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六歲的政治流亡者孫樹才

作者:曾節明 發表:2009-10-16 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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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者:曾節明

受訪者:孫樹才

採訪地點:曼谷,安魯薩瓦裡廣場,Center One商廈一樓麥當勞餐廳(後轉到廣場公園)

採訪時間:2009年9月7日星期一下午

採訪緣起:第一次碰見孫樹才是在今年5月19日的"六四"20週年公民行活動上:有一個特別老的老者,頂禿髮白,高鼻樑上架著眼鏡,儀態貴重;本以為此人是一個家境優裕的泰國老華僑,萬萬沒想到:他竟然是一位以八旬之高齡流亡泰國的政治流亡者。

姜野飛介紹說:老者名叫孫樹才,是來自大陸的老國民黨員,今年86歲了。86歲,為何要在這把年紀選擇流亡呢?寒暄中得知:孫老東北人,2006年底來到曼谷,向聯合國難民署申請政治庇護被拒。

9月7日終於有個採訪孫老的機會。喝著熱咖啡,孫老一連幾個小時侃侃而談,70年的閱歷如數家珍,頭腦之清晰、精力之旺盛,勝過好些五六十歲的人。孫老說話有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喜歡長時間地獨白,離題千里而渾然不覺,往往需要提醒才能回到正題。這種固執的獨白,似乎是基於刻骨銘心的日深月累心理積累,有如一個負重苦力嘴裡哼出的號子,只要重荷在身,便一刻不能停止。

曾節明:您老人家怎麼八十好幾了還要出國申請難民?

孫樹才:我出來並不是為了申請難民。如果為了去美國,我還不早出來了?我今年86了,呆在哪個國家有多大區別呢?我出來就為了發出反共的聲音,趁自己身體還行,抓緊時間力所能及地做些事情;從事反共事業是我一輩子最大的心願,壓在心底好幾十年了,我不能就這麼受壓抑地死在中國。共產黨害了我一輩子,時間不多了,我不能看著我的理想、才華被他們活活埋葬......所以我一定要出來,只要能呼吸自由的空氣、發表自己的文章,就是出來要飯也行。能拿到難民身份最好,拿不到拉倒......我八十好幾的人了,有什麼好擔心的?我一定得離開中國,我跟共產黨勢不兩立,我不能再住那地方了......

曾:你早出來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嗎?

孫:這說來話長了。

曾:那就從你早年說起吧。

孫樹才:好,好。我1923年出生在遼寧省梨樹縣--那地方離四平不遠,"解放"後歸吉林管了。我父親曾經是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的簡任官,"解放"前我家大部分時間生活在關內;小學和中學都在北平上的學,中學先在北平市立四中,高一時,也就是1940 年,轉到燕京大學高中部。那時候日本侵略中國,北平被日本佔了,日本人搞"親善教育",規定中學生學日語,當時我痛恨日本人,抵制學日語,所以日語沒學到 --說老實話,現在想起來我很後悔,當時我把日語學到手就好了,抵制日語讓我少了一門特長,日本壞是壞,但跟蘇聯不一樣......。因為恨日本人,1941年春天,我跟同學在清華大學對面的蔚秀園隔著牆向日本軍車扔石頭,這下捅馬蜂窩了,日偽警察和特務搜到學校,老師同情我們,給我們報信,讓我們快跑,我們只得逃離北平。離開北平前吃了一餐飯,我們幾個同學大哭了一場,我還這輩子第一次喝醉了......

曾:你早年有沒有受共產黨宣傳的影響?

孫:沒有,我從來不信共產黨那一套。當時中共的宣傳確實迷惑了很多青年,但我這個人民族觀念很強,我認為中共是賣國賊,因為它完全是蘇聯成立和操縱的一個東西,而蘇聯老毛子是侵佔中國領土最多的外族,你看唐努烏梁海、外興安嶺那些礦藏和產油的地方,都被它佔去了,它當時還在扶持外蒙獨立。

從一開始我就不接受中共。我上小學的時候,國民黨給我們上愛國教育課,最先是展示兩幅地圖,一幅是近代之前的中國地圖、一幅是當時的地圖,在上面標明瞭中國喪失的領土。而共產黨卻不要祖國、不要民族,他們支持外蒙獨立,當時蘇聯軍隊都佔了中東路了,他們高唱"保衛蘇聯";日本侵略中國,它不抗日,還在江西成立中華蘇維埃國,分裂中國......

所以中共騙得了別人,卻騙不了我。他們後來為了籠絡人心,打著抗日統一陣線的旗號,我是過來人,我很瞭解他們抗日是裝模作樣,而對真正在抗日的國民黨軍隊,卻是憋足了勁真打,在背後捅刀子。中共是賣國賊;我不接受中共,中共從它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是賣國賊。 

曾:你逃離北平後去了哪裡?

孫:去了重慶。但途中在國軍湯恩伯部當了3個月的兵。我1941年年末到的重慶,住進流亡學生收容棧--當時國民政府收容日佔區逃來的學生,管吃管住,還有書念,雖然條件不好,但那不是共產黨的收容站能比的。我就是在收容學校念完的高中。1943年,我考入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在學校大學本部的法政系就讀。當時每一個進入中央政校大學部的學生都要填表、審查,成為中央政校大學部學生,就算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因此我 1943年就正式成為國民黨員,我現在是一個有66年黨齡的老國民黨員。在中央政校讀書期間,時有國民黨的高級官員不定期地到校演講,我記得有白崇禧、陳誠、何應欽、張群、孫科、孔祥熙......。我對白崇禧、何應欽和陳誠的印象比較深。白崇禧身材高大,喜歡穿馬靴,有一股大將風度,而且能說會道;何應欽書生氣重;陳誠樣子短小精悍,卻好說大話,他說3個月可以消滅共產黨,我當時就覺得那不吹牛嗎?另外張群的口才也不錯。開學和畢業時蔣介石都來了,蔣介石那人可是儀錶堂堂,雙眼炯炯有神,根本不是中共醜化的那樣,但他說話嗓音尖銳刺耳、缺少魅力......

1946年初我到東北實習,參與東北的接收工作。當時聯合國成立了善後救濟總署,救濟中國飢民,中國成立了行政院救濟總署進行配合。我一開始就在行政院救濟總署工作,做了幾個月,由科員升到工作隊長。

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東北激烈交戰,因為蘇聯佔了東北後,把大部分地盤都交給中共,中共武力抗拒國民政府接收、殺害政府官員,政府每接收一個城市都要調兵去打, 從山海關打起,處處啃骨頭;那時共產黨在東北不得人心,誰都知道共產黨的爹是蘇聯老毛子。蘇聯老毛子在東北壞得不行,到處搶劫強姦,在東北人中口碑極壞,許多東北人恨老毛子超過恨日本人。

但蘇聯人自己也很可憐,蘇聯軍人待遇差,生活很苦,他們的兵一部分是囚犯,缺吃缺喝就隨意到老百姓家去搶,酒呀、煙呀、糖呀、牛呀......什麼都搶,連女人衣服都搶。我親眼看見有老毛子跑到人家地裡摘南瓜,敲開了就咬,他以為是倭瓜呢,結果咬不動。有搶東西的、喝醉酒的,被老百姓給打死了,他們的部隊也不管,死了拉倒,老毛子的命也賤呀!像日本軍隊和國民黨軍隊少了人,是肯定會調查的,美軍少了人就更了不得了,是一定得查個水落石出的,老毛子的部隊死了個人,就像死了條狗似的。

在救濟總署實習的時候,時常到前線賑軍、向老百姓發放救濟物資,最遠一次到了其塔木,在松花江邊。我親眼所見,四六年那個時候國軍這邊士氣很高,都想早點統一了,建設一個富強的中國呀。那年夏天的四平戰役,共產黨已經被打垮了,孫立人的裝甲師跨過松花江,快打到哈爾濱了,共產黨擋也擋不住,連他們的軍隊都散了,據說林彪收拾東西準備去打游擊。我當時親身感受到那時國民黨軍隊多威風呀,共軍都怕了!可這麼好一個機會竟給耽誤了,那時侯蔣介石怕美國人馬歇爾,不讓打了,這不是犯糊塗嗎?蔣介石要是咬牙多挺一會兒,把共產黨給端了,美國還不照樣支持國民黨嗎?太可惜了!要是四六年的這個機會沒浪費,能有共產黨的"解放"嗎?

1946年下半年我回到中央政大繼續唸書,1947年畢業後,我被分配到遼寧省省政府當編譯,後來被調到中央訓練團東北分團當編纂課課長,負責編寫反共教材、小冊子。當時東北分團的團長是劉安琪,他後來去臺灣當上了臺灣陸軍總司令。在東北期間,有一次我還被調去184 師當過一陣子新聞處的副處長;我對孫立人將軍印象不錯,他當時是第四綏靖區司令官,人長得不錯、能力很強、人也很正直,但是人情世故和社交都不行,比較刻板,青年知識份子投奔他的,只給普通士兵的待遇,所以籠不住人,後來被蔣介石調走了。

1948年,我調到國民黨中央調查處瀋陽分處工作,瀋陽淪陷的時候,我正在北平出差。東北丟掉太可惜了!國民黨輸給共產黨,輸就輸在東北上。錯過1946年的機會,消滅共產黨很難了,但如果處理得當,挺住是完全可能的,但蔣介石用人不當,派來的陳誠,在用人當頭上瞎搞裁軍,把50萬原來的偽軍趕到共產黨那邊去,這不是犯傻嗎?這麼一瞎胡鬧,東北共軍人數上馬上超過國軍了。後來派來的衛立煌是個親共分子,不聽指揮,把幾十萬東北國軍交到林彪手裡......

曾:東北淪陷後你去了哪裡?

孫:我在北平呆了幾個月,住在同學家裡,當時北平也快保不住了。北平"解放"後一個多月,我記得是3月20號,我乘共產黨還沒有實行管制,離開北平,去青島投奔我的老上級劉安琪,途中經過濰縣。劉安琪當時在青島任第十二綏靖區司令官,但到了劉安琪部隊後,我又想到南京看我父親,我父親當時在國民政府內政部-- 我老爸在我媽死後一直沒娶,我因為這很尊重他,我就從青島坐船往上海去了。這是我第一次錯過去臺灣的機會!我去上海不久,劉安琪部奉命從青島上船,直接撤往臺灣;我和劉安琪關係不錯,他當時也勸我留下,我如果留下,肯定已經在臺灣了。這是我第一次錯失去臺灣的機會。

曾:後來還有哪些機會? 

孫:你別急。我3月28日從青島上船,4月1日到了上海,在怡和碼頭下船,那時解放軍已經兵臨長江,國民政府開始撤往臺灣;當時上海去臺灣的船很多,但那時去臺灣要審查了,防中共滲透,我那時身上有中央訓練團的軍官證,去臺灣肯定沒問題,只需要在上海等個十天八天就成。但我那時急著去南京看我父親,就沒去。這是我第二次錯失去臺灣的機會。跟我同船到上海的有我一個中央政校的同學,叫賈寶成,他當時留在上海登船,結果很快去了臺灣,六十年代他又從臺灣去美國留學,就留在美國了,後來在美國的一所大學任教......

曾:第三次機遇是在哪裡?

孫:是在廣州的黃埔港。我到南京後,解放軍準備渡江了,國民政府一部分已經撤走,我父親隨內政部到廣州去了。我只得又回上海--回去時我同學賈寶成已經走了,我坐船去廣州。4月23日到達廣州,這天我為什麼記得特別清楚?因為我一下船就在報紙上看到:南京在4月22日被共產黨佔領了,當時覺得天地一片昏暗,前途渺茫,這一天終於來了--我在東北時就預感到國民黨敗局已定;我心裏嘆息:國事已經不可為,國家的前途命運險惡,我自己今後該怎麼辦呢?

到廣州後,才知道我父親和內政部一部分人員正在韶關。到韶關探望了父親後,我在國民政府財政部干了兩個月,那時共軍已經逼近廣東,國民政府開始撤離廣州,財政部要派一部分人到臺灣打前站,我也在其中,但我不願去,因為我相當於軍人,不願做財政工作,就領取了國民政府的遣散費,留在廣州,自謀出路。這是我第三次錯失去臺灣的機會。

曾:接下來你還在廣州嗎?

孫:還在。當時陸軍訓練司令部已經撤到臺灣,司令官恰好是孫立人,我在東北工作時,與孫立人的關係不錯,就向他寫了一封求職信,結果很快獲得了批准。

但命運就這麼捉弄人!7月份我在廣州黃浦碼頭等船,船偏偏沒按時來,當時不知道要晚多久才來,後來才知道,實際上只晚來了一天--如果船當天能來,我肯定在臺灣了。反正船一晚點,我心裏就猶豫了。當時我的未婚妻在北平,她母親是青光眼,所以我3月離開北平的時候,她沒能跟我一塊走;她人好,跟我感情也好,我心裏割捨不下;另外,我看到別的人去臺灣,都是拖家帶口、成雙成對的,心裏不是滋味,我當時只有26歲,正屬談婚論嫁的年齡。這麼想來想去,我就沒在碼頭等下去了。這是我第四次錯失去臺灣的機會;這也是我一生中離臺灣最近的一次。

現在想,當時我完全錯了,我這個選擇,不僅害了我自己,也連累了我的未婚妻。我後來被打成"反革命",她成了"反革命家屬";我的小孩都被共產黨教育成愚民,他們對我不理解、與我關係很淡漠。(孫樹才嘆了口氣)我當時的選擇是本末倒置了! 

曾:放棄去臺灣後你去了哪裡?

孫:我就上重慶去了,8月份到的重慶。當時我父親跟內政部的一部分機構也到了重慶。1949年10月,重慶吃緊,在重慶的內政部機構要撤到臺灣去,當時國民政府給了內政部人員每人四趟飛機票,可以帶家屬,我勸我父親先去臺灣,我父親不願意,說:"你們都不去(當時我兩個妹妹在重慶上大學,都是親共分子),我這把年紀去幹什麼?"結果就都沒去。這是我第五次錯失去臺灣的機會。 

沒去臺灣,我就留在重慶,大半年時間東奔西跑,人太累了。重慶"解放"半年後,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碰到一個女人叫我的名字,那人姓劉,原來是國民黨中央保密局的工作人員,可以配美制小手槍的那種人,也就是國民黨女特務。她跟我說,她隨東北趙老太太在四川打游擊被抓,趙老太太已經被共產黨槍斃了。趙老太太叫趙洪文國,是很有名的抗日游擊隊領袖,我認識她,她為人堅決反共,根本不像中國大陸電視劇裡說的那樣,那時她在四川組織反共游擊隊。劉與趙老太太一起被抓,但她隱瞞了保密局身份,被當作一般"土匪家屬"從寬釋放--1951年"鎮反"前,中共的政策還是比較寬鬆的。這個姓劉的女人不久就跟了我的一個同事李文雅跑到香港去了--1950年10月24日之前,香港還可以隨便出入,我當時也沒去香港。"抗美援朝"開始後,出入境全面管制,我最後一個離開中國大陸的機會,就這樣喪失了...... 

曾:你在重慶住了多久?

孫:住到1951年。在重慶我差點沒逃過鬼門關!共產黨的政策說變就變。1951年3月開始"鎮反",原來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抓住就殺,尤其是"三大系統"的人,就是黨務、政務和特務機關,我正屬於三大系統的人。幸虧我早知道共產黨不是什麼好鳥,對中共從來不抱幻想,所以事先作了防備,我在廣州時搞到一個"廣州文化大學"的假學生證以防萬一,這時剛好派上用場,憑這學生證,我就瞞過了調查我的人,矇混過關了。那可真是危險!萬一我被查出了中央政校的身份,那肯定槍斃了!那時候共產黨殺人很隨便,我知道一個商人,與政治根本沾不上邊,就因為他信一貫道,經常給重慶的一貫道捐錢,就被戴上"反動會道門頭子"的帽子槍斃了。"鎮反"殺人根本不經過法院,被抓的人在一個星期之內處理掉,就那麼三五十個人一車,拉到嘉陵江邊槍斃;因為槍斃的人太多,還出過事:步槍子彈把人腦袋打穿後,打到江對面,打死了幾個老百姓。那段日子太恐怖了!"鎮反"抓人一般是半夜敲門,晚上躺在床上提心吊膽的,怕死了有人敲門;一聽見附近的敲門聲,人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喘。

曾:你父親是怎麼逃過"鎮反"的?

孫:我父親也很懸!幸好他有過從中央保密局主動辭職的經歷,並且有辭職證明,被中共看作有"悔改表現",所以就沒殺他。

曾:你什麼時候離開重慶的?

孫:1951年年末我回到瀋陽,和未婚妻結婚。我妻子小張是瀋陽人,北平"解放"後她和她母親回瀋陽了。我岳父生前是東北軍閥,是與張作霖稱兄道弟的人物,家底很闊,有樓有地,在瀋陽有好幾處房子,"解放"後都給沒收了。結婚後我妻子就在幼兒園當保姆。為了安全,1954年我又搬家到撫順去住,因為瀋陽認識我的人太多。

我被撫順石油三廠招用,在廠辦業餘中專教語文和化學,才幹了一年多,這總算安穩點的日子又結束了。1956年全國 "肅反"開始,我這一關終於沒躲過去,我是"逃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鎮反"狠是狠,審查還比較粗,"肅反"的審查就非常細,當時要求,全國每一個 18歲以上的人都必須寫個人經歷,從8歲的事開始寫,不識字的找人代寫,還得有人證明;居委會配合公安局調查每個人,搞人人過關,這次實在躲不過去,就主動交代了。

剛開始的時候公安局還說我態度較好,將給我寬大處理,但就像人說的"共產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1956年底風向又變了,中共中央準備反右,我一看形勢不好,就趕緊把我寫的批評性稿子全燒掉;那段時間我寫過幾篇文章,很尖銳,幸虧沒給發表,否則我就完了。《新觀察》就是儲安平辦的那個雜誌,中共為了偽裝開明,"解放"後讓他繼續辦,但開始插手管了。共產黨控制輿論比國民黨厲害多了,國民黨雖說有新聞檢查,但很鬆,羅隆基、章伯鈞他們"解放"前在報紙上可以隨便罵國民黨,逼急了報紙可以開天窗抗議;而共產黨是發內部文件層層自律,背後是專政的槍桿子,開天窗不可能,儲安平給弄死了,羅隆基、章伯鈞他們後來都不敢說話了......

曾:後來"肅反"委員會對你怎麼處理?

孫:我的預感完全正確,果然,1956年冬天他們突然抄我家,幸好我有準備,他們沒搜到什麼東西。抄了家就把我押上吉普車帶走,當時我妻子嚇得嚎啕大哭,我走的時候,大兒子只有6歲,和飯桌差不多高,老二老三是一對雙胞胎,兩歲左右......

上了車,他們把我雙手背過來銬在吉普車上,我當時就抗議:"不是說要對我寬大處理嗎?你們這是什麼意思?"坐在我身旁的公安就吼:"住嘴!逃過鎮反已經夠便宜你了,再囉嗦就斃了你!"這次離家,一走就是14年。1957年春天,正好趕上"反右"運動,我就在這新形勢下,被撫順市中級人民法院"從重從快"判處有期徒刑14年,罪名是"反革命罪"。

曾:你沒有上訴?

孫:誰敢上訴?照當時共產黨的標準,誰上訴就是抗拒、就是態度惡劣、就是堅持反動立場;上訴的人二審判得更重! 

曾:你在監獄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孫:判決下來後,我先被送到關山子勞改隊,後來又轉到阜新勞改隊,到的時候正趕上勞改隊剛成立,在一個煤礦幹活。我因為有文化,很難得,剛開始就被派去幹廣播和文宣工作,干了兩年;後來調去當記錄員,管病號中隊--那時阜新勞改隊有三個中隊,除病號中隊外,另有兩個中隊生產。

當時我愛國心切,看見工地上廢枕木、廢鋼絲繩丟得到處都是,怪可惜的,就動了廢物利用的念頭。恰好我瞭解到有幾個輕病號會做笊籬,而且我知道由於搞一大二公,私人小作坊關了門,當時市面上缺這東西。我就向上級打了一個報告,結果得到批准,給了我們一堆舊的虎鉗、錘子等工具,我就把人組織起來制做笊籬,以勞改場的廢工料做原材料,不會做的,由那幾個會做的指點,就這麼忙活開了,幾年當中,我們少說也做了好幾十萬把笊籬。那時我們跟供銷社訂了合同,供銷社定價是一塊錢一把,市面上很好銷,到了1960年全國物價上漲,供銷社還保持一塊錢的價格不變,我一看不行,就建議重新定價,結果笊籬才漲到三塊錢一把;但就這一個項目,我給國家至少創造了幾十萬元的價值......

曾:你立了這麼大的功,給你減刑了嗎?

孫:減個屁!一天刑都沒減。我辛辛苦苦做的這些事兒,都被監獄幹部當作自己的政績了!好事當然給出身好的人攤上,我是"反革命分子"嘛,怎麼可能有這麼高的覺悟呢?共產黨它就是這麼不講理。唯一的一個獎勵就是,他們把我每月的口糧從27斤漲到36斤。不僅沒給我減刑,他們還嫌我"改造得不好",找茬整治。我這個人實事求是,對上級不喜歡拍馬溜須,1960年全國鬧飢荒,監獄口糧也短缺,當時領導讓我去研究"增量法" --所謂"增量法",就是把飯用水泡一夜,泡得好,一斤飯可以蒸出一斤半來。我當時就說"增量法"沒有意義,你蒸出再多,營養還不是那麼點兒,能管用嗎?他們就說我"自由主義思想嚴重"、"抗拒改造",所以,1962年以後,他們再也不讓我幹文字工作和輕鬆一點的活了,安排我去挑大糞,結果累成了甲型肝炎。幸虧一個隊友懂得偏方和草醫,這才恢復過來。我身體沒好透,又被他們叫去幹活了。我正常體重62公斤,當時瘦得只剩49公斤。

1963年勞改隊撤銷,我被轉送到盤錦農場,當時遼寧三個勞改農場:盤錦農場、康平農場和營口農場,盤錦農場最苦;盤錦農場分八個大隊,我被分到養殖大隊,成天做養雞、養豬、養牛、養馬的事。我在盤錦農場期間,正碰上"文化大革命",我妻子小孩因為是"反革命家屬",從瀋陽(我被抓後,我妻子回瀋陽了)被下放到鐵嶺農村。1970年我刑滿釋放,就地安置就業,這時候家屬可以探望了,她每幾個月來盤錦看我一次,可以去幹部食堂吃飯......

曾:坐了14年牢,再見到小孩時他們還認識你嗎?

孫:(淡淡地苦笑)都不認識了。我被抓的時候老大只有6歲,出來的時候他都20歲的人了,還記得啥?老二老三也有16歲了。就因為這個,我小孩跟我關係一直很淡漠。

曾:你父親後來怎麼樣了?

孫:我父親"解放"後一直呆在重慶,沒回東北;他因為成份很不好,沒單位接收。當時我兩個妹都在重慶唸書,她們跟我父親生活,本來以為相互間有個照應,誰知道我兩個妹的腦袋都被共產黨弄壞了,六親不認,與老爸劃清界限,我父親就一個人孤零零地靠擺個煙攤為生。我父親後來得了病,就硬撐著,5年沒上過一天醫院,最後病危抬到醫院,查出是晚期肺癌。從病危到去世,我兩個妹沒去看一眼,有人通知她們去看,她們居然說:"還看什麼呢?有居委會照顧不是很好嗎?"我父親大概 1960年死的,死的時候不到60歲,我當時正在坐牢,沒能去送終。

曾:你妹怎麼這麼冷漠?

孫:她們倆在重慶唸書的時候就很親共,完全被中共洗腦了;她們還恨我們影響了她們的前途呢。我小妹原先在重慶女子師範學院讀書,大學期間成績突出,被選送到在北京新成立的東方語言學院--就是現在北京大學的東方語言學院,主修印尼語。東方語言學院是專門培養外交人才的院校,本來她有望進入外交部工作,後來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沒去成。我小妹後來一直居住在北京,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人世。我大妹"解放"後當過一陣重慶港務局局長,後來因為出身不好給拿掉了,以後在江西一所中學教書,我刑滿釋放後給她寫過一封信,結果她給我的回信滿紙都是官腔,讓我好好改造思想。我一看心徹底涼了,就沒再與她們聯繫,本來因為老爸去世那件事我已經很不滿了。這兩個妹都滿腦袋黨文化,跟我沒法溝通。我都不知道她們是不是還活著,我們快60年沒見面了。

曾:真是家庭悲劇吶。

孫:(嘴唇有些哆嗦)這些別提了。全國有幾千萬象我家這樣的家庭,我家只是幾千萬分之一。

曾:刑滿釋放後沒給你恢復原來的工作?

孫:沒有。一開始,他們藉口我妻子已經落戶農村,打算分配我到鐵嶺農村的一個供銷社工作,那還不如留在盤錦,因為我原籍城市,如果去了,就從此落戶農村,就得受雙重歧視。所以我不願意去,我寧願留在勞改隊,我看準了像我這種因為政治原因坐過牢的人回到社會會受歧視,而留在勞改隊不受歧視。但他們不讓我留在勞改隊,1973 年,他們硬把我調到遼陽市鏵子鎮新生水泥廠當工人,在倉庫裡管地磅,兼當記錄員,這工作還不算累。1976年初,又把我調到鐵嶺鋼廠當工人,果然受歧視 --廠領導就這麼歧視你:你知識份子有啥了不起?我偏讓你干重活,誰讓你是"反革命"?我當時每月吃45斤定量,幹的是抬鋼水的活,很快就累出病來,先得了結腸炎、又得了乙型肝炎,他們這才讓我再管地磅。

本來在1975年,中共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出臺了統戰新政策:對原國民黨的軍、警、特、憲人員,有帽的摘帽,在押的釋放,並且轉業安置,百分之百地恢復公民身份,是知識份子的恢復工作和待遇。但當時的中國社會,"左"的風氣很濃,很多地方對新的政策持觀望態度,各地執行很不一樣。東北向來是"極左"勢力的大本營,當官的"寧左勿右"作風特別強。再加上鄧小平1976年因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再次被打倒,東北地方上那就更不願意執行這統戰新政策了,一直到"粉碎四人幫"後也沒多大好轉。勞改隊執行得好一些,城市裡卻拖著不辦。中共的整個體制就這樣,地方上當官的"左"過頭了最多受點批評,"右"得不好就保不住烏紗帽;為了保險、也圖個省事,當官的就不給你落實政策,你能拿他們怎麼樣?

我原來看得很準,如果我當初能留在勞改隊,後來肯定給落實知識份子政策了。我有個牢友和我的問題相類似,他釋放後獲准留在勞改隊,落實政策後調到文聯工作,後來調回大學任教了......

曾:後來你就一直在鐵嶺鋼廠?

孫:對。後來廠裡安排我干抽水工,就是抽焦化車間的管道廢水,每天只要干三四個小時,有時只用干一個小時,剩下的時間都是我的了;利用業餘時間,我曾經推著兩輪車到菜市場賣過一陣子蔬菜,但更多的時間上圖書館,我不能就這麼荒廢下去......

曾:"六四"期間你在幹什麼?

孫:我在鋼廠。我沒參與"六四",因為鐵嶺畢竟是個小地方嘛,也沒有發生什麼遊行。但是我對形勢的發展很關注,我每天晚上看新聞聯播,為了瞭解真實情況我還專門買了一臺短波收音機,每晚收聽美國之音和BBC的報導。5月初學潮勢大的時候,我心裏也很興奮,覺得機會來了,乘著那個機會能夠結束共產黨的統治多好!但是很快我就發覺那次成不了事,因為學生不懂事,趙紫陽又沒有魄力跟鄧小平老人團玩真格;我心裏很著急,但是幫不上忙。5月20幾號戒嚴以後,我就預感到會開槍,因為鄧小平、陳雲那幫老人都是些殺人如麻的傢伙,他們決不會向學生讓步,為了保政權他們一定會大開殺戒......

曾:"六四"以後你也沒有機會離開鋼廠?

孫:本來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但因為各種原因沒去成。1990年的時候,鐵嶺市統戰部找我談話,準備調我去"民革"鐵嶺市委員會工作,他們看中我的國民黨中央政校背景,有利用價值,而且我跟當時臺灣的黃埔同學會會長的關係確實很好。當時他們還去南京檔案館找到了我的檔案。

我記得當時鐵嶺市統戰部部長是個女的,叫金順子,朝鮮族,她人不錯,很同情我,但是她打的報告卻被人事局長給擋回去了。人事局長說根據中央政策,原國民黨中央黨校、政校、警校"三種人"不得錄用,我就在這三種人之列。因為當時中共大力加強對臺統戰工作,我的問題還可以特批解決,而且金順子也在為我打報告尋求特批。但經過這一遭我看淡了,"民革"就一個政治花瓶嘛,"民革"的人都是傀儡,我不願意當傀儡,被共產黨擺弄來、擺弄去、裝門面。所以,後來再找我去談話,我就沒去。因為我放棄這機會,我的孩子們都看不起我,到現在還怨我......

這是改變人生的最後一次機會,接下來就到退休了。本來我早該退休,但我轉業安置的文件上有:不辦退休,病假工資照發。本來這是"養起來"的意思,就是把我們這些原國民黨的軍政人員養起來,給臺灣做做樣子。因此呢,我就一直沒退,每天在廠裡上一兩個小時班。到了 1997年,各地方成立勞保局,退休人員與單位脫鉤,工廠也快黃了,這時候不辦不行了,我只好去辦退休。誰知道勞保局的工資科科長咬定我安置文件中的"不辦退休"字眼,就不給我辦退休,我只好上訪,折騰了好一陣子,鬧到統戰部去了,經過上級批示,勞保局局長把工資科科長狠狠批評了一頓,這才給我辦了退休。但那個科長因此對我懷恨在心,工齡只給我從1973年算起,算工資的時候盡給我找茬,總之想方設法歧視,結果當時給我定的退休金每月只有兩三百塊錢,吃飯都成問題!

曾:你在國內是因為什麼事又惹上麻煩的?

孫:是因為寫文章。1998年長江那邊發生特大洪災,很長時間江澤民躲在北戴河避暑,對災情不吭聲不吭氣,我看了很不滿,就又開始寫文章批評共產黨,在家裡偷偷寫。當時我把文章寫在八開的紙上,用小字,密密麻麻地這麼寫,寫完以後就藏在床墊下;但是我的文章沒地方發表,國內媒體它不可能給你發,找海外媒體發我當時又沒有渠道。我惹上麻煩也怪我自己不小心,平時我跟人談話時喜歡說對共產黨不滿的話,而且也向親朋好友說過寫文章的事,後來肯定有人告了我。2005年胡錦濤大搞"保先"運動,社會控制收緊,單位(指鐵嶺鋼廠)保衛科找上門來了,保衛科長對我說:"孫老師,聽說你的文章寫得很好,能不能拿出來讓我們看看?"共產黨這套把戲我見多了,我就說:什麼文章?我幾十年沒寫了。他立馬變了臉,氣勢洶洶地說:"你不讓看,我們就要搜了!"當時我妻子患腦血栓,癱瘓在床上,他們也不管。我就說:"請出示搜查證。沒有搜查證,你們敢搜我就報警!"他們沒想到我會來這一著,給鎮住了,就沒敢搜我家。我一看形勢不好,就偷偷地把文章轉移到一個親戚家存放。果然,接下來,單位黨委書記親自來我家找我談話。來了好幾次,他拐著彎兒反反覆覆地說:我們讓你把文章交出來是想挽救你、保護你,如果你的文章被搜出來,那性質就不同了!那段日子實在是禍不單行,我老伴病重,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都需要我幫忙--她得股骨頭壞死有5年,身體一天比一天差,剛開始還可以掙紮著到廚房做飯做菜;後來又得了腦血栓,不能下廚房了;後來上廁所摔了一跤,就完全不能自理了。她在2007年7月份病死,死之前昏迷了十多天;送醫院要先付五千塊錢,我當時湊不夠那麼多錢,她的病,反正送醫院也救不了,最後就沒送醫院。

我老伴走了,我也沒什麼可牽掛的了。我不甘心就這樣被共產黨埋沒到死,我一定要出來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就在2006年春天偷偷地去辦了護照。那個時候護照申請還沒有收緊,我們那邊辦護照當時不用派出所開證明......

曾:你出國的事你小孩知道嗎?

孫:當時沒告訴他們。我已經說了,因為我長期坐牢,我小孩跟我的關係很淡漠,而且他們早已經長大成家了。我兩個兒子,一個在撫順、一個在瀋陽,我女兒在鐵嶺,他們在農村長大,受的教育很不好;受中共的愚民洗腦,他們現在也跟許多中國人一樣,根本無所謂什麼自由民主,只要自己能得點實惠就行,跟我沒有共同語言。我小孩現在也跟我通信,我出不出去他們無所謂......

曾:下一步你打算怎麼辦?

孫:我打算髮揮我自己作為一個歷史見證人的作用,我是為數不多的、完整地見證中共60年統治的倖存者之一。我今年86歲了,沒什麼別的想法,就是乘著還有一口氣發出自己的光,我打算在3年當中儘可能地把自己過去的文章,還有自己的所思所想發表出去......

我這一生最大的教訓就是為了謀求個人家庭而放棄了謀求好的機會,結果個人事業給毀了,家庭幸福也沒得到。我當時沒看到的是,在沒有人性的共產社會裏,個人家庭幸福是完全得不到保障的;我選擇留在大陸,不僅害了自己,也連累我的妻子、耽誤了我的小孩。如果當初我選擇去了臺灣,我整個的人生悲劇和家庭悲劇本來可以完全避免的--至少沒有牢獄之災,也不會過那種才能完全被埋沒、屈辱悲慘的生活。

我現在80多歲了,被耽誤的事情已經無法彌補;依我的個人素質,本來可以做很多事情,現在只能是力所能及了,走到哪算哪吧......

成稿於2009年9月27日星期日於曼谷流亡寓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中國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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