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9-10-04 22:24:33作者：
不論是從歷史傳說的原始社會「堯舜禪賢」也好，還是從山西境內舊石器以至新石器時期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遺存來看，都說明倫理美的思想很早就在山西境內產生了。特別是史書記載的「楚王問鼎」的故事中所說王孫滿關於「在德不在鼎」的回答，更是證明了這一點。所謂「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像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古文觀止》《王孫滿對楚子》，原載《左傳》)說的就是建都在山西的夏朝，用銅鑄成九鼎，把各種奇物的圖形鑄在鼎上，以象徵其政治的美善光明，教化臣民。這個鼎既是夏朝王權及倫理美的象徵，也是誠信的象徵。歷史上流傳的成王「桐葉封弟」的故事，本來是一句戲言，但因「君無戲言」，既然說了就必須算數，所以便封其弟叔虞於唐(今山西翼城西)。介子推「割肉獻君」，救重耳於危難之中，重耳即位，有失誠信，介子推與其母硬是被燒死在綿山(今山西介休市境)，也不出山受封。《國語》中《箕鄭對文公問》的故事，更為有趣。當時晉國鬧飢荒，文公向箕鄭詢問：「怎麼救災荒？」回答說：「講誠信。」文公問：「怎麼講誠信？」回答說：「君心要講誠信，官位名分要講誠信，法令要講誠信，辦事要講誠信。」文公問：「講誠信將會怎樣？」回答說：「君心誠信，善惡就分明。名分誠信，上下級就互不干犯。法令誠信，就時時會成功。辦事講誠信，百姓都可以就業。於是百姓瞭解君王的心，貧窮的也不害怕，富裕的拿出自己收藏的東西如同往自己家拿一樣痛快，又有什麼貧困匱乏呢？」文公拜他為箕大夫。《文公稱霸》也記載，由於文公按子犯的建議，圍繞誠信、義和禮做了三件大事，得以順利擊敗曹國、衛國和楚軍，為宋國解了圍，從而稱霸天下。而救宋也是為了報答其禮遇之恩，實現自己的諾言。
晉商興盛達5個多世紀。早在夏、商、周時期，山西境內的產品交換已經興起。在夏帝都和各部落活動的中心區域，如平陽、蒲阪、安邑，今襄汾陶寺、夏縣、翼城、垣曲等地，市場交易已很活躍。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晉與三晉，即出現了像猗頓、呂不韋那樣的豪商巨賈以及他們在思想政治上的代表縱橫家學派。與此同時，由於商業的繁榮，貨幣流通量的增加，山西成為中原地區商業之樞紐。秦漢時期，山西商業已拓展到內蒙古、東北遼東一帶。隋唐宋元時期，山西商人不僅攜資競爭於全國市場，而且通商於塞外以至歐洲。在明代，因蒙古族不斷侵擾，北部駐兵增加，糧餉缺乏，便實行「開中法」，用發給食鹽專賣執照「鹽引」的辦法，鼓勵商人把糧食和食鹽販運到晉北邊防糧倉。山西商人利用自己靠近邊防的有利條件，捷足先登，以當時鹽業集散地揚州為中心，不但向晉北邊防輸鹽，而且向全國市場進軍，與安徽的「徽幫」展開競爭。「晉商」藉助自己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雄厚的實力，到明代末期即成為雄踞海內的、中國當時最大的商業集團。
同時，晉商利用明末實行匯票的機會，率先建立起「票號」，將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相結合，在清代達到鼎盛。它不但在山西平遙、祁縣、太谷有總號30家，而且在各地有分號，既接受公私存款，又經營官商匯兌。不但基本上控制了全國的金融，而且把分號設到了日本的東京、大阪、神戶，俄國的莫斯科以及東南亞，每年獲利達500萬兩。在清咸豐、光緒年間，則是「山西票號」發展的高峰，曾一度執全國之牛耳。光緒三十四年，全年匯兌達到兩千萬元以上。而卓越的商業信用正是晉商尤其是「山西票號」得以持久、旺盛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晉商的成功不僅在於資本雄厚、管理嚴密、法規完善，更在於他們在實際運營中同生產者、消費者、儲戶以及商業同仁之間建立了值得信賴的誠信關係。因其誠信享譽全國以至世界，才能真正做到「生意興隆通四海」。
試想當時北方的農民、牧民，生活很貧困，甚至無力用現錢、現物購買或兌換商品，只能憑信用。晉商採取的就是「春賒秋收」的交易方法。在春天青黃不接時賒給他們商品，解其燃眉之急，秋天再來收賬。晉人的商號還常為蒙民捎購物品，甚至墊借錢財，一旦答應，就一定要辦到。所以，深得蒙民信任。蒙民購物，只認商標，不問價格，對山西商號的商品，從不懷疑其質量。這種信用買賣關係，多少年如一日而不變。及至發展到「票號」，更是不論款額大小，路途遠近，均必按期兌付，絕不延誤。儲戶如需用款，隨時可以提取。
對於「山西票號」的信譽，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十八評價說：「山右鉅商，所立票號，法至精密，人尤敦樸，信用顯著。」《英國領事報告》中也說：「山西票號」信用很高，有力量買賣中國任何地方的匯票。上海匯豐銀行說：二十五年來與山西商人作了幾億兩的巨額交易，「沒有遇到一個騙人的中國人」。由此可知，「山西票號」之所以能「分莊遍於全國，名譽著於全球」的根本原因了。(以上參見：黎風《山西古代經濟史》，劉建生、任志國《晉商信用及歷史啟示》)
信用機制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也是政治穩定，經濟、文化和社會風尚健康發展的基礎和動力。誠信是市場經濟的黃金規則，也是政治活動、司法行政的「黃金規則」。誠信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化資源、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不能設想一個統治集團內部和統治者與人民之間失去誠信，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傾軋的狀態下，能夠維持其集團的存在和社會的穩定。不能設想一個誠信缺乏的環境能引來投資和促進經濟的蓬勃發展，尤其是長遠的發展。當年晉商的崛起，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誠信走遍天下。
晉商興盛達5個多世紀。早在夏、商、周時期，山西境內的產品交換已經興起。在夏帝都和各部落活動的中心區域，如平陽、蒲阪、安邑，今襄汾陶寺、夏縣、翼城、垣曲等地，市場交易已很活躍。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晉與三晉，即出現了像猗頓、呂不韋那樣的豪商巨賈以及他們在思想政治上的代表縱橫家學派。與此同時，由於商業的繁榮，貨幣流通量的增加，山西成為中原地區商業之樞紐。秦漢時期，山西商業已拓展到內蒙古、東北遼東一帶。隋唐宋元時期，山西商人不僅攜資競爭於全國市場，而且通商於塞外以至歐洲。在明代，因蒙古族不斷侵擾，北部駐兵增加，糧餉缺乏，便實行「開中法」，用發給食鹽專賣執照「鹽引」的辦法，鼓勵商人把糧食和食鹽販運到晉北邊防糧倉。山西商人利用自己靠近邊防的有利條件，捷足先登，以當時鹽業集散地揚州為中心，不但向晉北邊防輸鹽，而且向全國市場進軍，與安徽的「徽幫」展開競爭。「晉商」藉助自己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雄厚的實力，到明代末期即成為雄踞海內的、中國當時最大的商業集團。
同時，晉商利用明末實行匯票的機會，率先建立起「票號」，將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相結合，在清代達到鼎盛。它不但在山西平遙、祁縣、太谷有總號30家，而且在各地有分號，既接受公私存款，又經營官商匯兌。不但基本上控制了全國的金融，而且把分號設到了日本的東京、大阪、神戶，俄國的莫斯科以及東南亞，每年獲利達500萬兩。在清咸豐、光緒年間，則是「山西票號」發展的高峰，曾一度執全國之牛耳。光緒三十四年，全年匯兌達到兩千萬元以上。而卓越的商業信用正是晉商尤其是「山西票號」得以持久、旺盛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晉商的成功不僅在於資本雄厚、管理嚴密、法規完善，更在於他們在實際運營中同生產者、消費者、儲戶以及商業同仁之間建立了值得信賴的誠信關係。因其誠信享譽全國以至世界，才能真正做到「生意興隆通四海」。
試想當時北方的農民、牧民，生活很貧困，甚至無力用現錢、現物購買或兌換商品，只能憑信用。晉商採取的就是「春賒秋收」的交易方法。在春天青黃不接時賒給他們商品，解其燃眉之急，秋天再來收賬。晉人的商號還常為蒙民捎購物品，甚至墊借錢財，一旦答應，就一定要辦到。所以，深得蒙民信任。蒙民購物，只認商標，不問價格，對山西商號的商品，從不懷疑其質量。這種信用買賣關係，多少年如一日而不變。及至發展到「票號」，更是不論款額大小，路途遠近，均必按期兌付，絕不延誤。儲戶如需用款，隨時可以提取。
對於「山西票號」的信譽，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十八評價說：「山右鉅商，所立票號，法至精密，人尤敦樸，信用顯著。」《英國領事報告》中也說：「山西票號」信用很高，有力量買賣中國任何地方的匯票。上海匯豐銀行說：二十五年來與山西商人作了幾億兩的巨額交易，「沒有遇到一個騙人的中國人」。由此可知，「山西票號」之所以能「分莊遍於全國，名譽著於全球」的根本原因了。(以上參見：黎風《山西古代經濟史》，劉建生、任志國《晉商信用及歷史啟示》)
信用機制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也是政治穩定，經濟、文化和社會風尚健康發展的基礎和動力。誠信是市場經濟的黃金規則，也是政治活動、司法行政的「黃金規則」。誠信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化資源、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不能設想一個統治集團內部和統治者與人民之間失去誠信，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傾軋的狀態下，能夠維持其集團的存在和社會的穩定。不能設想一個誠信缺乏的環境能引來投資和促進經濟的蓬勃發展，尤其是長遠的發展。當年晉商的崛起，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誠信走遍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