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奧運之於北京，上海亦欲以世博作為加冕全國乃至遠東經濟中心的奠基禮。
遺憾的是，歷史曾經給予了上海機會，但上海沒有抓住。而從全球經濟格局和中國未來經濟發展趨勢來說，上海離中國經濟中心和遠東經濟中心，已漸行漸遠。
上海對於"遠東經濟中心"的記憶，更多的應源自民國時期。不過，這種地位，乃是特殊時勢造就。
由於港口位置優良，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定後，上海成為對英國通商口岸之一，後來，列強相繼在滬設立租界。租界的存在使其未被戰火所波及，並享有實際獨立的地位和充分的國際聯繫，成為東西方貿易交流的中心。至20世紀30年代，上海超越香港及東京，成為遠東最繁榮的港口和經濟、金融中心，被譽為"東方巴黎"。
同時，上海離民國時期的首都南京很近，當時民國政府實際實行雙都制，南京為政治首都，而四大家族所掌控的幾大銀行的總行無一例外的都在上海，上海是事實上的經濟首都，集合了當時的全國經濟資源。
但是，隨著時世的變化，上海逐步失去了優勢。
新中國將都城由南京改為北京，且以天津為其屏藩，上海不再有民國時期獨大的地位。而在毛澤東時代，上海雖仍被"計畫"為中國經濟第一重鎮，但中國發展遭遇長期停滯，矮子叢中，豈有巨人？
在2008年的全球城市GDP排名中，東京高居全球之冠，首爾、大版、京都、橫濱、名古屋、北九州、香港等亞洲城市均排在上海前面。中國臺北，新加坡則緊隨其後。
事實上，隨著日本、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崛起，上海逐步衰落。二戰以後，日本經濟迅速騰飛，東京逐步成為遠東經濟中心，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的首都，其國際影響力遠超上海。2008年，東京經濟總量幾近十倍於上海；70年代之後，韓國漢城（今首爾）逐步崛起，直到80年代借奧運成為國際化大都市；香港和新加坡作為亞洲重要的自由港，其地位遠非上海可比；隨著臺灣經濟騰飛，臺北、高雄等也成為亞洲重鎮。
20世紀之初，亞洲唯東京、上海、香港；21世紀之初，卻已是群雄競起，上海雖被著力打造為東方之都，但其中心地位被稀釋殆盡，光芒逐步暗淡。
在國內，上海的影響力亦被日益稀釋。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地均已啟動發展步伐，而這種自發的、內驅式的發展，其動力和持續性，遠勝於行政力量的計畫安排。
在改革初期，上海即失去先機，直到1992年才開始真正改革，不僅落後於深圳及珠三角、長三角其它城市，甚至滯後於一些內地城市。珠三角的崛起，使當時的經濟中心從上海轉移到深圳、廣州等城市。
而長三角的崛起，在一定意義上上不僅沒有使上海的地位增強，反使上海的區域性中心地位有所降低。從1978以來，上海在長三角中的經濟份額，從近一半下降到只有四分之一，而蘇州、無錫、杭州、寧波等城市卻發展迅猛。以蘇州為例，其佔都市圈經濟的份額從1978年的5.54%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 12.19%，經濟總量上僅次於上海。而在製造業領域，長三角其它區域更全面超越上海。
中國區域經濟的群體性崛起，以及條塊式的政治與經濟體系，亦制約上海成為經濟中心。
雖然最近上海被中央批准為中國金融中心，但是，由於金融監管中心、央行、四大國有銀行總部均在北京，上海並無號令天下的優勢。同時，在中國的特殊體制下，銀行運作按區域進行，上海市的建設銀行，並不比內地一省的建設銀行級別高。
上海在今年的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中僅列第31位，大幅落後於中國香港、東京、新加坡等城市。金融人力資源的數量與質量，是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的決定因素。世界上眾多金融中心，金融從業人員佔就業人口比重均為10%以上，中國香港為14%，而上海金融業員工約20萬，僅佔1%。
在上海宣佈成為中國金融中心的時候，先後有北京、天津、深圳、重慶、大連、武漢、西安、杭州等宣布要成為區域乃至全國的金融中心。
這種條塊分割模式，使上海無法完成對於全國資源的吸納，不具備利用全國經濟資源的能力。
相較上海，深圳背靠香港，未來的省港一體化，將給深圳帶來巨大的機遇。使其戰略縱深遠超上海。
《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獲批後，深圳擬將特區擴大到龍崗、寶安及光明新區，如此，深圳特區的面積將放大到現在的五倍。目前，深圳特區以全市面積的五分之一，卻創造了52%的產值。以前，深圳特區有限的空間被工業園區、科技園區、商業區等重重分割，各地區經濟模式相對獨立，產業無法有效整合。一旦深圳擴區，其未來釋放的能量將是龐大的。
目前，香港與深圳兩地面積3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500多萬，兩城聯合，將解決彼此戰略縱深問題；香港是亞太地區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而深圳的金融業在全市GDP中的佔比已達9％，深港在金融方面合作前景廣闊；香港的服務業佔GDP比重達到90%，為全球主要城市中佔比最高的，而深圳發達的製造業與國內首屈一指的高科技產業，與其正好形成產業互補；深圳的企業在國內富有競爭力，而香港具有強大的對外輻射能力，深港一體，將使深圳更具全球性的影響力。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將使深圳成為物流中心的設想變為現實。
在軟體方面，香港多年來一直被譽為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方，擁有健全的司法體系和嚴密的知識產權條例；自由港的身份與體制，貨幣自由兌換，資金自由進出，人員自由遷徙，全球資訊無障礙流通。深圳一直在管理模式上向香港學習，是內地在管理模式上最接近現代化的城市。這種優勢在全國獨有一無二。一體化的深、港比上海更有能力代表崛起的中國參與全球化競爭，作為中國經濟中心，與紐約、倫敦、東京分庭抗禮。成為新的特大國際都市中心。
珠三角9個城市在同一個省份中，不僅地域連接，發展水平接近，而且有較相近的產業基礎，最容易實現一體化。而長三角16個城市分布在江、浙、滬三大省級行政區域，行政協調成本相對偏高，甚至很多城市與上海之間充滿同質化競爭，部分中心功能被分流。在引用外資方面，蘇州直逼上海，寧波則一直希望在港口航運方面與上海平起平坐。在對民營企業的吸附能力上，長三角城市遠超上海。從上海遷走的眾多民營企業，大部分搬到這些周邊城市，杭州、南京作為省會城市，其省域中心地位，亦將削弱上海的影響力。
某種意義上說，深圳不僅與香港之間存在互補，亦與珠三角核心城市群中的東莞、惠州形成互補。而深港中心，與廣佛中心，珠澳中心形成的珠三角中心，又形成了全國的輻射與產業互補。如此，則深圳形成了三重戰略縱深，在全國的自由經濟競爭體系中的作用，非任何城市可比。
不過，正如日本抓住歐洲短期衰落而美國崛起的機會，以融入美國經濟體系而崛起一樣，中國的崛起，亦將使一大批城市成為潛在的中心，而上海作為呼聲最高的城市，其空間巨大。
上海的未來發展，除建成金融中心等發展大戰略外，更需要是"軟"略與遠略。
如在城市定位上，上海過高的政治地位，使其社會及經濟綜合改革受到制約，未來或可通過主動降低城市行政級別，獲得相應活力；而在社會流動性、活力與創造力方面，上海亦可部分趨近深圳，在全球及中國範圍，無論美國當年的崛起，或者深圳的崛起，大量的移民以社會階層的流動性，都將培養一種多元而廣博的現代文明，對社會活力和創造力起到巨大作用。民國以前的上海，同樣也是一個移民之城與活力之城。同時，更為重要的是，上海需要在市場化方面取得突破，無論是成為金融中心，還是解決"為什麼上海出不了馬雲"的困局，市場化都是上海未來久遠發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