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源是翁同龢之兄翁同書的兒子，大學士翁心存之孫。其父咸同間任安徽巡撫，被劾革職遣戍。這本是宦海風波的一件極尋常的事，可是卻因此牽涉到國族興亡的大計。大風起於末，讀史的人至今為之扼腕嘆息。因為此事事跡多涉蘇州一府，很多為史所不載，摭拾成文，足備蘇郡掌故；但失實之處，或仍在所不免。
翁同書以書生出典軍務，與欽差大臣勝保共負四戰之地安徽的"剿撫"重任。那時安徽的形勢非常複雜嚴峻，軍事勢力有清軍、太平軍、捻軍以及地方武裝的團練四方面。翁同書並且擔任地方大吏的安徽巡撫，更是應付孔棘，力所難勝，終致因辦理團練事宜調度乖方、屢失城池而於同治元年被兩江總督曾國藩嚴劾逮治，幾乎被處死刑。那麼翁氏所應結冤的該是曾國藩，然而事實卻是李鴻章。俗語說"冤有頭，債有主"，說來也真話長。
常熟翁氏是蘇郡的望族，一門鼎盛，自從道光二年翁心存中進士以後，自己和次子同龢都是宰輔重臣，且相繼為兩朝帝師；長子同書和幼子同爵又都是封疆大吏；同龢與孫子曾源則均是狀元及第，這些是歷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的蘇州盛事。稍後另一大家族也正在安徽悄悄地興起，那便是後來凌駕翁氏、以李鴻章及其長兄李瀚章為代表的李氏家族。事情更湊巧的是，江蘇的翁氏到安徽做官，安徽的李氏卻主宰江蘇、尤其是蘇州地區的命運。
當時干戈遍地，四郊多壘，豪紳土劣，紛紛組織地方武力，結砦自保，有些紳劣藉此武斷鄉曲，魚肉人民，官吏莫敢誰何。李氏兄弟的父親藉著是個鄉宦，夥同子弟，居鄉頗多不法。合肥那時雖非會城，卻是皖北的重鎮，略有良心的地方官吏，不能不對李氏予以制裁。當時任安徽巡撫的翁同書和後來的彭玉麟都對李氏子弟有過嚴厲的處置，這是李氏對翁氏結冤的第一步。至於後來的彭玉麟，因為他素負剛直清廉之名，李氏對他無隙可尋，而翁氏則不然。
咸豐季年，曾國藩的湘軍已立定腳跟，指日可成"中興偉業"，幕府人才濟濟，李瀚章、鴻章兄弟在幕尤為曾所倚重。咸、同之際，曾國藩雖被任為兩江總督，但開府之地江蘇一省尚非他能履任之地，還有待於略取。合肥是李氏兄弟的鄉梓，一切情況自然他倆最為熟悉，翁同書處置苗沛霖團練事件調度乖方，自然難逃他倆的眼中，所以同治元年初曾國藩嚴劾翁同書，不但一切事由都根據李氏情報，連奏疏主稿也出自他倆之手，措詞之嚴厲，公報私仇，自在意中。若不是清廷顧念翁心存兩朝帝師，翁同書恐怕便會"依部議"身陷大辟。這是李氏對翁氏報冤的第一著。
若說李鴻章那時官卑職輕，那倒也並不然，咸豐季年，李鴻章已屢次被保舉為實缺道員，但仍留曾幕訓練淮軍。那時天國屢經內訌，敗局已定，曾國藩於立定腳跟之餘，對東南局勢有了縝密的佈置：即由他的九弟曾國荃包圍金陵，左宗棠經營浙、閩，而最重要的蘇、常一帶，則責成李鴻章專練淮軍準備攻取。李於同治元年四月勾結洋人，用洋輪載兵械沿大江千餘裡下駛，直拊太平軍之背。那時長江下游兩岸還全在太平軍之手，這樣的行軍方式，是古今中外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特例。於此可見那時西方列強在揚子江下游，無視清廷的主權和干涉中國內政，已到何等程度！
訓練一支數萬人的軍隊，非一朝一夕之事，清廷和曾國藩把這等大事委諸李鴻章，可見李鴻章的地位在咸豐季年早已出人頭地。他不但能把成萬的大軍和輜重在太平軍的眼皮下從腹地運到海濱，且能組織一支西洋的雇佣軍供他使用，即是以西方冒險家英籍戈登、白齊文和美籍華爾為首的洋槍隊組成的所謂"常勝軍"，配合著訓練有素的淮軍，向蘇、常一帶太平軍進擊，這自然佔著絕對的優勢。
太平軍的將領良莠不齊，紀律也並不嚴明，當時有句諺語，叫做"發軍如梳，官軍如篦"，說兩者對人民的禍害，相去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但蘇州人民實在好福氣，蘇州府屬恰是歸天國第一流人物忠王李秀成開府治理所在，他的府邸便是蘇州城內的名園拙政園。因此蘇州在李秀成的長期庇護下，匕鬯不驚，安居樂業，迥異於其他各地。蘇州人民既然感戴李秀成的德政，自然得有所表現，若按傳統的送"萬民傘"或"脫靴"那些辦法倒還罷了，可為了對忠王尊敬起見，用的是刻碑豎坊。那些碑坊都是石刻的，高豎聳立於蘇州主要街道。常熟翁氏是蘇郡主要望族，當然曾由翁氏族人出面為忠王建立一座石坊。
到了同治初元，忠王已從蘇州調回天京主持中樞，蘇州由郜雲官等十王主持，抵擋不住淮軍第一驍將程學啟和洋將戈登的猛攻，勢窮力蹙，只得要求獻城投降。但是程學啟不顧不殺降人的古訓，竟把十位降王全部殺掉。這種不顧信義的野蠻舉動，連戈登也看不入眼，幾乎要和程學啟火拚，終於一怒辭去常勝軍頭目職務，竄到非洲蘇丹去幹他老本行，結果是給蘇丹人民殺死在喀土穆，這也是蘇州太平軍的一段掌故。
李鴻章攻陷蘇城之後，見到通衢上的翁氏對忠王歌功頌德的石坊，使命令拆下，但並不予以搗毀，只是把它藏匿起來。這一著李鴻章可真厲害，他若據此出奏朝廷，按《大清律例》那是大逆罪，法應合族處死。李鴻章也很明白，那樣會給朝廷出難題，這若在康、乾時代，自會按律辦理，但在季葉，紀綱已弛，未必定能扳倒翁氏。還不如"引滿不發"，叫翁氏提心吊膽，坐臥不安。李鴻章這一手著實厲害，迫使翁氏忍氣吞聲，坐候回擊的機會。
以上都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事，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翁、李兩族的代表人物名位都更高了，一個在中樞主持財政，一個是封疆大吏兼管軍政，二十多年的含仇蓄恨，翁氏終於得到報仇的機會。那便是1884年的中法甲申戰爭。按照常例，應該是武將主戰，文臣主和，尤其是翁同龢長期做戶部主管，饋餉是"計臣"的職責，他也顧不得了。為給李鴻章過不去，糾合一批書生的清流黨，主張和法國侵略者開戰。結果中國竟然反勝為敗，締結了辱國條約。這不過是翁氏的牛刀小試，但已使李鴻章為此吃足了不少苦頭。
過了十年，便是1894年的甲午戰爭，那時翁、李兩氏的地位都已達到了頂峰，文武雙方的主張還如十年前一樣。李鴻章所經營的北洋海軍在噸位上確實駕凌日本之上，但是在軍隊的素質上，李鴻章的心裏比誰都清楚；翁同龢仍舊是財政的主管，他也明知道所謂"海軍經費"已有一部分被挪用作修建頤和園，但為了報仇雪恨，不惜拿國族榮譽、北洋艦隊和日本孤注一擲。這次戰爭的結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中國的孱弱，從此完全暴露在世界各國眼中，一直被人家欺凌到1949年全國解放為止。
兩家的恩仇，關係到國族的興亡，這是任何人所不能預計的。若按照歷史學家的正確觀點，這自然並不能算是主要原因；不過個人的因素，在歷史的長河中，其作用也不能等閑忽視。我不是歷史學家，只是說些掌故聊供談助而已。
兩家的恩仇，卻有人把他倆湊在一起做成一副有名的對聯，甲午戰爭後曾膾炙人口，聯云：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農常熟世間荒。
李鴻章是文華殿大學士，相等於宰相；合肥是他的籍貫，"天下瘦"，自然李是"肥"了。翁同龢雖是協辦大學士，但仍兼戶部尚書，古稱大司農，常熟是蘇州的屬縣，他"常熟"，世上當然荒了。這副名聯只是求對仗之工整，對得天衣無縫，可惜於事實並不相符。李鴻章怎樣也很難說他是貪官污吏，翁同龢更是一位廉吏，只是為求聯語對仗之工整，硬把一對冤家湊在一起，未免為翁叔平先生叫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