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天天有。"的確，"六四"開了一個極其惡劣的先例。不過嚴格說來，鮑彤先生的表述不太準確，黨中央用武力鎮壓公民並不是從"六四"才開始的。應該說，共產黨自掌權之日起，就開始了武力鎮壓公民。那麼，"六四"究竟是開了一個什麼先例呢？換句話，同樣是武力鎮壓公民，"六四"之後和"六四"之前究竟有什麼區別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18年前的"太子黨綱領"中找出線索。1991年，《中國青年報》理論部組織了一批中共少壯派官員和學者舉行系列研討會，會後寫出長達一萬四千字的研究報告《蘇聯劇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此文也被稱為《太子黨綱領》。
在《太子黨綱領》中，作者提出："我們黨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蘇聯事變後，這一轉變更加緊迫。"作者批評共產黨"用群眾中的民粹主義情緒來束縛黨的手腳"，"幾十年來形成的驕民政策，對群眾只敢講廉政和勤政，不敢講嚴政"；作者認為，"蘇聯、東歐和中國的‘六四'事件的經驗表明，政治反對派用以攻擊共產黨的武器，有時恰恰就是共產黨尚未進行有效轉變的一些革命理論"，"自由化分子最愛用的口號就是反腐敗、反官倒，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等......"。
乍一看去，這幾句話簡直令人莫名其妙。共產黨已經執政四十多年，怎麼到如今反倒提出"向執政黨轉變"的問題來了呢？若說在毛澤東時代，中共一直高舉 "革命"大旗，不斷革命，不斷搞政治運動，致使經濟建設受到很大衝擊；那麼，這種局面不是早已隨著"四人幫"的垮臺，特別是在鄧小平主政以來就已經結束了嗎？至於說中 共實行"驕民政策"，對群眾"不敢講嚴政"，明顯與事實不符，更是無稽之談。
其實，《太子黨綱領》要說的是：過去，在理論上，共產黨總是聲稱它的權力是來自人民，共產黨總是以人民的名義發號施令，人民變得神聖不可侵犯；因此，在過去共產黨從不敢正大光明地、理直氣壯地鎮壓人民。對於來自人民的反對或抗議，共產黨唯一的辦法是宣布對方不是人民，是"反革命"，是"一小撮"，由此才能獲得鎮壓的合法性或正當性--這就叫"民粹主義"，這就叫"驕民政策"，這就叫"不敢講嚴政"和"群眾運動天然有理"。這套理論，在革命時期當然是有益的是必要的，但在執政時期就是無用而有害的了。如果繼續採用這套理論，只會作繭自縛，給反對派提供思想武器。在"八九"民運中，之所以有很多民眾不相信共產黨會大開殺戒，那無非是因為他們都想：我們有這麼多這麼多人，我們就是人民，你總不能還說我們是"一小撮"，還說我們不是"人民"吧。既然你無法否認我們是人民，既然你們號稱是"人民政府"，你又怎麼能公開地鎮壓呢？"人民政府"怎麼能公開地鎮壓人民呢？在蘇東事件中，有示威者打出標語"我們才是人民！"，就這樣一句簡單的口號，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便蕩然無存。就這樣一句簡單的口號，那裡的共產黨就像被戳穿騙局的騙子，頓時心虛起來，再也扣不動手中的扳機了。
然而在中國，"六四"屠殺終究還是發生了。"人民政府"公然武力鎮壓人民！這就不能不使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徹底破產。《太子黨綱領》意識到，在"六四"和蘇東劇變之後，要修補這種合法性已經不可能，而且也沒必要。他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還不如乾脆把話挑明，乾脆說明我們共產黨不是什麼人民的政府，我們是統治人民的政府；我們就是要統治你們，別以為你是人民我們就不好意思鎮壓你。如果說在"六四"前，中共鎮壓人民還要編造藉口，要費盡心機地把人民說成不是人民，那麼"六四"就是開了先例，開了編不出藉口也要血腥鎮壓的先例；從那以後，中共鎮壓人民就用不著再編造什麼藉口，非把人民說成不是人民後才敢動手。這一點，看看這些年來中共對工人、對農民的維權活動的武力鎮壓就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