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9日，我在瀏覽《博訊》時，無意間看到一篇轉載的文章：《深圳大學姜安教授的"毛鄧三"選修課》，其中出現了"毛鄧三"的提法。當時我腦子裡閃了一個念頭：這是不是某位民運人士對於毛、鄧的惡搞呢？一讀其文，原來並非如此，它是大學教授正兒八經的一次"正搞"："毛"是"毛澤東思想"；"鄧"是"鄧小平理論"；"三"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好傢伙！"毛鄧三"原來是這三樣東西的堆積。顯而易見，這是姜教授得到了官方的認可的一大"發明"；依著它，我給後面續了胡錦濤的"科學理論"，就可以奏成為四個字的"毛鄧三科"，要是打麻將的話，就剛好夠一桌了。毛、鄧、江、胡，四個人一撮，牌糊了！
我在論述政治問題時，為什麼扯到了打麻將上去？原來，我在民運人士當中是一位致力於揭露專制主義高層娛樂化統治政策的人，在近幾年的文章中，我著力批評他們欲使統治行為"娛樂化"，想把從長期革命傳統中走出來的中國人民最後弄成為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的政策。
2002年11月以前，我生活在中國，那時我就常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趙本山何以在中國走紅？他作為一個喜劇演員想必和所有的演員一樣，都想成為大牌娛樂明星，但是，他成為大牌中的大牌，以至於壓倒了其他明星成為中國的一個偶像，難道就沒有原因嗎？我想根本的原因也許就在於他成功的背書顯然是他有意或無意迎合了中國統治者高層所推行的娛樂化政策。
二、"毛鄧三科"中的毛是什麼？
一般人認為毛澤東時代是一個非常"正經"的時代，那麼，它於今天的時代是怎麼聯繫的呢？其實，貌似簡單的毛澤東時代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時代，它不但可恨、可惡、可憎，而且還可笑。現在許多批評毛的時代的人都漏掉了"可笑"的內容，因此，他們批的就不全面；正因為不全面，所以批判就收不到應有的效果，以至於最後，被批判的東西其實不是要批的對象，它在一個假目標的隱蔽下給逃掉了。
在毛澤東時代每一個中國人幾乎都經歷了非常可笑的事情，那些意義到今天也沒有被整理出來，於是人們把毛和毛主義當成了中國的"希特勒"和"納粹主義"時來批，這樣，毛和毛主義就逃之夭夭了。別人不說，僅我自己的事情講，就有許多。我記得我剛剛上學時，就碰上了"消滅四害"的全民運動，和全村社員群眾一起參加了"消滅麻雀的殲滅戰"，用銅鑼、布幌子，站在房頂、樹上和野外連續24小時騷擾麻雀，以求麻雀落地......。在學校的土廁所裡，一蹲就幾個小時，把打死的蒼蠅裝在瓶子裡，數數上繳......。我家人也是一樣，為了使烏鴉在"大躍進"的運動中能夠跟上人的步伐，在大隊黨支部的安排下，我年近七旬的祖母爬上了三丈多高的大椿樹，把塗了墨點的雞蛋放在烏鴉窩裡，讓烏鴉孵化小雞......。此後的"貧下中農學習毛選"、"學習小靳莊"運動，包括"批林批孔"運動等，都是先後出現過無數的可以笑破人肚皮的事情......。真實情況是，即使在階級鬥爭大規模升級的年月裡，殘酷的"階級鬥爭"中亦參雜著政治笑料。如果說這一性質在80年代的電影《月亮灣的笑聲》中，被表現得淋漓盡致的話，那麼，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毛的統治在笑聲裡悄悄地落下了帷幕──就是我們應當注意的一點。就這一點著眼，"娛樂統治"的源頭已經在高壓的毛澤東時代於無形中形成了。
雖然。在我們中國，前毛澤東時代被毛澤東本人定義為一個"鬥爭的時代"，但是在這個時期，毛所堅持的"黨內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卻隱藏著戲劇化的大量成分，其"代表人物"今天是"革命"的、明天突然地變成"反革命"的事例屢見不鮮。劉少奇也罷，鄧小平也罷，林彪也罷，都是由"正確路線的代表"一下子就栽到了"反動路線代表人"的一邊去了。因此，當毛的"鬥爭"在進行時，無論他怎樣對之"上綱上線"，"代表人物"身上的戲劇性質是沒有辦法可以除掉的，所以，黨內當權派人物的走紅和變黑，都被限定在一個戲劇式的政治架構之中，沒有一個真正的"階級本性"可究。於是，毛澤東時代一個非毛的意義就可以被我們整理出來，那就是毛雖然把鄧小平定為"還在走"的"走資派"，但是，他的"定性"隨著他的死亡失去了價值，"頂屁用"！
就這樣的事情我們不難發現，毛把自己死亡前發明的"路線鬥爭"定性為"科學"的東西，把"反對黨內資產階級"作為"繼續革命"的核心，並且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定下"人民造反"的基調，可是，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簡直易如反掌，非但如此，它甚至在一片笑聲中被中國民眾接受了──這樣的事實，我們如果不研究的話，怎麼可以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組織者呢？
我的觀點是，毛澤東創造了一種"疑似價值"，所以，它既可以被統治者高層利用，也可以被普通人利用。
關於第一點，我們普通人已經知道了毛澤東"是人不是神"的道理，但是卻還沒有看到在"娛樂化統治時代"毛已經變成了專制主義高層手裡的一張牌的事實。說實在的，毛今天在他的接班人的手裡，就相當於一張"紅桃老Ｋ"，他們把它攥在手裡，由他們的意志決定它的意義，認為可以出時，才出，不必要時，就收回。
明白了這一點，你也就明白了在"葛麗英事件"中，一個普通女工──葛麗英在"鄭州紫金山廣場紀念毛澤東"，"在網上發布鄭州工人組織學習毛澤東著作讀書會的文章"為什麼被中國警方認為是犯了"擾亂社會秩序罪"而"依法逮捕"呢（具體報導見《東方日報》《紀念毛澤東有罪，中國官員不認老祖宗》一文）？20年前，湖南三勇士墨抹毛澤東畫像，被認為是"反革命行為"鋃鐺入獄；20年後，一個普通女工因為"紀念"毛澤東而獲刑，這到底是這麼一回事呢？好個毛澤東，抹墨也不是，捧紅也不是，他到底是什麼呢？正確的回答是：他不再是毛澤東了，他是胡錦濤的一張牌！
毛澤東自身有一種意義，這是不言自明的事實。可是呢，在我們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被官方控制的毛澤東有著一種意義，那才是"最根本的事實"啊！看不到這一點而批毛，起什麼作用呢？
三、"毛鄧三科"中的鄧小平又是什麼？
許多人把鄧小平視為毛的剋星，根本沒有看到在專制主義高層、他們"和諧"了的情形。因此，我說，胡錦濤這些孫子輩們雖然沒有"理論"和"思想"，但是他們卻有"牌"，如果毛澤東是我說的"紅桃老Ｋ"，那麼鄧小平就相當於"黑桃13"，一紅一黑，構成了他們一副專制主義的牌局。
進一步的分析，便會發現毛澤東這一張牌，多少總是關乎著"繼續革命"、"人民造反"、"反潮流"等等東西，而鄧小平這一張牌卻為社會上的權貴階級、"黨內資產階級"合法榨取中國人民的血汗和合法地侵吞社會財富提供了"理論"（"貓論"或者"先富論"），特別是在鄧小平本人成為鎮壓"6．4"的屠夫時，被他竊名的"改革開放"事實上成為一種為"不革命"、"反革命"行為辯護的說辭。他發明的"不爭論"把人類社會中那些只有在爭論才可以拿到的價值，完全都給廢了，於是，"娛樂型統治"的基礎就可以奠定於其上。
可是對於這些，許多人只看其中的一點，而沒有看見其它各點。比如，在中國，人們不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爭論"好像是針對中國的實際問題的，可是這樣的"不爭論"在事實上抹殺了專制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區別，抹殺了獨裁與自由的區別，客觀上有利於取消在過去時間裏人民群眾所接受的"反潮流精神"和"造反精神"，從而給專制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企圖掃清了道路的事情也就隱藏在其內了。
和毛澤東的思路完全不同，鄧小平認為"修正主義化"了的人是容易統治的，而那種"滿腦子革命"的人才是最難對付的。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是"求實"的，只是這個求中的"實"是中國近100年來民主革命要反對的東西。不可否認的歷史是，在近100年的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革命中，我們這個柔軟的民族終於豎起了一種叫"脊樑骨"的東西，現在，它要被鋸掉，就像鹿的角被鋸掉一樣！
時代風氣變化得如此之快，人們在還沒有等身子轉過來時，已經被托入由經濟浪潮造成的"大海"之中了，在其中，一個普通人連維持生計都很困難，還"革"什麼"命"呢？"革命"就是在政策這樣的一改變的瞬間被"耍戲"了，一張硬性的"通行證"變成一張紙牌，被組織在一個娛樂的牌局中，"娛樂化的時代"也就從此開始了。
這樣的變化看起來好像有一種巧合，代表革命的毛澤東喜歡看書、讀書；而代表不革命的鄧小平喜歡打橋牌。當共產黨高層人物在從毛"讀書"的死板氣氛中獲得解脫時，他們放下了書本，輕輕鬆松地坐入牌桌，娛樂──開始了。上行下效的結果是：到今天為止，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類似於黑社會的娛樂團體了。"紅道"徹底變成了"黑道"。"黑磚窯"、"黑心棉"、"毒奶粉"、"蘇丹紅"、"毒水餃"、"癌症村"、"愛滋病村"、"第二派出所"、"黑政府"等等事件，都是"毛鄧三科"這一線串起來的啊！
因此，我認為，在中國的現時，你要是爭論什麼是真正的鄧小平？那才是不可救藥的書獃子。用不著爭論的是，鄧小平給共產黨高層統治中國提供了一種新方式和新思路，用一個美國法學家德沃金的話說："那就是什麼‘主義'也不信，但掌握了權力，並且決心用一切手段維護權力的人所施行的統治。我補充一句，這種壓迫的形式可以建立在某種所謂的市場經濟和中產階級的基礎之上。事實上，過去它以向都是這樣"。四、關於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之批判
我在前不久寫作的《民運政治論綱》（《民主論壇》）一組文章中，把毛澤東時代看成是一個過渡時代，是說它沒有自性，也就是說支持這個時代存在的那些主要因素，包含著很大的變數，因此，它出現在20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本身，就好像是一塊懸在了空中的大石頭，隨時都"可能"在一個突然的時間（那時時說"一個晚上"或者"一個早晨"就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裡落地。
對此的解讀是說，如果人民群眾是"革命的"，"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真正地變成了"國家的主人翁"，在遇到篡奪了政權的"黨內資產階級"時，他們敢於"造反"、敢於"反潮流"，那麼，社會的變革也許會出現有利於民主的局面。關於這一點，顧准先生在"文革"的兩派中看到了"社會正義的兩黨制"（見《理性主義於實驗主義》）和費孝通先生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中看到的"鄉鎮企業"在中國產生的源頭，都是對於未能夠到位的民主前途的一種洞察。
與此一前途有關的是，過渡時代的另一種結局，就是目前的這種：當社會和人民在廣泛地厭惡了不成功的革命之後，並且把革命沒有成功所帶來的不良後果和革命等同起來時，革命──這個需要不斷加油加水的東西，最後免不了乾涸。由革命時代退回到"不革命"、"反革命"時代，是一種帶有"自然"性質的歷史趨勢。從18世紀的法國革命者到20世紀的列寧、毛澤東，都先後發現了它，只是他們在死亡之前都沒有尋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從上述問題著眼研究現實，我們對於中國社會近30年以來的撲朔迷離的現象，就會有一個新的理解：原來，那些口口聲聲嚷著他們是毛澤東接班人的人都接了"鬼"的班。就此我們去回憶1958年，毛對來訪的蒙哥馬利元帥講"我沒有接班人"的話，倒是"打"了個"提前量"。
毛澤東、鄧小平的接班人原來是一批紈絝子弟，他們早就變成了一批政治上的"玩家"。他們是在"玩"毛、玩鄧，把之當兒童玩具一般地使用，玩膩了，就放到一旁。就這樣，他們也不讓別人玩，別人一碰他們的"玩具"，他們就發怒。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葛麗英怎麼會被判刑呢？對葛麗英獲罪一事的最好解釋是說，毛澤東是中國當權派手裡的牌，只有他們可以出，可以玩，什麼"工人"、"農民"、普通人統統靠邊站！
上面我已經說了，第一個玩毛的大家是鄧小平，他用了"毛澤東錯誤"這樣的方式就把毛的正面形象給顛覆了，毛成為一個空洞的符號。而江澤民就是在他之後，玩毛、玩鄧的"接班人"。
和鄧小平不同的是，江澤民一開始就把統治拉入遊戲的軌道。他公開地搞包二奶遊戲，以至於社會上廣泛流行"三英"的歌謠，諷刺他：
"前面走的宋祖英，
後面跟的李瑞英，
家裡放的貓頭鷹"。
我當時生活在陝西省境內，這樣的歌謠可以說流傳很廣，幾乎是家喻戶曉。但是，上面沒有傳下來追查歌謠的任何口令。我們當時幾個談友都很納悶：官方為什麼對此不聞不問？回想在"四人幫"時，社會上一起諷刺歌謠，上面就要求追查，並且口氣都是"一查到底"。可眼下，上面是聽之任之。此後，我才慢慢地明白過來，這是"不要臉，只要權"的統治者們玩的新花樣，目的是"導淫"，用一個"淫"字來毀壞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的精神。事實上，在江澤民任期內，社會開始大面積的"色化"，到如今經過胡錦濤的加班加點，這個過程已經好像是"完成"了。最近，我在觀看陝西省電視臺一個有關青少年犯罪的節目時，其中竟然出現《社會有點色》的題目，這不是官方的不打自招、又是什麼呢？
江澤民在出國訪問時，又是唱歌、又是彈琴、又是作詩、又是跳舞，可以說出盡了醜。事後分析，這不可以歸結他個人"愛出風頭"的個性，而是他要身體力行一種新的統治策略和統治行為，其中有著一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們知道，他個人的出醜行徑常常引來人們的謾罵，也就是在罵聲中，人民的怨氣被疏導了，更何況當人們對於一個最高當權派"打心裏瞧不起"時，是很難樹立起推翻他、進而和他作鬥爭的念頭的。
毛澤東時代，中國專制主義制度屬於初創時期，因此它的生命維繫之條件需要人民的認同。毛澤東死後，制度獲得了所有人間制度都有的那種"自性"，所以，人民不擁護它，它也可以運行。如果被運行著的制度恢復了"古老"的性質，那麼，在統治方面，統治者們用趙本山小品《賣拐》的方式來忽悠人民，亦可以保證制度的延續。想一想，江澤民下臺前夕，人民對胡錦濤抱有希望，認為他可以革掉江澤民的弊病，以至於網上出現了"胡哥"這樣的稱呼不就是事實嗎？可是，六、七年過去了，胡錦濤不是"忽悠"了我們中國人民嗎？在人民的口語中，胡錦濤已經變成了"胡緊套"和"胡緊掏"。
五、統治的牌：糊了！
在"毛鄧三"中，"三"是最臭的。毛澤東好歹還有一個"思想"，鄧小平雖然沒有理論，但是他能夠說話，發表意見，況且在他說話的時候，人們已經厭惡了毛的"思想"，因此，他所說的話雖然和老農民話一樣地直來直去（"貓論"），人們也不覺得討厭。但是，一個只會作秀的江澤民，"三個代表"一出籠，就立即引起了人們的譏笑。我說一個身邊的真實故事給大家聽，別當是插科打諢。
某一天下午，下班後，我剛剛走出辦公樓，單位裡的一個工程師（是我的談友）一把拽我到一邊，邊笑邊說："老武，你聽到毛澤東和蔣介石死前的一樁秘密的後事交代嗎？""沒有"，我一本正經的回答。他笑著說："我說給你聽，但──保密"。他做了個鬼臉，說：
蔣介石臨死的時候，秘密地見了一次毛，兩人說了許多和解的話，最後蔣介石對毛澤東說，他在大陸留下了"三"個私生子，臨逃離大陸時，顧不上尋找，讓毛給他尋找。毛出於惻隱之心給答應了，只是，蔣介石卻忘記了私生子們的姓名。
所以，毛澤東費勁力氣尋找也沒有找到，死前，叫華國鋒找；華國鋒下臺時沒有找到，又交給了胡耀邦；胡耀邦也沒有找到，又交給了趙紫陽；趙紫陽沒有找到就下臺了，輪到了江澤民──這傢伙真行，他沒有費多少力氣，三垂兩梆子就找到了......，於是，他手舞足蹈地喊道："我找到了！一個名叫‘蔣學習'，一個叫‘蔣政治'，一個叫‘蔣正氣'！"
聽到這裡我才忽然明白了，這就是江澤民的"三講"（"蔣"的諧音）："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不久，"三個私生子"的政治笑話就像長著翅膀一樣的飛傳開了，可見，"三講"一開始就變成人民的笑料了。今天我撰寫此文，把此類政治笑話看成是"娛樂政治"中的一個品種，就不是插科打諢的了。
正因為這樣，我分析在胡錦濤剛剛上臺時，想把"毛鄧三"中的"三"拿掉，是情有可原的（一度報紙上、電視上提的少了，引起國內、外一片猜測），但是，不久，胡打消了這個念頭，肯定了"三"的價值，把它成功地做成為"三"字牌，放在了毛牌、鄧牌後面。如果這樣的方式無意間形成了一種"傳統"的話，那麼，胡錦濤的吹鼓手們給"毛鄧三"加了一個胡的"科學理論"，三變四，就順理成章（目前中國的牌局就是如此）。無論怎麼說，胡錦濤明白了一個道理：統治的牌越多越好；同時他也曉得，在專制主義者那裡，他成全別人的牌，別人也會照葫蘆畫瓢地成全他的牌。
六、增牌與減牌
如果我們大家對於中國政治故事都有記憶的話，那麼胡錦濤當初想減"三"和鄧小平當初想減毛（全盤否定毛）的意象是出入一轍的，但是，他們都克制了自己，不但沒有減，而且都把想減的東西轉化為中國專制主義者陣營裡的"固定牌"。這樣行為如果被我們忽視的話，那麼，我們怎麼可以戰勝他們而取得民主呢？
我寫作此文的本意是要從統治者們"增牌"的行為給出我們的一種啟發：統治者們都懂的道理，我們民運人士卻不明白，就使我納悶。在許多的問題上，我們卻認為手裡的牌越少越好，以至於有個別人在需要增牌的今天，還在吆呼著減牌。2007-02-01，我寫作的《論民主的"洗牌"和專制主義的"清掃馬圈"》（《民主論壇》）一文，提出了在"洗牌"的同時增牌的問題。此一篇是用對比的方式論證了共產黨高層的情況，指出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民運人士不但要抓住批判的對象，而且要抓住變化著的批判對象。
（2009-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