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掠奪利益集團"，該文這樣闡述"利益的獲得依靠非法或犯罪手段，如受賄、侵吞、因關係或靠山而獲得非法特權（取得進出口批文、股票內線交易、廉價取得土地，等）；從事走私、販毒、賣淫、逃漏稅、欺詐壓榨（如房地產開發過程中的低價土地徵用、壓榨勞工等）等非法或犯罪活動......，所有這些，都因關係牢靠或其它種種原因逃過法網。掠奪利益集團的特徵是大陸因著現行制度與關係網的保護，他們的非法或犯罪活動可不受懲罰，但如大環境民主化，他們極可能被清算，不但犯罪所得的資產可能被沒收，當事人也難逃牢獄之災。因此，掠奪利益集團是最希望維持現狀，對民主化抵制最力的一夥人；掠奪利益集團廣泛分布於黨內外，從民間的生意人、私人企業主，到基層的普通公務員，到層層黨、政、軍官員，乃至政治局常委，其中政治實力最強者，當數直接掌握政權或與政權關係密切的太子黨集團。"
所謂"特殊利益集團"，該文這樣闡述："他們利益獲得的過程本身並無明顯或嚴重不法，但最初始的機會之獲得卻並不公平，典型例子是黨內高層官員中的太子黨階層。這些太子黨官員很少有一步登天者，他們也都經過從低到高的層層歷練，有些還因不沾或少沾腐敗、政績出色而享有相當民望。但是，他們之所以能被層層培養，升到高位，卻全然是因為他們贏在起跑線，因著他們的太子黨身份而獲得特殊機會。如果共產黨下臺，他們充其量失去官位，失去現有利益，但不會被清算，因為他們沒有或少有犯法犯罪。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能通過民主化考驗，成為民主化後新型政黨的中堅力量，有如蘇聯垮臺後民主俄羅斯的第一、第二任總統葉利欽和與普京"。
所謂"正當獲益集團"，該文這樣說是這樣一部分人："改革開放後期基本合法經商致富的商人；外資企業、私人企業和國營企業中的高層管理或高級技術人員、高級知識份子等"。
對於中國民主化的態度，這三個集團各不相同。該文說："掠奪利益集團是最死命的民主化抗拒者，特殊利益集團總體上對民主化態度消極，但其中少數人也有可能是民主化的推手。正當獲益集團中有廣大的民主化擁護者，因為民主化不會讓他們失去什麼，只會讓他們獲得更多，那就是目前被剝奪的自由參政、從政的機會。
這種分析，我認為十分精闢中肯。阻礙中國民主化的因子，除了掌握著黨、政、軍大權的掠奪利益集團外，該文還談到了中國人（特別是主張中國民主化的知識份子）的大一統觀念和共產黨刻意在一部分人中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不過該文忽略了另外一種情況。由於中共當局極力掩蓋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一系列罪行，現在大陸五十歲以下的人大都不清楚。現在有相當多的下崗失業的工人和失地農民由於對黨政官員的貪污腐敗的痛恨，轉而希望回到毛時代。這部分人正在被毛主義極左份子利用。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傾向。毛主義極左份子雖然也極力反對中共現在當權者推行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但這股勢力絕不是推進中國民主化的力量，相反地也是一個阻礙中國民主化的重要因子。
陳奉孝
二00九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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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四大障礙
李國政
中外輿論對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曾經有過十分樂觀的期待：按中華民國臺灣（以及其它國家）的經驗，先發展經濟，待中產階級壯大後，民主化的水到渠成即指日可待。論及大陸民主化的進程，輿論也曾一致認為，因著同文同種，國民性完全一致，臺灣的民主化經驗應該最可供中國大陸借鑒，亦即，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應該最接近臺灣模式。
但是，中國大陸的實際情況似乎遠比想像的不樂觀。臺灣從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到八十年代的「黨外」民主化運動形成政治勢力，一九八六年成立民進黨，不過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再過十幾年，到二000年，臺灣已在民主化後和平地「政黨輪替」了，前後僅三十年；反觀中共，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經濟持續發展，城市中產階級早已成形，富豪階層也已成熟，但中國大陸的「黨外」民主運動政治勢力遲遲誕生不出來，世人看到的是中共的專制統治度過六四後將近一個世代的「中國崩潰論」危機階段後，益發鞏固，民主化的「臺灣經驗」不但未在大陸出現，相反，大陸呈現的彷彿是一個「中共經驗」的新型「專制模式」。
當然，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必然會到來，它必將走出與臺灣不一樣的民主化模式。本文不打算探討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進程可能會如何，只想指出其民主化的四個主要障礙。對比臺灣，瞭解這些在民主化模式「最接近」的臺灣也不曾有過的障礙，可對大陸與臺灣的不同「國情」有更深瞭解，理解為什麼「臺灣經驗」在中國大陸不生效，也有助於豐富對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想像，形成促進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最佳戰略與策略。本文先談中國大陸民主化最難逾越的障礙。
障礙之一：「掠奪利益集團」與「特殊利益集團」對民主化的恐懼
為什麼稱之為「掠奪利益集團」與「特殊利益集團」？
輿論習慣上多將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利益獲得者統稱作「既得利益集團」。然而，從討論民主化的角度來看，這個稱呼是籠統不精確的，從改革中獲得的利益，有不當利益，也有正當利益，「利益集團」並非性質相同的鐵板一塊。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稱呼，混淆了以不同方式獲得的「利益」之間的本質差別，也自然混淆了不同「利益集團」對民主化截然不同的態度。
改革開放以來的利益獲得者，有三種不同類型：「掠奪利益集團」、「特殊利益集團」、「正當獲益集團」。
掠奪利益集團
利益的獲得依靠非法或犯罪手段，如受賄、侵吞、因「關係」或「靠山」而獲得非法特權（取得進出口批文、股票內線交易、廉價取得土地，等）；從事走私、販毒、賣淫、逃漏稅、欺詐壓榨（如房地產開發過程中的低價土地徵用、壓榨勞工等）等非法或犯罪活動......，所有這些，都因「關係牢靠」或其它種種原因逃過法網。輿論上喧囂過一陣的「民營企業原罪」，就是一種「掠奪利益」。
「掠奪利益集團」的特徵是：因著現行制度與「關係網」的保護，他們的非法或犯罪活動可不受懲罰，但如大環境民主化，他們極可能被清算，不但「犯罪所得」的資產可能被沒收，當事人也難逃牢獄之災。
因此，「掠奪利益集團」是最希望「維持現狀」，對民主化抵制最力的一夥人；「掠奪利益集團」廣泛分布於黨內外，從民間的生意人、私人企業主，到基層的普通公務員，到層層黨、政、軍官員，乃至政治局常委，其中政治實力最強者，當數直接掌握政權或與政權關係密切的「太子黨」集團。
「掠奪利益集團」是公有制與專制的雙重產物--在民間，改革開放初期提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時，大陸依然是公有制，並不存在一個健全的私有制經商環境，可讓人以完全合法的手段來經商致富，這個經商環境要經過十幾年，到九十年代之後，才在某些經濟發達地區逐漸形成。在這之前，所謂的「經商致富」，就是不擇手段的「原始資本積累」；在權力階層，就像民間缺乏「健全的私有制經商環境」一樣，黨內也完全沒有行之有效的「高薪養廉懲貪」制度，各級官員可公然「以權謀私」而不受懲罰，也只有如此才能「致富」。至於所謂「肅貪」，其成效眾所周知。
相較而言，臺灣在民主化之前並不存在這樣一個「掠奪利益集團」。臺灣從未有過公有制，民間的私有制經商環境向來「健全」，這使得「不擇手段的原始資本積累」變得沒有必要，所以臺灣的經濟起飛並不伴有中國大陸那樣普遍的非法和犯罪經濟活動；至於權力階層，蔣介石牢記失去大陸政權的慘痛教訓，力行「養廉懲貪」，讓共產黨望塵莫及。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臺灣儘管「白色恐怖」持續四個世代，但政界堪稱清廉。稱得上的「掠奪利益集團」在臺灣出現，要到九十年代李登輝帶入黑金及民進黨掌握政權之後，但規模遠遠及不上中國大陸，且很快因民主化的大環境而受到懲罰：李登輝時代的國民黨黨營事業「大掌櫃」、「黑金政治」的關鍵人物劉泰英，後來被清算，遭起訴求刑十六年；陳水扁的親家和女婿趙玉柱、趙建銘父子因「權貴犯罪」的「臺開案」被求刑；「第一夫人」吳淑珍因涉嫌從「國務機要費」貪瀆而被起訴；陳水扁本人在卸任總統，失去「刑不上總統」的憲法特權保護後，以貪污、洗錢、偽造文書等罪名被起訴，是最典型案例。
特殊利益集團
他們利益獲得的過程本身並無明顯或嚴重不法，但最初始的機會之獲得卻並不公平，典型例子是黨內高層官員中的「太子黨」階層。這些「太子黨」官員很少有一步登天者，他們也都經過從低到高的層層歷練，有些還因不沾或少沾腐敗、政績出色而享有相當民望。但是，他們之所以能被層層培養，升到高位，卻全然是因為他們贏在「起跑線」：因著他們的「太子黨」身份而獲得特殊機會。
「特殊利益集團」在民主化中的命運是：如果共產黨下臺，他們充其量失去官位，失去現有利益，但不會被清算，因為他們沒有或少有犯法犯罪。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能通過「民主化」考驗，成為民主化後新型政黨的中堅力量，有如蘇聯垮臺後民主俄羅斯的第一、第二任總統葉爾辛與普丁（葉爾辛是在民主掌權的後期才開始腐敗，普丁也是在掌權的後期才開始有獨裁趨勢），因此，「特殊利益集團」對民主化的抗拒要小於「掠奪利益集團」。
中國大陸有句生動的民謠--抓捕那些貪官污吏，如果是「一個接一個地抓，難免有冤枉的，一個隔一個地抓，難免有漏網的」，即是說，大陸的貪官比例非常高，像「特殊利益集團」那樣，僅僅是沾了家族的光，自己卻行為清白的，為數很少。「特殊利益集團」層級高，有權位，但人數不多，「太子黨」中的更多者，都屬於「掠奪利益集團」。
「特殊利益集團」的現像在臺灣非常不明顯，其原因之一是，等國民黨到臺灣後的「太子黨」到達成人年齡，可以跨入社會、跨入政壇展露頭角時，臺灣已經民主化，今天在臺灣政壇活躍的「太子黨」，因此都經歷了民主化考驗，無人用類似大陸之「太子黨」的觀念來看待他們，如今天活躍在臺灣政壇的國民黨高官第二代蔣孝嚴（蔣經國之子）、李慶華與李慶安兄妹（前行政院長李煥之子、女）、連勝文（連戰之子）等。
正當獲益集團
既非「掠奪利益集團」，也非「特殊利益集團」的改革開放獲益者。他們的典型有：改革開放後期基本合法經商致富的商人；外資企業、私人企業和國營企業中的高層管理或高級技術人員、高級知識份子，等。
從中國大陸民主化議題的角度來說，「正當獲益集團」與前文的「掠奪利益集團」和「特殊利益集團」有本質差別。
首先，「掠奪利益集團」是犯罪集團，「正當獲益集團」卻是合法致富的良民；「特殊利益集團」特指享有特殊機會的「太子黨」，「正當獲益集團」中的大部分是靠自己的勤奮與才智致富的「普通人」。
更重要的是對「民主化」的態度差別。就其自身利益而言，「正當獲益集團」對民主化的態度與「掠奪利益集團」全然相反，與「特殊利益集團」也不同。「掠奪利益集團」是最死命的民主化抗拒者，「特殊利益集團」總體上對民主化態度消極，但其中少數人也有可能是民主化的推手，如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將軍劉亞洲，「維基百科」認為他「是中共軍方內具有民主思想和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人物」。「正當獲益集團」中有廣大的民主化擁護者，因為民主化不會讓他們失去什麼，只會讓他們獲得更多，那就是目前被剝奪的自由參政、從政的機會。「臺灣經驗」也正是如此：臺灣沒有「掠奪利益集團」和「特殊利益集團」，只有經濟起飛後的中產階級「正當獲益集團」，他們是鼓吹和推動民主化的中堅力量。
中國大陸是「全民腐敗」，「掠奪利益集團」的成員遍佈黨內外各個基層，形成一張綿密不透的反民主、護專制的保護網，中共的一黨專政能延續至今，益發牢靠，「掠奪利益集團」是最大功臣，也是全世界共產專制國家中迄今唯一的現象，即，中共是全世界共產國家唯一既富有，也腐敗、既開放，又主要依靠這張「腐敗網」來「維持現狀」，成功抵制民主化的一員。這個「中共經驗」的新型「專制模式」意義是，如果僅剩的共產國家越南、古巴和北朝鮮今後也採用這個邊經濟改革，邊維護一黨專政的「中共模式」，「掠奪利益集團」與一黨專政共生共榮的現象，不無可能也在這三個國家出現。
障礙之二：對歷史清算的恐懼
懷有「歷史清算恐懼症」的，首先是「太子黨」，這是他們在「經濟犯罪清算恐懼」之外的第二個恐懼。
中國共產黨執政近六十年，冤案如山，直接間接的受害者不計其數。如果民主化，這些老帳一定會被翻出來清算。「解放後」（暫且不論中共掌權之前的冤案如「延安整風」），全國性或影響大的冤案，或產生諸多冤案的「運動」，就有諸如「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公私合營」、緊接大躍進而來的「反對右傾翻案風」和「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天安門四五鎮壓、天安門六四鎮壓、鎮壓「法輪功」......，這裡還沒有包括非「冤案」性質，但同樣導致大量「非正常死亡」的荒謬路線、政策，如名曰「三年自然災害」，實則毛澤東人為肇禍，餓死幾千萬人的「大躍進」。在少數民族地區，還有西藏和新疆的流血鎮壓。
除六四和法輪功這兩個發生在九十年代的鎮壓，其直接責任者還在世之外，其它所有冤案的製造者，亦即直接責任者，多是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領導人，現在已全部過世，因此，即使民主化後清算這些冤案，也幾乎不會有人被追究直接的個人責任，這有異前文的「掠奪利益集團」被清算。但是，須對這些冤案負責的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領導人的子女亦即「太子黨」，卻不但在世，且活躍在中共黨、政、軍、經、科、文、藝......的各個領域。清算這些歷史冤案，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難堪。可以說，「太子黨」中凡其父長輩須對這些冤案負責的，出於害怕這樣的清算，幾乎無人樂見大陸民主化。
其實，對清算會感到難堪的，豈止是「太子黨」？中共現領導一樣首當其衝。一旦清算來臨，屆時的中共領導人即使本身、本家沒有一滴血債，不負一絲直接責任，也必須「概括承受」這沈重的歷史包袱。如果那時有了「民主選舉」，光是清算這些歷史冤案，而中共的對手也必定利用這些對中共窮追猛打，就很可能使中共落選。面對如此前景，中共內部有幾人還會對民主化感興趣？
所有的專制政權在民主化後都會被清算，從臺灣到東德，從柬埔寨到西班牙......。國民黨在臺灣的「二二八鎮壓」，儘管歷經了李登輝、連戰、馬英九的三位黨主席和李登輝、馬英九的兩任總統，國民黨已做足平反、賠償與道歉，卻因事件被扭曲成「外省人欺負本省人」，國民黨對此反駁無力，至今仍受清算之苦。一個「二二八」就把國民黨搞得如此灰頭土臉，中共身後那一筆筆歷史血債，如果要清算，中共承受得了嗎？
障礙之三：異民族分裂、「中國版圖」縮小的恐懼
按當代世界「統獨史」的規律，中國大陸民主化，臺灣就回歸統一，但西藏和新疆將尋求獨立，中國的版圖有可能大幅縮小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面對如此「可怕」前景，絕大部分大陸人對民主化的態度都會變得猶豫起來。
所謂的「當代世界統獨史」，特指「後冷戰」至今的短時期，約二十年。年代越近，越具參考價值。
「後冷戰」時期國家首先分裂的，是蘇聯。八十年代末，蘇聯共產黨垮臺，「蘇維埃聯邦」民主化，十五個由不同民族構成的「加盟國」即紛告獨立，成立七十多年的「蘇聯」就此灰飛煙滅。
一九九二年，南斯拉夫的共產制度解體，也分裂為五個獨立的民族國家。二00八年春，當科索沃也從塞爾維亞獨立出來後，當時大一統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已「裂變」成七個國家。
一九八九年，東歐的共產國家捷克斯洛伐克發生民主化的「天鵝絨革命」，導致這個國家一分為二，變成「捷克共和國」（以「捷克人」為主，佔總人口92％」和「斯洛伐克共和國」（以「斯洛伐克人」為主，佔總人口86％）。
但在東歐的這波導致「民族國家」紛紛獨立的民主化浪潮中，卻也有相反的情況。東德和西德因為是同一民族，柏林圍牆推翻後，這兩個原先各自獨立的國家合併成統一的德國。
再來看亞洲。
亞洲新獨立的國家有一個東帝汶。但亞洲令人矚目的不是分裂後獨立，而是分裂後尚未統一。南韓和北韓是典型例子，雖然至今分裂，但無人懷疑，只要北韓民主化，兩韓就統一，目前的統一阻力，不在任何其它因素，只在北韓的專制體制。
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統獨前景，也和南北韓一樣，只要大陸民主化，兩岸很快可統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越南--雖然三十年多前被專制的共產北越所統一，但因是同一民族，今後即使民主化，也絕無再分裂可能。
從歐洲到亞洲，「當代世界統獨史」的經驗顯示出一條簡單的規律：民主化使「統一」的多民族專制國家「分裂」、各民族紛告「獨立」；民主化也使因政治體制不同而「分裂」的同民族「異國」團聚、統一。
因此，從血統到文化、宗教、語言、社會習俗、祖宗傳說、歷史沿革、自我身份及文化認同......，皆與中原漢族格格不入的藏族之西藏與維吾爾族之新疆，在中共民主化後獲得獨立機會，非常自然。
其實，如真要因應民主化後異民族分裂的可能，化解藏獨和疆獨，中共是可以未雨綢繆，現在起就採取種種措施的，以西藏為例，中共可先與西藏流亡政府達成有約束力的西藏高度自治協議，前提是排除西藏獨立，而達賴喇嘛事實上已如此表態多次了。
也就是說，中共推進民主化，「中國」版圖很可能會縮小；臺灣在八、九十年代交界之際推進民主化，按上述的「當代世界統獨史」規律，如果臺灣的民主化能餃上大陸的民主化，「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實際版圖有可能從臺灣擴大、「恢復」至全中國領土。民主化所潛在顯示的領土版圖意義，對中共與臺灣截然不同。
障礙之四：民族主義思潮與勢力
就像最終使得共產蘇維埃垮臺，俄羅斯變成民主國家一樣，西方對中國大陸政策的終極目標，也是以「和平演變」促民主化，美國尤其給予中共最大的民主化壓力。當代西方和中國大陸的最大矛盾，既非「恃強凌弱」的「民族衝突」，也非「國家利益」的經濟糾葛，而是自由與專制、民主對獨裁的價值觀矛盾。
但是，中共開動其掌控的宣傳機器，煽動歷史悲情，輕易、成功地將這個矛盾扭曲成民族矛盾和國家矛盾，西方明明是「反共」，中共卻說這是「反華」；美國明明要求中共保障人權、宗教自由、民主化，中共卻指責其為「干涉內政」、「阻撓中國強大」......。民族主義情緒一旦被煽動起來，就很容易利用它來抵制西方的「和平演變」民主化壓力。多少大陸人，從不將其維護中共統治視為「維護專制」，而是視為「維護中國利益」、「捍衛民族尊嚴」，這種視「中共」為「中國」的「黨國不分」式民族主義，不知替中共卸去多少民主化壓力，這是中國大陸整體政治水平低下的表現，也是中國大陸自身歷史進步不幸的步履蹣跚。
無論是兩岸三地的當事中國人自己，還是外界的中國事務觀察者，在思考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時，往往將其與中國在近代史上被所謂「歐美列強」欺凌的痛苦經歷相連接，認為當代中共民族主義的根源，就在這些被欺凌的歷史恥辱回憶之中。這種看法，不僅實際上是要西方為中共的民族主義負責，而且模糊了中共民族主義的實質，並將之合理化，完全是一個誤思。
眾所周知，首當中共民族主義矛頭其沖的，是美國。但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前，美國其實是近代史上全世界對中國幫助最大、恩義最重的國家。要論「欺凌」，傷害中國最重的三個國家分別是日本、俄羅斯與法國。但是，從一九四九年建政後至今，中共與之最敵對的國家是美國，與日、俄、法卻長期保持良好關係，中日關係的惡化，要遲至九十年代後期，中法關係的倒退，更遲至最近一、兩年，親美的法國新總統薩克奇上臺之後。從「近代史上中國被欺凌」的角度來看，中共對「恩人」美國是「以怨報德」半個多世紀至今，對「惡鄰」日、俄以及「流寇」法國則長期「以德報怨」，民族主義的歷史根源因果關係完全倒錯。這說明，當今中共的民族主義與近代史上「歐美列強欺凌中國」毫無關係，它完全服務於中共當前政治的需要。扯上近代史，不過是中共利用中國人「大而化之」的不精確思維習慣，讓他們陷入歷史仇恨，以煽動起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情緒，而這種愚民手法也確實相當有效。
前面提到，無論從自身利益角度，還是為追求公義與理想，「正當獲益集團」本應是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但如感染上民族主義，「凡是美國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正當獲益集團」也一樣稀裡糊塗地成為民主化的反對者。
更何況，中共這些年在經濟上的成功，讓相當多的大陸民眾致富，載人飛船上天等一系列科技、軍事、經濟「硬實力」的增強，也讓大陸民眾的民族自信心提升，有一雪近代史上「被歐美列強欺凌」之恥的痛快。所有這些，統統都轉化為對當前執政共產黨的滿意與支持，減輕了中共的民主化壓力。
臺灣從未有過這種反美反西方，維護己國專制政權的民族主義。事實上，當時臺灣的「威權統治」當局對民主化的態度與中共是相反的，中共視反民主化為維繫其一黨專政的首要任務，因此煽動和操弄民間的民族主義以反西方、反民主；臺灣則自李登輝任總統後，從上到下有一個共識--視民主為閃避中共吞併的不二法門--只有走民主之路，成為「自由世界」之一員，才能得到西方與國際社會更多保護，以抗拒中共的「一國兩制」統一壓力。
反美反西方、抗民主的民族主義之有無，是中共與臺灣民主化進程中的又一差異因素。
阻礙中共民主化的障礙當然不止這些，但文中列出的，是筆者認為的四個最大，極具「中國特色」的障礙。如何對付這些民主化障礙？這是每個關心、希望中國大陸民主化的人都應思考的。提不出克服這些障礙的妙方，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不會有希望，中共的一黨專政將長期高枕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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