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為什麼要在成都解放前夕離蓉赴臺呢?關於這個問題,我曾請教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長期在張大千身邊學畫的劉力上。
劉力上告訴我說,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個無黨派人士,他無求於國民黨,只是與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於右任、張群、羅家倫有些往來,也僅止於藝術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離鄉赴臺,看作是投奔國民黨。至於他對共產黨,去國前既無恩怨,也無往來。不過,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應何香凝之求,為毛澤東畫了一幅荷花,並題了"潤之先生"的上款。如果說大千先生當時對共產黨已有不滿情緒,怕是不會題款相贈的。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高層領導曾多次過問張大千的回歸問題。據張大千的好友謝稚柳告訴我說,1950年代初,陳(毅)老總問過他,中國畫家誰畫得好?他說當然是張大千。陳毅又問,張大千現在何處?謝稚柳答在海外。陳老總讓謝稚柳寫信勸他回來。
張大千這人,只適宜寫畫,不適宜開會,他不擅說話,更不擅作大報告。
謝家孝在《張大千的世界》中,記載了1956年中國商業代表團團長與張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對話。
團長:"上海一別,不知近況如何?"
張大千:"國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麼好日子好過啊,欠了一身債!"
團長:"欠了多少債?"
張大千:"不多,二三十萬美金!"
團長:"人民政府可以代你還債,只要你肯答應回去。"
張大千:"我張大千一生,自己的債自己了。想當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幾百條金子的債,人家說我發掘藝術有功,可以申請政府補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說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錢是國家的,怎好拿國家的錢給私人還債?"
幾巡茅台之後,賓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來說:"張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邊,今天最好表明態度。"
張大千一拍桌子,站起來說:"我張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來站在哪一邊,就站在哪一邊。"
1981年,謝稚柳在香港答記者問時,談到了張大千回內地的問題,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決不勸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張大千自由散漫,愛花錢,在國內,沒有這樣的條件。第二,張大千自由主義很強烈。要是讓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美協理事等職,經常要開會,肯定吃不消。張大千這人,只適宜寫畫,不適宜開會,他不擅說話,更不擅作大報告。"
謝稚柳是大千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對他的個性脾氣自然瞭如指掌,這兩點是從他的生活作風和個性上,道出了他不願回歸的原因。
除了謝稚柳說的兩點原因外,還有兩條是張大千不願歸來的重要原因:一是政治方面,二是經濟方面。
從政治上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不斷,"土改""肅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反右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這些政治運動,張大千雖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親友、畫界朋友在運動中受到了各種傷害。通過香港新聞媒介和親友書信傳遞,使他對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有些害怕。
經濟方面,公私合營前,除少數私方人員外,絕大部分人員先實行供給制,後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無幾。很少有人會用錢來收藏字畫,藝術市場十分蕭條,既無國內市場,更無海外市場,中國畫沒有出路,絕大多數中國畫家改畫連環畫、年畫或廣告設計,有的從事美術教育,只有極少數畫家(如齊白石)還能堅持賣畫為生,但價格甚低。當年齊白石一幅畫,只有幾十元,還不太好賣......對張大千來說,有沒有藝術市場(即賣畫環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問題,這是張大千不願回國在經濟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張大千的家是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濟,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兩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沒有收入的老人(還不包括子侄輩中的困難戶),據瞭解,張大千在海外站穩腳跟後,每月按時給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費是一百港幣(上世紀約合人民幣四五十元),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當於四五個人的生活費;如果張大千回國,沒有賣畫的環境,不要說幫助這些親友了,恐怕連他自己一大家妻兒的生活也難以維持了。
說張大千一點兒也不想回來看看,看看故鄉的親人,看看老朋友,那是有點不近情理的。
来源:《南方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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