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歲，喊得喊不得？是一個有待商榷的事情。雖然幾千年來國人無萬歲，似乎活不下去。遠的不說，文革結束，就有四人幫倒臺，人民萬歲之聲又喊了出來。其實，根本不是什麼"人民做主"打倒四人，因為他們其實是五人，加上萬歲；這樣一來，這個萬歲一喊，就做了保留。把文革元凶毛給保留了。六四時期，也有人喊人民萬歲。但是，人民中一部分，還是跪下來在人民大會堂前面。他們企圖使得人民和政權中人一樣，放在天平一端，也能高高挑起。他們錯了。人民當家作主，是一個滑稽的訴求。至少在民主國家，不是這樣提法。在成熟的西方憲政制度裡，對於涵義不清的人民概念，一般要來實行界定和釐清。不會出現人民萬歲之類泛人民化的提法；泛人民主義的提法之所以不好，不清楚，不成熟，是因為他的內涵空洞，容易被民粹分子和極權主義者利用。這裡分成幾個層面加以析說--
一個層面是，人民含義往往要實行具體分析；也就是說，國家之內不存在一般性的人民，只能區分成為個個階級；各個階級都有許可權和義務--相對於無產階級而言，它同樣沒有任何優先和僭越之許可權可言（相對於其他階級）--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立法和立論之階級優先說--現在，中國工人地位，自不待言，不能喊工人萬歲了；也自不待言。農民可以喊萬歲乎？知識份子可以喊萬歲乎？資本家可以喊萬歲乎？解放軍可以喊萬歲乎？都不可以；那麼，集合所有這些人這些階級這些集團，就可以喊萬歲乎？其實，也是一種邏輯不通的思維。集合概念本身，就無法確定其本來確切的內涵。所以，除去所謂獨裁者願意喊喊它，人民自己，卻不敢喊之，命之，確之。二，人民是一個莫大的空泛概念。人民分子，不容參雜其中，比如，有人說，我是人民一分子，所以，我也萬歲；於是，人民笑了--反之，人民萬歲，不包含你我他三分子，也就無人民之存在--這是"人民悖論"所在。重複而言，毛可以喊人民萬歲，因為，他不是人民，是人民統治者。這個道理難道不清楚嗎？
三是，人民權利保障於憲章或者憲法中，是有明確界定的。比如，工人權利是有勞資雙方共同規定的，不是你喊一喊工人萬歲，就可以解決的--不情願解決工人問題之資本家，當然，也不可以喊其萬歲，那在西方要引出革命的。農民萬歲問題，地主萬歲問題，以此類推，如出一轍。也就是說，憲章要規定個個階級的合法或者不成文法乃至道德的規定性。這個規定性，不是萬歲，而是在其（個個）有生之年如何得以保障其人權和財權。四是，西方民主濫觴，就是實行人民選舉制度。普選制度造成的結果，不是人民直接執政，而是實行所謂代議制政治。這是政治學的常識。代議制政治除去全民普選這個運動，並非人民永遠實行其直接意志，而是由代表執行與操作；人民不能人人執行之。這樣，就產生權利代表和精英代表主政的情形和概念。三權分立，也是因不能事事人民操作而被迫實行之制衡制度。五是，這個人民的大概念劃分，就是尊重多數，保護少數。希特勒，毛，都是多數人民的意志代表--而這個多數，就像母雞下蛋一樣，其實只是其政權所下之蛋，而已--希特勒時期，少數掌握真理和尊嚴者，是人民反對對象；就像文革時期，六四時期，反毛者，被看成異端。於是，最為重要的反邏輯結果是，極權主義人民性的出現，其實是對於人民的挾持，洗腦和忽悠；只是可惜，中國人民一聽見人民萬歲，就產生錯覺，以為人民真的萬歲了，其實是，中國人民，一歲也不歲。
極權主義哲學的人民性，就是以此空洞，恐懼和脅迫的人民概念，來統領一切，命名一切，鎮壓一切。從人民會堂，人民政協，人民學校，人民醫院到橫不能人民雞鴨，人民白菜，人民糖醋，一切，都是人民；這就是人民一切，一切皆無，一切人民，一切空洞，一無所有的人民論和人民主義。我們很少看見美國，歐洲國家的人民命名現象。因為，他們的領袖不能自己含萬歲，也很少喊人民萬歲？為什麼？因為，這種集合名詞帶來的集體效應，官僚效應，往往和美國和歐洲政治哲學的語匯格格不入。他們瞭解的人民革命和盧梭意志（普遍意志），百多年來，一直處於爭論不休之中。人民，在他們那裡，往往被 "人"（PEOPLE）這個名稱所替換--也就是民本/民主甚至自由主義，對姑且存在之人民主義之真正詮釋；"人""人"享有天賦權利：就是每個人，個體和個人主義；不是人民集合/集體/空洞主義，享有之--孫文的三民主義之民，很有點西意色調，和"人民"這個專制獨裁內涵，區別很大。事情總是這樣。如果一個獨裁者以人民的名義來對百姓講話，他的"自然"地位就等於人民，或者高於之。這樣一來，人民的真正內涵，就被解構掉了；而民選總統之類，如果要提及人民，首先要確認其選舉的合法性；不是在此之前，而是在此之後，他才有資格，言及人民。這是一般性人民過程和人民-領袖合法性過程的確切解讀。（雖然這裡仍舊存在一個線性思維的鏈條：上帝--人類--道德（原自上帝律令）--人文主義（結構上帝律令）--政教分立--道德人文主義和經驗主義對於絕對律令的解構--國家和政權對於宗教的優先地位--人權在國家利益下的掙扎--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博弈--人權團體的非政權性質（帶來的缺憾人權和無人權經濟貿易）--新世界意義上的新殖民主義和專制極權國家對於本國人民利益和人格尊嚴的出賣--大世界和小世界人民性的虛妄；等等。）
反之，如果人民本來就是皇帝的子民，其定義中的許可權，本空皆無，那麼，針對這樣的人民，空喊萬歲，則強調了這個集合名詞的更加嚴重的空洞化和忽悠化。如果沒有任何人可以確解人民在此之含義，他就會針對人民實行空對空的喊叫而全無內涵。這個內涵的空洞，是以一切之人民雞鴨和人民白菜，為其無足輕重的許諾和預言的--我們重複而言，未來，是主子許給下人（人民）最後的禮物--"他們折磨奴隸的辦法，是讓他們等待著"（榮格語）；當他們六十年或者二十年許諾蛋糕（政治改革之類），餓死的餓鬼及其後代，難道還要相信未來嗎？他們的人民主義難道還會"當家作主"嗎？在另外一個方面，人民解讀的暗示作用，就是以此大詞來等同政權，叫做人民=政權=國家=祖國=等於祖宗，等等。所以，建國初期，投降者和繳械者之所以還是不能逃過劫難，就是因為他們是人民敵人--在此意義上，人民萬歲的真實含義，就是毛萬歲，就是政權萬歲，就是老佛爺萬歲，也就是，要殺死一切不是"人民"的人民/敵人/繳械者，地主，資本家，反革命，知識份子等等--這在毛叫做區分人民內部，人民外部之分；這是如何一種野蠻百分比的殺人哲學。於是轉了一個圈子，人民萬歲，還是=毛萬歲=專政萬歲。所以，這個人民/毛之同一性原理，就像皇帝新裝一樣，明確擺在那裡。只是很可惜，面對"新裝"，我們偉大的中國人民，還是一要萬歲，二要人民，三要--鬼知道要什麼！
於是，人民和歷史之走向，同樣發生一種悖論。人民，是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問題於是發生一個"進步論"錯覺。人民推動了歷史，何以見得？思想史，科技史，政治史，等等，是不是人民推動呢？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課題。自由的歷史，就是不自由的歷史--其中，人民還是精英，還是異端，還是君主抑或上帝在安排之？這也是未定課題。所以，人民和歷史，處在一種交織的不明織體裡，呈現含混不清的面貌。簡而言之，民主歷史，基本上是精英主導的思想運動和人民運動（含軍事鬥爭）；非民主運動，也是一種精英運動，由社會主義分子主導，人民撐起載體，也就是一般而言之革命犧牲。所以，人民何時何地成為歷史主宰，很難說。農民起義，是人民做主嗎？當然不是，是宋江或者普加喬夫做主。洪秀全和毛是人民分子，但是，其作用本來就是要反對人民。所以，過於誇大人民主體，往往有悖於歷史的細節和本真。何以人民走入一種語言系統，主要是馬克思系統和社會主義系統有此需求，因為他們以人民代表自居，操作而後鎮壓之。這個常識無需多言。就連西方民主操作，也帶有很多社會主義性質--好在他們制定了對於多數和盲政的制衡機制，才得以不使人民做大。所以，人民萬歲，無論從歷史，無論從實際，根本就不存在。一般而言，人民是要求偶像崇拜的。這個話題引向東，西方的盲目明星崇拜。我們看不出一個什麼歌星或者球員可以拿到幾乎和上帝比肩的地位，但是，人們確實就是這樣做法；古往今來就是這樣做法--不分專制社會還是民主社會--他們都要把某某某捧上一個迷信神壇。這就是因為人民，不是崇拜對象。這當然是針對人民萬歲的負面效應而言--如果人們將之顛倒過來，說人民最最最，如何如何，也有險惡命名之嫌。因為這也不是事實。
卡爾.波普這樣說--
民主並不是人民當家作主。"民主這個詞--在語源學上，意思就是‘人民統治'--其實是相當危險的。"（《二十世紀的教訓》卡爾.波普/下同）
"伯里克利心裏很清楚，雅典民主不是人民統治，這種事情不能在。"
"我們從休昔底德的記錄中得知，雅典民主其實做出了許多罪惡的決定。他們屠殺了米洛斯島邦的男人......。"
"自由選舉選出來的德國議會，通過授權法案，讓希特勒平步青雲，成為獨裁者，雖然希特勒沒有在德國贏得任何一場選舉，但是，在兼併奧地利以後，他卻贏得了壓倒性的選舉勝利。"
約翰.穆勒則說--
"在民主政體中應該存在一個抵抗民主的核心"。他提倡的做法就是熟練政治家和精英參政，如羅馬元老院一類監督機制參政；含義是保護少數（因為"多數中的‘多數'"--一樣，也是"少數"（見《代議制政府》））。
在他們的論述中，其前提是民主政制也已建立完畢；從而對代議制政治產生某種人治和法治間性的擔憂。從我們這裡出發，前提需要更改。這個更改的前提就是--"人民本身應該存在一個抵抗人民的核心"--這就是對於極權主義庇護下所謂"多數人"的抵抗。這個抵抗，從最大意義上反對"人民萬歲"這個提法。進一步說明是，如果對於代議制政府出現的擔憂是：多數暴政抑或精英獨裁，人民政治則完全反向驅動；其利用多數，利用人民；既摧殘多數，也腐化精英。於是，問題的提法是，在"人民萬歲"這樣的概念驅使下，人民本身的階級，階層，團體和派系（如果說有此派系的話）等等分野，全部消失。人民，變成一堆泥，一堆肉，一部機器，其屬性在萬歲之呼聲下盡數消解。所以，民粹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人民定義，正好是人民反對人民的變形紀。這個說法，見諸很多極權主義研究者言。所以，當民主政制學家擔心民主之多數危害的時候，極權主義寡頭則偏偏最為醉心於此，原因正在這裡。固然，在此政權的性質分疏上，人民定義還是有所變化的。（八十年代的人民和今天的人民，多有區別；其內涵就是，八十年代的人民，似乎走向人民屬性的積極含義--就像四十年代的人民，似乎"共同綱領"了，土地私有化了，民族資本家剝削有理了--；而如今，這個積極變成了消極；但是，歷史的邏輯告知，八十年代的人民，他們和四十年代沒有不同。那個歷史的邏輯，其實，是一個假判斷。其內涵就是制定前提，不是為了推導和發展，而是為了取消之，毀滅之。所以，今天，六十歲的時候，人們就連這樣一個所謂自發性，也被悉數取締了。其實，所有這些自發和不自發，實質完全雷同。）
所以，建立"人民反對核心"和建立"民主反對核心"，正是體現民主化和人民性的最好方式。用歷史上通俗的例證析說就是：當文革，權慶，閱兵和火炬（納粹）遊行形成紅色或者火色海洋的時候，人民反抗人民的前提就已形成。所有參與之的人民，正好是人民靈魂猥褻和肉體機械化辱沒的結果。他們正好是人民異化人民的結果--為什麼要對這些人民喊萬歲呢？--原因同樣十分簡單--因為這些走上廣場的人民，其份量等於0；等於0之意味何在，就是凸現了獨裁者的無窮大意義。在另外一個層面，極權時代少數人的自由傾向，往往是並不對等於人民多數的一種異議力量，他們確實應該受到保護，而不是因為人民暴政之穩定性需要，將其逮捕或者囚禁在家裡，等等。這是萬歲聲裡最為險惡的指向和內涵所在。所以，我們才對萬歲/人民/多數，提出異見。這也就是所謂歷史的辯證法所描述的，人民在場等於退場的變形紀。退場，是一個悲哀，卻是一個事實。也就是通常所謂，只要一個人不自由，所有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當我們看到一部分人自由行進（其實也是不自由的），另外一部分人被阻止和被驅趕的時候，我們自然會想到多數人的尊嚴喪失殆盡--他們豈止不是萬歲，就是一秒鐘也不許存在於（某條）街道上。這是一種多數人的恥辱。這不是民主，甚至不是民粹，這是豈有此理。只可惜，六十年來，國人一直在保護這種豈有此理，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這個人民內涵等於0；他們也不知道，他們被上百億上千億自己的錢包裹起來的形象，十分醜陋，十分尷尬，十分空洞；因為，他們不是他們，只是一種祭品和犧牲。
這難道不是非常悲哀，非常不人民，不自由之舉動，之失落，之恥辱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