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認為，憑心而論，無論是從思想原創角度，還是作為知識份子的人格而言，季老確實只是個普通人，他是個好人，是個善良的人，在其專長的東方學領域可能也是一位有著很大學術貢獻的人，但他還稱不上是大師。中國學術批評網上學者蕭瀚的文章寫道，也許有人會說，這樣要求季先生是不是太苛刻了？這不是苛刻，20 世紀的中國的確產生過不少大師，各個領域都有，但他們現在都已經不在了。
以1949年為界，那些在此之前壽終正寢的大師們是最幸運的，部分不幸早逝者如魯迅等，於他們本人而言反倒成為幸事。
1949年之後，還沒有來得及去世的那部分大師或遠渡重洋或退居寶島，雖然花果飄零，但依然還在繼續做著他們該做和能做的事。
而留在大陸的那些大師或者可能成為大師的佼佼者們，可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甚至陸陸續續地走上了"歧途"：賣笑的賣笑，賣唱的賣唱，沉默的沉默，改行的改行，牛棚的牛棚，監獄的監獄，上吊的上吊，投河的投河，......就連被放逐恐怕都算得上是一種恩賜了。到文革結束，大師們幾乎都被清理得差不多了。
事實上，外界對於季羨林先生的一大爭議就在於，他究竟是不是一位公共知識份子？對此，網易評論上作者長平的文章說，現代公共知識份子的概念，來自近代的西方社會，要求知識份子具有獨立性和批判性，擔當社會良知，參與公共事務。但並不是所有的學者都是公共知識份子，薩特曾經說過，一位原子能科學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時，他不是個知識份子，只有當他在反對核武器的抗議信上簽名的時候才是個知識份子。
與此相對照，反覌季羨林先生晚年的幾次重要發言，人們不難得出自己的結論。首先，他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中國人的世紀"。隨後他又主張，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上把孔子抬出來，讓全世界學習，他希望藉此向全球推廣我們這個"和諧"的理念。
而在這之前，他也曾與前來醫院探望自己的國家領導人討論過"和諧"的話題認為："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很好，經濟發展，政通人和"，當下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內心和諧。長平的文章指出，季羨林先生的上述講話，沒有以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獨立姿態和批評精神，對中國的社會問題進行深入的觀察和全面的思考，也就談不上什麼真知灼見了。
此外，他為自己在歷次運動中"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卻也容易鼓勵犬儒主義。更何況，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話不能全講出來，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態度不應該是欣慰，而應該感到恥辱和憤怒才對。
綜上所述，蕭瀚的文章接著說，真正的大師往往是具有悲天憫人情懷的，很難想像對於民眾苦難視而不見的人能夠成為大師，在一個存在著嚴重而普遍不公現象的社會，只要還能說話的話，真正的大師肯定會站在人道主義立場發出自己的聲音。
法國有左拉，還有千千萬萬支持左拉的各界人士；德國有敢於痛罵納粹的托馬斯.曼；土耳其的帕慕克也曾冒著危險痛斥本國政府的種族屠殺歷史，都是因為他們的人道主義情懷被冒犯，而這才是真正的大師風範。
相比之下，在當年的大躍進運動中，錢學森親自證明畝產可以達到10萬斤，簡直就是大師人格的反義詞。與此同時，林昭卻以生命為代價說出了那個時代最驚心動魄的思想，與之相比，巴金先生就是一天到晚號召人們要說真話，又有多少實際意義呢？要知道，真話不是用來號召別人說的，是需要自己直接說的。
文章又說，縱觀近年以來曾被冠以大師頭銜的中國人，就可以發現，他們當中沒有一位曾經為民眾的苦難鄭重發表過任何言論，而以他們的地位，為老百姓說幾句話就真會遭到什麼迫害嗎？
相比之下，顧准----這位中國100年來真正具備原創思想，並構建起自身體系的獨立思想者，卻遠未獲得與其思想相匹配的地位。凡此種種，或許正是百多年來中國人多災多難的一個癥結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