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中國清政府曾經派出過一個空前規格的政府代表團，赴西方考察政治，誠心取經，一路受到西方各國高規格接待。這在晚清中國的國際形象普遍不好的情況下，成為為數不多的亮點。
1905年12月19日，上海吳淞口，清朝欽差大臣戴鴻慈和端方率領的政府出洋考察團，乘坐清軍的小火輪，直抵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巨型郵輪「西伯利亞」號前。代表團的隨員們已經在恭候了。他們登上了「西伯利亞」號，下午2時，郵輪拉響汽笛，緩緩啟航，駛向日本。
自從西曆12月7日在北京正陽門火車站上火車，到天津後換汽車到秦皇島，再換乘當時中國最好的軍艦「海圻」號到上海，一路上都被袁世凱等官員精心安排嚴密保護。
約一個月後，1906年1月14日，中國政府出洋考察團的另一路由載澤、尚其亨、李盛鐸率領，登上法國輪船公司的「克利刀連」號後，也駛往了日本。
史無前例的出洋團
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政府出訪團。在此前，清廷不是沒派出過官方考察團。第一次，如果可以算官派的話，很不倫不類。那是1866年，時任清政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要回國，清政府派了前山西襄陵縣知縣斌椿率其兒子和三個同文館學生一塊跟著去，算是開開眼界。
第二次，在1868年，應是朝廷正式派的代表團，但是團長卻是美國人，名蒲安臣，是剛卸任的美國駐華公使。當時中國與列強們簽的那些不平等條約要修約了，朝廷一是怕列強們「索要多端」，二是擔心中外禮儀不知怎麼擺平，靈機一動，竟然想到了派外國人去。這個使團訪問了11個國家，歷時2年8個月，走到俄國時，連團長都病故了，這樣使團中的中國人志剛才接任過來。再往後，1896年，有李鴻章訪歐美，事由是為賀俄國沙皇的加冕典禮，實際是想搞「聯俄拒日」，訪問完俄國，就順便歐洲美國遊歷一番；1901年7月，因德駐華公使被殺一事，清廷特派醇親王載灃去德國道歉。
然而，以專程前往西方的政府代表團級別之高、目的之明確，這次的五大臣出訪團都是史無前例的。
五大臣中的頭一名，是載澤。載澤的身份是皇室宗親，康熙的第六代重孫，出生第二年就被封為鎮國公。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齡
最小的一個，出洋時尚未滿30歲。其餘四人，都在四五十歲，最大的戴鴻慈，已經52歲。
五大臣中的端方，是個參與過戊戌變法又在地方上厲行新政的大員，時任湖南巡撫。另兩位，李盛鐸時任駐比利時大使，尚其亨是山東布政使。
出動這樣一個空前高規格的政府代表團，要去幹什麼？1905年7月16日光緒發的諭旨說得很明確：「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光緒說：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為什麼變法總是沒什麼實效？恐怕是承辦人員「未能洞悉原委」。所以要派人分赴東西洋各國，「悉心體察」。
1905年時的中國，義和團的庚子之亂剛剛過去數年。而在中國土地上剛剛結束的，是爭奪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立憲的日本勝出，專制的俄國落敗，這給當時中國朝野上下帶來的，又是一種立憲改革的刺激。社會上的報章雜誌吵得熱火朝天，連袁世凱、張之洞等國內重臣也加入進來，聯名電奏要求立憲。
這就是清廷最終下決心派要員「考求一切政治」的背景。這份光緒的諭旨，已將身段放得相當低，昔日天朝帝國睥睨番夷諸國的威儀已經被列強打得一敗塗地，這時候，清廷的想法是：只要是富強之法，管它合不合祖宗先例，都先去看，拿來再說。
匆忙收官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西曆1906年7月17日，戴鴻慈、端方這一路考察團抵達香港。此前的7月12日，載澤那一路人馬已經回到上海。離家鄉只有咫尺之遙了，戴鴻慈的家人都到香港的碼頭迎接。戴這才知道，自己的第六子已經夭折半年了。
眼下對於載澤、戴鴻慈等出洋五大臣來說，最要緊的事是說服朝廷，盡快實行立憲變法。回到北京以後，他們接連上折，又親見慈禧和光緒，面陳變革之必要。
1906年9月1日，也就是五大臣出洋歸來一個多月之後，清廷正式宣布預備立憲。但是，比起30多年前考察西方後立意變法的日本人，中國人命運多舛。革命風暴已經山雨欲來，沒有從容改革的時間了。
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緒和慈禧相繼駕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清朝被推翻，共和國成立。再往後，是沒完沒了的戰爭與動亂，中國的國門，時而開啟，時而關閉。五大臣出洋的事情，當時國人追趕世界潮流的急迫之情和對國家前途的種種設想，都被埋進歷史廢墟之中。
一直到了1996年，一位叫夏白鴿的中國留學生，在德國進行一項研究時，驚訝地看到了一批當年清末五大臣出洋時留下的記錄，德國人為那次考察留下的相片就有數冊，至少還有德國好幾個部委的8份詳盡報告。閱讀這些材料，夏白鴿看不出一點對中國人的敵意。然而，多年以來這段歷史被塵封在檔案堆裡，當再被翻出時，連德國人自己都非常驚訝。夏白鴿記得他看過德國的一本著名的世界編年史，在1906年卷中，只收了一張中國的照片，根本沒提中國政府考察團的來訪之事。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隨員在羅馬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