，都是有級別的，而且級別很高，市委宣傳部長副部級待遇，中國作協黨組書記正部級待遇），皇恩浩蕩一番，語無倫次一番，臊的你王力雄落荒而逃，人家面不改色心不跳，玩的就是這副混不吝的滾刀肉境界。
他們一兩個人玩兒倒罷了，問題是一些作家出身，尋常看起來還有些尊嚴的人也乜斜著上級組織的臉色，唾面自乾，跟著搭臺唱戲，混不吝地玩兒。為了讓這位前市委宣傳部長和他的前任、中宣部某副部長領導中國作家協會--如同 " 拉普"或自殺作家法捷耶夫（註：《毀滅》和《青年近衛軍》的作者）領導過的前蘇聯作家協會--合法化，代表權力意志，管轄、操縱作家思想、創作，指揮和引導中國作家可以寫這個，不准發那個，他們舉手讓兩位跟"作家"這種職業毫不相干的人當上中國作協副主席，指鹿為馬地讓黨棍通過了"作家"這道門檻。接下來的是，一位深受組織愛戴的乖女子登堂入室，接替巴金當上了中國作協主席，並且宣布"大師的時代結束了"（潛台詞是"庸人的時代到來了"）。
再接下來，你看那江山如畫：檀口輕唾，烽火一笑。
我承認，我們被組織了，我們必須以他們准許的方式和語調說話。正因為如此，我們知道了自己的存在。放在當下的語境裡，被組織被管制被壓抑被蹂躪被害怕被恐懼逐漸演化為一種習慣，習慣又逐漸蛻變為自然，自然便順理成章，為施虐受虐的習慣和自然辯護似乎也就天經地義了。施虐者和受虐者歷史與現狀合理性的論證是公然的，而且這種論證即是害怕、恐懼的心理釋放，也是虛擬安全感和預期利益的獲得。這不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或"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中國式後極權主義變異？
這時，我們發現，要維護我們的既得利益，就必須維護平時讓我們非常厭惡且非常恐懼的制度安排，完成個體心理救助、補償的社會性轉換。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嚴重患者。我們對這種社會心理疾病的警惕、研究、防治是遠遠不夠的。當然，我們也清楚地看到，免於恐懼的自由和言論、思想、創作的自由是治癒這一社會心理疾病的前提。
面對強大的政治壓抑，即在政治制度變革的宏觀層面上，我們很難有所作為。但是在中觀和微觀層面上卻可以大有作為。有人說，中國當今社會是"沒自由，有空間 "，空間（這里特別強調的是"公共性空間"，而不僅是合理的利益空間）是擠出來的，爭出來的，打出來的。俯首帖耳沒空間，俯首帖耳的表現只能導致平庸、蹩腳、愚蠢和智力低下，可能那些你想討好、獻媚的權貴骨子裡都未必瞧得起你。什麼是擠、爭、打的武器，面對專制極權主義，怎麼才能讓自己體面、有尊嚴？目前我能想到的，只能是專業主義。不能硬碰硬地提升專業意識，堅持專業標準，恪守專業倫理，抵制專制意識形態和人事侵入，於是包括中國作家協會在內的中國大陸絕大多數文學、藝術、新聞以及其他社會科學類的專業團體辦成了幫會（各級學會、協會少數人組成的被恩准的利益集團）、堂會（熱熱鬧鬧，吃吃喝喝，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下作和淪喪就是必然的了。
專業主義的倫理很簡單，它是常識論理的專業化體現，容易理解，也容易遵守。面對金錢，我是以專業化標準和自尊獲取利益的（可能利益更大）；面對強悍、蠻橫的干涉、管制，我會說，我只想當一名好記者好編輯好作家好法官好教師好學者，而"好"是有專業標準的，你不是專業人士，請免開尊口。退一萬步說，我只想做一個心智健康、言行一致的好人，我有起碼的良知，我將用謙卑的口吻告訴你，你不應該強迫我跟著你學壞，香臭顛倒，是非不分，你曾經這樣做過，現在不允許了。這個要求不過分。
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我被告知：作為個人採取行動可以，作為組織機構就不行了。這有什麼區別？有區別，沒有本質的區別。組織機構不是由每個人構成的嗎？機構的意志，是每個人意志的集合。機構不是雨傘，不是個人卸責的垃圾桶。你說個人意志"難以實現"，那要看去沒去努力，怎麼去努力。我要提醒的是，我在這次評獎活動中看見了某些個人意志，這個"意志 "是既有經驗的精準印證，更有削足適履又不知其履有多大的惶恐揣度，當然也有既得利益最大化、萬無一失的"自律"，以及組織和個人的政治表態--你看我不是在添亂，而是在補臺；我沒有反骨，也不會提批評意見，我是個乖孩子；為利益預期增加籌碼。
評獎是一種社會行為，我說"自我意識和歷史感 "，是說我們的行為一旦具有社會性質，就要根據社會各種因素反應的可能性和被歷史凝固的傳播景觀來決定我們的行動選擇，否則可能是盲目的，自欺欺人的，甚至可能是助紂為虐的。我們不能永遠用無辜"受害者"的角色來躲避歷史責任。我們是歷史的一部分。我始終在說：我們既是受害者，也是參與者，只是參與的程度不同罷了。
《信》在網際網路流傳後，有位此次獲獎的老朋友追問我：你寫《信》到底要幹什麼，到底要達到什麼目的？我說，我只是想表達自己的立場，告訴他們，我的底線在哪裡，別人怎麼玩兒我不管，也管不著，我只是想說：我不跟你們這麼玩兒。這純屬個人信念和歷史心理問題，與別人無關。再者，我與王康兄有著共同的憧憬：自我啟蒙，如康德所言，"從自願接受‘監護'的狀態中解放出來"。
盧躍剛 2009、3、22
（紀紅推薦）
来源: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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