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直到1974年1月底，極左份子被迫放棄阻撓拖延的策略之後，我們才終於收到調令。久經變幻無常的政治氣候的折騰，生怕夜長夢多，我便冒著大雪出發前往蕪湖報到。老王丶一位好心的下放幹部，恐怕我憂患餘生又在路上出事，欣然陪同我在冰天雪地中長途跋涉。我們先擠上公共汽車去和縣金河口，搭輪渡過江，然後老王好不容易才死勁把我推上了一節擁擠不堪的鐵皮車。車廂中央赫然在目的是一隻大尿桶，讓我想起半步橋勞動教養所監房的往事，回味無窮。
安師大新任的黨委書記兼革命委員會主任魏心一滿腔熱情地接待了我。五十年代早期，楊效椿任省委宣傳部長，魏任副部長。反右運動中，楊中箭落馬，魏也於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後來兩人都平反覆職，文革開始又都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近年再次平反，魏在楊的領導下對新職滿懷憧憬，一心要辦好這所全省最大的大學，首先要恢復對學問和有學問的人的尊重。他說他早就盼望我來，加強英語教師隊伍，並放下手頭的工作，和我暢談了一個多小時。
我到各有關部門走了一圈，辦了各種手續，第二天身上帶著一百四十元現款回家。外語系一位女副書記，不顧一位副主任的反對，堅持從系裡小金庫借給我兩個月的工資，"讓巫老師和家裡人歡歡喜喜過春節"。我被停發工資已四年之久，對我來說這筆錢簡直是天文數字。八年來，這是全家第一次在一起歡度春節！怡揩的情緒甚至沒受到明顯影響，當她得知她再一次沒如願被分配教學工作，因為外語系書記說："我們正缺打字員，打字也是革命工作嘛。"
不幸的是，春節一過，我們一家又要拆散了。安師大人滿為患，暫時沒有住房可以分配給我，而系裡已經決定要我在二月開學時就上課。經魏書記特批，我帶著一丁和一毛住進附近的鳩江飯店一個小房間，他們倆已經轉學到師大附中。怡楷得帶著一村留在高莊，等候房管科給我們一家五口分配住房，科長把我的名字放在等候分配住房名單的最下面 。
自從我在1966年5月底上過最後一堂課之後，一轉眼七年半過去了。大學學制從四年改為兩年，招生辦法不再是通過統一高考擇優錄取，而是從工丶農丶兵中選拔，條件是階級出身好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好。金榜題名的稱為"工農兵學員"，以別於文革前的"資產階級大學生"。他們的任務不僅是上大學，還要管理大學，改造大學，統稱"上丶管丶改"。教師成為學員監管下的改造對象。
外語系副主任丶張副教授分配我教英語專業二年級一班精讀課。全班二十人，其中一半是城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在下放幾年期間靠收聽英語教學廣播節目自學過英語。其餘的是由公社丶工廠丶部隊選拔的，沒學過英語，對於英語也無興趣，只想混張大學文憑。張副主任規定選用教材範圍限於英譯毛主席著作丶黨中央文件丶《人民日報》社論丶官方肯定的新小說等等。在課堂上，我把每篇教材中的單詞丶成語丶典故等等譯成漢語，加以解釋，再把語法的難點處理，對於這種課文本身就沒什麼可說的了。我往往把課文朗讀一兩遍來打發時間。有些學習比較好的同學愛聽我朗讀，課後有時來串門兒聊聊天，因此受到政治輔導員和那位女副系主任的警告。這讓我想起，在高莊時青年社員愛聽我讀報，儘管他們聽不懂我讀的黨八股。我暗自好笑，我的聲音中一定有什麼異端的魔術吧。
英語教師中唯一留過學的是張春江老師。他當年在美國攻社會學，回國後在上海滬江大學任社會學教授。1949年上海"解放"時，他兼任校務委員。1952年院系調整，滬江作為教會大學停辦，同時社會學被定為"資產階級偽科學"。張老師被重新分配到安師大，不是當教授，而是作為一名沒有職稱的英語教師，月工資6650元。從此以後，每逢政治運動，他就被抓起來，運動結束後又放出來。如此三進三出，莫須有的罪名都是在滬江大學任校務委員時抗拒接管。他是虔誠的浸禮會教徒，從來沒有怨言，從來沒有顧影自憐。他的座右銘是"人生從六十歲開始。"每次出獄後，他就馬不停蹄，以同樣天真無邪的熱情，繼續為他熱愛的國家服務，竭盡全力幫助學生和同仁。他教授英語口語，許多學生都敬愛他，不僅因為他講的是完美無缺的美國英語，而且因為他真心誠意關心他們的學業。打字不是他的本職工作，但他一有空就去打字室幫忙。他的十個指頭在一臺古老的打字機鍵盤上飛舞，快速驚人，節奏優美，準確無誤，（他也會彈鋼琴），要麼清理積壓的工作，要麼趕印一篇幾小時前剛發表的重要黨中央文件或者《人民日報》社論的英語譯文。他數十年如一日的忘我勞動從來沒有得到過表揚，數十年如一日的工資待遇一成不變，他也從來沒有指望過任何獎勵。他是大學校園裡一個活的傳奇。對於那些毀了他的一生又利用他的才能和愛國熱情的人們，他也是活生生的無言譴責。
我第一次在外語系露面，春江就輕快地走過來，張開雙臂歡迎我，彷彿找到了一個失落多年的兄弟。他住在赭山頂上兩間破敗的小屋子裡 ，他的夫人是藝術系的鋼琴教授，也曾留學美國。我們兩人都沒課時，他就會很吃力地爬上山，帶我一道回家去。我們倆一面喝杯清茶，吃點零食，或是吃一頓他動手做的便餐，一面聊天兒。他從來不提他多年來遭受的苦難。他愛談的是如何想方設法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他那份忘我的獻身熱情令我感動。他真如一江春水在一個漫長的嚴冬流貫許多人的生命。
另外那位張老師，全系唯一的副教授，卻是一個完全兩樣的人物。他是三十年代從武漢大學英語專業畢業的，可惜他好像並沒有從武大外語系幾位名教授那裡學到很多東西。他謹小慎微，唯唯諾諾，入黨陞官。他隨著每個政治風向的變動，緊跟黨當時的路線。作為黨員，他擔任分管教學的副系主任，而自己卻並不教課。我每天上課以前，他發給我一枝粉筆，其它教師也一樣。他在早晨第一節課的上課鈴響以前走進辦公室，從來不在下午五點以前下班，天天如此。光憑嚴格遵守上下班時間丶從不遲到早退這一條，他年年被評為"模範共產黨員"。貴為副教授，他享受全系最高的工資待遇。有一天，系辦公室一位幹部感慨道："我真想知道老張每發一枝粉筆，國家要付出多少代價。這是黨員教授為他每月一百幾十元工資干的唯一的工作。"這話其實不完全公平，因為黨員教授還有許多重要的政治任務要完成。不久前，在又一次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政治運動中，張春江老師受到一名工農兵學員的批判，這個積極份子指責張老師在講授英語虛擬語氣時用的例句"我若為王"。他被控兩條罪名：一條是"指鹿為馬"，另一條是"懷有反革命復辟的夢想"。黨員副教授一向以英語語法專家自命，在業務服從政治的原則下，站穩立場，此時毫不含糊地站在工農兵一邊。
二
一家兩地分居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了。我帶兩個大孩子在學校職工食堂就餐，且不說飯菜如何難以下嚥，三個人每月買飯菜票的錢超過我每月七十元的收入。而怡楷和一村的下放生活簡直難以忍受了。我離開後的第二天，老螃蟹就下令讓三老爹把我們家的兩塊菜地犁平，並公開宣布怡楷為不受歡迎的人，因為他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們的茅屋拆掉，給木料派更好的用場。我不斷地催房管科長早日給我們一家人分配一個住所。四月中旬，我得到通知，我的住房已經分配了。我急不可待地去看我的新家，指望一家人早日住到一起。我看到的是一座臨時性工棚中的一間屋子，和我們在鄉下住的茅屋差不多。這間屋子原來是一家裁縫舖子，前不久喬遷到一個好地方去了。屋子面積大約十七平米，泥土地。我實在想不出什麼辦法，把一家五口安頓在那間屋子裡，只得向系領導匯報，湊巧聽匯報的就是那位當初堅持要讓我予支兩個月工資的副書記。她聽了很生氣，讓我再找房管科，就說沒法兒住，要求另行安排。科長沒想到我剛出"牛棚"不久居然就不服從分配，拿起筆把我的名字重新寫在等候名單的末尾。過了幾天，政工科和財務科同時通知我：如果我不及早搬進房管科分配的宿舍，我自己就得付積欠的旅館費。有一些好心的同事為我擔心，因為我顯然付不起這筆費用，同時也因為某些極左份子可能把它歪曲成政治問題。暑假一到，一丁丶一毛回高莊去和媽媽丶弟弟一起度假，俄語講師顧永年邀請我搬到他家去住，她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回上海家中度假了。為了把我從進退兩難的困境解救出來，這位相識不久的同事把自己的床讓給我睡，自己冒著同情"摘帽右派"的風險，鋪一條涼席睡在地板上。這種"雪中送炭"的行為在當時簡直有天方夜談的味道。但是旅館的帳單一直壓在財務科，直到幾個月後，財務科長被魏書記當面批評"違反黨的知識份子政策"後才解決。
八月中，我終於分配到"新居"。校園圍牆外面有一座當年的美國基督教會的教堂，多少年來一直空著，不久前被安師大接收，改建成教職工宿舍。它立在鳳凰山下一個高坡上，俯視一條通往專門接待黨政領導幹部等貴賓的鐵山賓館的汽車道。上帝被無產階級專政掃地出門，他的家被分隔成八段，每段再分成兩小間，分配給八家居住。從高莊搬家的重任又落在怡楷和一丁的肩上。我直到要搬的那天才搭學校派的卡車去高莊。事有湊巧，怡楷的三哥世瑜從怡楷的家書中得知我們要回城，特地從天津趕來幫忙。他是傑出的歷史學家，一到就說高莊很像西安附近的新石器時期的半坡村，驚嘆我們那麼多年怎麼居然活了下來。但是我們和社員們朝夕相處多年，等到一家五口和三哥一起擠坐在我們寒磣的行李上，身旁還有一個木箱裝著所剩無幾的母雞，揮手向歡送的鄰人老小告別，真感到依依不舍。正當卡車啟動時，小基貴不知從哪兒冒了出來，像平常一樣半裸的身子污穢不堪。他奔跑著追趕卡車，拚命呼叫："老李，帶我走！我是你兒子！老巫，帶我走吧！"他離我們已有一段距離，怡楷和我同時提高嗓門兒喊道："再見啦，小基貴，再見！你快回家吧！"怡楷咕噥道，一半說給自己聽，一半給全家人聽："這孩子以後怎麼辦呢？"
我們的新家比高莊的茅屋還小，不過有水泥地。我們還是在那個小煤球爐上燒飯，晴天在戶外，下雨下雪時就把爐子抬進來。這裡沒有池塘，八家合用一個露天的水泵，冬天上凍要用開水澆。這裡沒有自家的露天廁所，公共廁所在山頂上，上山的崎嶇小道沒有路燈，廁所裡也沒燈。家裡誰要是晚間非得上廁所，大家就會警告"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毛一天晚上去上女廁所，碰上的是另一類驚險。隔壁瀋老師十七八歲的大兒子是個孬子，摸黑闖了進去，嚇得一毛大聲呼救。
