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9-06-09 10:54:58作者：
根據趙紫陽錄音整理的回憶錄中文版《改革歷程》，五月二十九日在香港正式出版。該書由趙紫陽在他被軟禁期間的一九九七年開始文字準備工作，進入二○○○年後開始錄音，在此過程中得到了他的老部下：前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炎黃春秋》出版社社長杜導正、前中紀委副書記蕭洪達、前《光明日報》總書記姚錫華、前國務院副秘書長杜星垣和原廣東省委書記林若的直接和間接幫助，最後由原政治局常委秘書、中央政改辦主任鮑彤負責定稿，並由他的兒子鮑樸主持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
《改革歷程》由杜導正作序，披露了趙紫陽錄音回憶錄製作的過程重要細節；鮑彤撰寫了導言，介紹了此書的重要歷史背景；後記是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誇爾撰寫的回憶錄英文版序言的中文譯稿，由鮑樸翻譯。
全書共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非法幽禁與世隔絕、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從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一九八八年的經濟和政治、政治體制改革等六大部分，趙紫陽本人的文字是十六萬字，加上其它人的文字，全書共十八萬字。
趙紫陽作為經歷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南海最高決策人，披露了當時的決策細節，尤其是他自己在深思熟慮後提出的質疑和辯駁，在「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的時候，對整個國際社會都極具震撼力！
「六四」鎮壓與鄧小平分道揚鑣
比如，關於八九學運的性質，《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說：「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在接見北京戒嚴部隊軍以上將領時說：「《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把問題的性質定為動亂。『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準確的。」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提出：「六四」問題應該非常清楚了。「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畫、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麼人在領導？如何計畫，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趙紫陽披露，鄧小平五月十七日曾經說：「學生遊行無法消退是黨內部的問題，那就是趙紫陽的五?四講話。」趙紫陽還回憶說：「在我離開北京後（四月二十三日）的第二晚，李鵬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大力報告學生示威情況嚴重，他們沒有理會學生示威已降溫的事實，他們譴責少數學生的極端意見，特別是針對鄧小平的話。他們將示威說成是反黨和針對鄧小平個人。」
趙紫陽質疑：「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什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什麼材料？」
趙紫陽認為真正的對立出現在鎮壓之後。他說：「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六四』以後，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
鄧小平的拍板不具備合法性質
究竟是誰決定鎮壓？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將領時說：「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援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如果沒有我們黨這麼多老同志支援，甚至連事件的性質都難以確定。」
趙紫陽回憶說：「四月二十五日，李鵬和楊尚昆向鄧小平報告政治局常委會議，鄧小平一直傾向強硬處理學生示威，因為他認為示威妨害穩定。聽了他們報告後，鄧小平立即同意將學生示威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提出盡快化解形勢，要『快刀斬亂麻』。」
趙紫陽說：「從各方面蒐集資料，評估形勢後，我更強烈相信學生示威得到社會各界廣泛同情，四?二六社論和中央委員會處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願矛盾。我也覺得如果學生示威能以民主和法治的原則化解，透過對話和淡化矛盾化解，這可能會推動中國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過，問題的關鍵在於鄧小平本人，他拒絕放寬他的立場的話，我就無法改變強硬派的態度，他們不改變立場，政治局常委會就難執行淡化矛盾和開放對話的原則。」
李鵬主持批判會李先念人身攻擊
據趙紫陽回憶，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首先由李鵬代表四個常委作了定調子的報告，指責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嚴重錯誤，建議撤銷我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職務，並說對我還要繼續審查。接著參加會的人紛紛發言，對我展開批判。
在會上發言語言最惡劣、充滿污蔑之詞並作人身攻擊的是李先念。……批判發言的最後半天，是姚依林主持會議，看來根本沒有準備讓我發言（王任重、丁關根第一次來叫我作檢討，第二次來知道我不會作檢討，就動員我不要講話）。會議快結束時，我提出要求發言，他看看表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只能講十分鐘。當時我很不高興，我說，開了幾天會，主要是解決我的問題，批判了我兩天，難道只能佔這點時間？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會上宣讀了我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第二天就復會了，對我的問題進行表決。他們拿出了一個稿子，這個稿子把我的一切職務都撤銷了。
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大家的發言，對我的處理還保留中央委員，而現在拿出的草案就統統撤掉了，沒有說明原來的報告為什?現在變了，這是極不正常的。「因為我申辯而加重對我的處分，就是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了一個公然踐踏《黨章》的惡劣先例」。
六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召開中央全會，來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我所作的政治和組織結論。全會中有些發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斷章取義，充滿誣蔑不實之詞，用的也是文革的語言。我當時感到，如果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字樣，人們真會以為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東西。
寧願下臺也必須堅持自己的主張
我對在學潮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拒絕接受暴力鎮壓的決策，知道會有什?後果，會受到什?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我知道如果堅持自己的意見，只有下臺。對這個問題我是經過考慮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臺，或者即使下臺也是一種體面的下臺，只有放棄自己的意見跟他們走；如果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要準備下臺。我反覆考慮，寧願下臺也不能跟他們走。我當時同老伴和家裡的幾個孩子都談過這些想法，要他們作這種準備。對於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的那篇發言將引起什?樣的後果，我也有精神準備。當時我估計由此可能要被開除黨籍，因為從來對犯錯誤的人只有低頭認錯才叫態度端正。
本來經過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黨的十二大通過了新《黨章》，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都對避免文革的錯誤不再發生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在「六四」後對待我的問題上完全無視這些規定，公然踐踏這些規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極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說：「趙紫陽同志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援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後果是極為嚴重的。」
趙紫陽回憶：「那時我非常不開心，我對自己說無論如何，我拒絕成為動員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五月十九日凌晨我去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李鵬反對，想阻止。我認為這麼多學生絕食長達七日，中央委員會沒有一個領導人去探望，說不過去。我只是想勸學生停止絕食，對他們說他們仍年輕，要珍惜生命。不過學生不瞭解我的意思，我之後受到嚴厲批評，也開始發現自己被排除出決策外。」「我認為我要對歷史負責。我拒絕當一個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改革歷程》由杜導正作序，披露了趙紫陽錄音回憶錄製作的過程重要細節；鮑彤撰寫了導言，介紹了此書的重要歷史背景；後記是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誇爾撰寫的回憶錄英文版序言的中文譯稿，由鮑樸翻譯。
全書共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非法幽禁與世隔絕、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從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一九八八年的經濟和政治、政治體制改革等六大部分，趙紫陽本人的文字是十六萬字，加上其它人的文字，全書共十八萬字。
趙紫陽作為經歷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南海最高決策人，披露了當時的決策細節，尤其是他自己在深思熟慮後提出的質疑和辯駁，在「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的時候，對整個國際社會都極具震撼力！
「六四」鎮壓與鄧小平分道揚鑣
比如，關於八九學運的性質，《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說：「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在接見北京戒嚴部隊軍以上將領時說：「《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把問題的性質定為動亂。『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準確的。」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提出：「六四」問題應該非常清楚了。「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畫、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麼人在領導？如何計畫，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趙紫陽披露，鄧小平五月十七日曾經說：「學生遊行無法消退是黨內部的問題，那就是趙紫陽的五?四講話。」趙紫陽還回憶說：「在我離開北京後（四月二十三日）的第二晚，李鵬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大力報告學生示威情況嚴重，他們沒有理會學生示威已降溫的事實，他們譴責少數學生的極端意見，特別是針對鄧小平的話。他們將示威說成是反黨和針對鄧小平個人。」
趙紫陽質疑：「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什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什麼材料？」
趙紫陽認為真正的對立出現在鎮壓之後。他說：「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六四』以後，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
鄧小平的拍板不具備合法性質
究竟是誰決定鎮壓？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將領時說：「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援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如果沒有我們黨這麼多老同志支援，甚至連事件的性質都難以確定。」
趙紫陽回憶說：「四月二十五日，李鵬和楊尚昆向鄧小平報告政治局常委會議，鄧小平一直傾向強硬處理學生示威，因為他認為示威妨害穩定。聽了他們報告後，鄧小平立即同意將學生示威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提出盡快化解形勢，要『快刀斬亂麻』。」
趙紫陽說：「從各方面蒐集資料，評估形勢後，我更強烈相信學生示威得到社會各界廣泛同情，四?二六社論和中央委員會處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願矛盾。我也覺得如果學生示威能以民主和法治的原則化解，透過對話和淡化矛盾化解，這可能會推動中國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過，問題的關鍵在於鄧小平本人，他拒絕放寬他的立場的話，我就無法改變強硬派的態度，他們不改變立場，政治局常委會就難執行淡化矛盾和開放對話的原則。」
李鵬主持批判會李先念人身攻擊
據趙紫陽回憶，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首先由李鵬代表四個常委作了定調子的報告，指責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嚴重錯誤，建議撤銷我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職務，並說對我還要繼續審查。接著參加會的人紛紛發言，對我展開批判。
在會上發言語言最惡劣、充滿污蔑之詞並作人身攻擊的是李先念。……批判發言的最後半天，是姚依林主持會議，看來根本沒有準備讓我發言（王任重、丁關根第一次來叫我作檢討，第二次來知道我不會作檢討，就動員我不要講話）。會議快結束時，我提出要求發言，他看看表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只能講十分鐘。當時我很不高興，我說，開了幾天會，主要是解決我的問題，批判了我兩天，難道只能佔這點時間？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會上宣讀了我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第二天就復會了，對我的問題進行表決。他們拿出了一個稿子，這個稿子把我的一切職務都撤銷了。
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大家的發言，對我的處理還保留中央委員，而現在拿出的草案就統統撤掉了，沒有說明原來的報告為什?現在變了，這是極不正常的。「因為我申辯而加重對我的處分，就是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了一個公然踐踏《黨章》的惡劣先例」。
六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召開中央全會，來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我所作的政治和組織結論。全會中有些發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斷章取義，充滿誣蔑不實之詞，用的也是文革的語言。我當時感到，如果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字樣，人們真會以為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東西。
寧願下臺也必須堅持自己的主張
我對在學潮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拒絕接受暴力鎮壓的決策，知道會有什?後果，會受到什?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我知道如果堅持自己的意見，只有下臺。對這個問題我是經過考慮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臺，或者即使下臺也是一種體面的下臺，只有放棄自己的意見跟他們走；如果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要準備下臺。我反覆考慮，寧願下臺也不能跟他們走。我當時同老伴和家裡的幾個孩子都談過這些想法，要他們作這種準備。對於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的那篇發言將引起什?樣的後果，我也有精神準備。當時我估計由此可能要被開除黨籍，因為從來對犯錯誤的人只有低頭認錯才叫態度端正。
本來經過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黨的十二大通過了新《黨章》，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都對避免文革的錯誤不再發生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在「六四」後對待我的問題上完全無視這些規定，公然踐踏這些規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極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說：「趙紫陽同志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援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後果是極為嚴重的。」
趙紫陽回憶：「那時我非常不開心，我對自己說無論如何，我拒絕成為動員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五月十九日凌晨我去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李鵬反對，想阻止。我認為這麼多學生絕食長達七日，中央委員會沒有一個領導人去探望，說不過去。我只是想勸學生停止絕食，對他們說他們仍年輕，要珍惜生命。不過學生不瞭解我的意思，我之後受到嚴厲批評，也開始發現自己被排除出決策外。」「我認為我要對歷史負責。我拒絕當一個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