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歲"六四"，今又"六四"。"六四"這個日子，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年了。
六四，難屬——母親們的錐心之日
對於二十年前頓失親人的家庭和朋友而言，"六四"，不是一個抽象的日期，那是一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無法平復的錐心刺骨之痛。
不，不僅僅是對死難者的親人與朋友。對我們所有的後死者與後生者而言，"六四"都仍是一個隨時會毀滅生命的威脅、一份未了的責任，只要"六四"還是一個意味著禁令、監視、綁架、拘捕的日子，而政府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繼續凌遲受難者親人的心靈、踐踏他們的尊嚴。
生命的尊嚴
"六四"二十週年前夕，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張健、王龍蒙和流亡歐洲的盤古樂隊聯合國內的歌手，個人出資創作灌制了一盤紀念"六四"的CD，一行人還推出了紀念"六四"二十週年歐洲萬里行。開著大篷車從巴黎出發，一路演唱、宣傳，呼籲歐洲社會毋忘"六四"、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一路風餐露宿，5月 23日他們來到德國科隆大教堂前的廣場。
那一天日天朗氣清，廣場上游人如雲。他們駐足傾聽樂隊的演唱"天安門兄弟，你在哪裡？"；傾聽張健講述，二十年前政府軍隊的子彈如何射進了他的身體；傾聽他們呼籲簽名，營救那些因為"六四"仍在關押之中的人們。那些陽光一般明媚燦爛的年輕人，金髮碧眼的、皮膚黝黑的，和歌手們親切交談，在鋪陳於廣場的潔白的橫幅上，鄭重地留下他們的簽名。
他們是那樣年輕，二十年前也許他們還沒有出生；東方那個國度遙遠而陌生；同那些二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飲彈倒下的中國青年，他們有著不同的人生。是什麼使他們駐足，是什麼令他們扼腕，為那個遙遠國度陌生人們的苦難作出莊嚴的承諾？
為了生命的尊嚴！
他們抗議中國政府二十年前對生命的殺戮，那像他們一樣年輕的生命，如花的青春，充滿了熱情，充滿了理想，充滿了對未來的期待和憧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衛護生命，是超越年齡，超越時間，超越膚色、文化、信仰、超越一切社會分別，超越國家，乃至超越政治的。
凝望著科隆教堂廣場上一派明朗與安寧，凝望著那啟程於巴黎，輾轉米蘭，經過柏林牆長途跋涉到此的潔白的橫幅、那上面五顏六色各種字體的簽名，凝望那正在簽名的異國的少女和青年。耳邊是"‘六四'歐洲萬里行"歌手們的歌唱，眼前是與我們交談的中國青年，身後是法輪功的退黨服務站，維護信仰自由、反對政府迫害，十年來風雨無阻。內心的希望更加強烈，信念更加堅定：只有堅持生命的尊嚴，才能獲得生命的尊嚴，為了"六四"死難者、也為了我們每個活著的人。
母親的心願
"六四"二十週年前夕，又聽到了丁子霖女士的聲音，真誠、平實、堅定，甚於以往任何時刻。那是母親的聲音，二十年前痛失親子、二十年來備受摧殘的母親的聲音，傳達著母親的心願、母親的意志，無遠弗屆、無堅不摧，令聞者動容。
第一次，我們聽到丁先生痛悔失聲，"是兒子的死，讓我逐步走出了共產黨文化給我造就的那份愚昧，讓我恢復一個做人的尊嚴，做人的良知。"
憑著這份良知與人性的覺醒，作為受難者的母親，丁子霖女士二十年來第一次明言她與共產黨的決裂："六四"慘案多年後我終於明白，"六四"是制度性的悲劇，是專制制度一手造成。她不再期待好共產黨，她不再幻想"六四"會在共產黨的專制獨裁下得到解決。
第一次，我們聽到這位母親把她二十年前死難的兒子與"當年在柏林牆下倒下的想投奔西德的那些東德青年"相連，認為他們的獻身都是為了追求民主、自由這樣一種普世的理念，她不再理會兒子是否被殺害了他的政府定性為"反革命暴徒"。
第一次，我們聽到這位受難者母親坦率的告白，"支持我活下來的......是同命運人相互間的安慰和鼓勵，勉勵和支持，只有在與我同命運的媽媽和遺孀哪裡吸取力量，我才能活下去。"對於一切在二十年前那個悲慘的日子裡痛失親人的母親、對於一切因此而加入到受難者行列的母親和妻子們，這是一份晚來的告慰。
第一次，我們聽到母親丁子霖深情訴說，每當想到自己的覺醒是以兒子的鮮血和生命為代價的，我感到既悲痛，又慚愧。他走了，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定要想到符合他的遺願。我們現在每做一件事都會捫心自問，這是不是小連所願意看到的？
死者升華了生者。
死難者連接了生者與死者，死難者消彌了隔離生者的蕃籬，死難者把我們集結在一起，接續死難者未竟的志，開拓生者繼續前行的路。
為了二十年前被剝奪的年輕的生命，為了我們曾經年輕、仍在繼續的生命，為了我們未了的責任，為了我們、也為了母親們不再經歷那樣的苦難，我們站在"六四"死難者母親們的身後，我們站在丁子霖女士的身後。
不得不說的話-生命的價值不容交易
自從"八九"、自從流亡，"民運"走進了"新"中國的歷史。與"八九"同步，"民運"也已二十年了。二十年來，"民運"漸漸成為某些"民運人士"個人的事業。由於這種私營化，各種非公益的因素進入：個人的利益考量、個人的生涯規劃，"民運"的本懷淡出。於是各種奇談怪論應運而生，於是年年"六四"要爭論學生對"六四"屠殺的責任。
"六四"二十週年紀念也不能例外，"寬容"、"和解"、"雙贏"一時間成了時髦。對此，丁子霖女士反問道，他（中共當局）殺了人不認錯，還要繼續迫害我們，叫我們去和解，叫我們去寬容？作為受難者的母親，丁子霖女士斷然拒絕了這種"寬容"、"和解"的說項：他們不認錯，我絕對不寬恕，"是兒子的死，讓我逐步走出了共產黨文化給我造就的那份愚昧，讓我恢復一個做人的尊嚴，做人的良知，每當想到這一點是用我兒子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我感到既悲痛，又慚愧，現在唯一能彌補的就是盡我的力量去做，哪怕再難，我也要堅持。"
這種論調之中萬潤南先生的"使得"鎮壓論令人注目。
照他的反思，八九年，是學生的"激進"把"改革派逼到牆角"，"讓鎮壓派找到理由"， "使得"鎮壓發生了；不止於此，"八九"學運還損害了中國政治改革的美好前程。他提出，"如果那個時候能夠做到學生理性地，及時地退出廣場，人大按照議程來開會，那麼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會產生非常不同的一種局面"。
什麼叫做"激進"？上街遊行就是"激進"？在廣場堅持抗議就是"激進"，就得承當"使得"共產黨政府開槍鎮壓的責任？依此邏輯，當年東德人越境逃亡是"激進"，"使得"邊境警察開槍射殺，無怪他人。八九年東德萊比錫持續的星期一大遊行更是對共產黨"激進"的挑釁，如果政府彈壓得逞，也是民眾使之。萬潤南先生在西方社會生活了二十年，也曾投身民運，難道他真的不明白這個簡單而毫無迴旋餘地的硬道理：政府不得動用軍隊槍殺示威民眾，即使他們"激進"、即使他們 "過火"？！巴黎的示威遊行、街頭騷亂，萬潤南先生應該見識過，有哪一次哪怕是法國的警察敢槍炮相對？！當然，要是萬先生從黨國的立場出發，自然另當別論了。
萬潤南先生斷言，要是學生理性、節制，退出廣場，就會有"人大按照議程來開會"，就會在"憲政規範"內解決問題，而學生的"激進"卻斷送了"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會產生非常不同的一種局面"。
連誘導萬潤南"89年民主運動的失敗，主要還是應該歸咎於學生的激進"的德國之聲中文部的記者都知道，歷史是不能假設的。萬潤南先生卻從如果學生撤出廣場的假設出發，作出政府便不會鎮壓、人大將按照議程開會、問題將在"憲政規範"內解決等一系列推測，隨即把它們翻作既成事實而得出結論：八九年的學生運動葬送了的共產黨可能開始的政治改革。對於學生如果從廣場撤退政府會不會鎮壓，只有推測，而歷史經驗所指示的顯然與萬潤南先生的願望相背；且不說"人大照議程開會"還是萬先生長期的努力目標；而所謂"憲政規範"不僅當時、便是今日也還仍是中國的黨國體制中的缺貨。
一方面，萬潤南先生責備八九年學生衝動而不理性，"使得"鎮壓發生，改革夭折。另一方面被德國之聲記者誘導性地逼問"89年民主運動的失敗，主要還是應該歸咎於學生的激進，可以這樣理解嗎？"時，他又不得不承認，是共產黨內的保守派、鎮壓派最後用了鎮壓的手段來對付和平的、理性的這場運動。一方面，他硬把黨國體制下的人大名之以"憲政規範"；另一方面，他又無法罔顧今天中國憲法規定的人大"只是黨的一個工具，只是一個橡皮圖章"的事實。這種前後矛盾在他對 "六四"的反思中還很多。
這種既違經驗又悖邏輯的評論意義何在呢？
至少是十五年前，他還在擔任民陣主席的時候，萬潤南先生曾誓言，"絕不經商，絕不回到體制內"，實際上他從來也沒有斷然離開過體制。旋即他就轉向經商了，"為民運下海"也是一時的風尚。多少年很少再聽到他的消息，民運他是不再經營了。印象中，他不是一個有堅持的"民運"人士，在正常的西方社會也不是一個業績昭然的商人。
不明何由，一兩年來，萬先生驚蟄了。先是重出江湖，寫共產黨氣數未盡，敘與胡錦濤舊誼。六四二十週年之際，又頻繁接受採訪，還重新加盟民運論壇。
我也無意揣測萬先生四處出擊的如此"六四"反思的動機。但是，萬先生，還有一切把"六四"屠殺"政治化"的企圖不可以不明白：
八九年中國人站起來要求他們不容予奪的政治權利，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這是一個無可改變的歷史事實。
"六四"，中國政府動用軍隊彈壓和平示威手無寸鐵的人民。共產黨以極權毀滅生命的價值、踐踏生命的尊嚴、虢奪人民生命的權利。這也是一個不容篡改的歷史事實，不論出於什麼藉口。
"六四"作為具體問題，就是追訴政府對"六四"屠殺罪責的問題：要求政府公開"六四"屠殺真相，確認和懲罰犯罪，恢復死者名譽，賠償死者家屬；普遍來說就是要求在中國確立生命的價值，要求政府確保人民生命權利、維護人民生命尊嚴。
生命的價值是普世的，不容侵犯，不容政治侵犯，尤其不容政治交易。
二十年來，中國人離這個目標仍舊很遠，政治交易的企圖一直不斷。但是，或遲或早這個目標會在中國實現，我們已經看到了世界的改變。
2009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